莽原社·狂飙社·未名社述考

莽原社、狂飙社、未名社之间关系非常复杂,其成员构成变化大体可表述如下:莽原周刊时期以狂飙社作家群和安徽作家群为主,以狂飙社作家群为“第一集团军”,安徽作家群为“第二集团军”;莽原改组后,“退稿事件”发生前,狂飙社成员仍属莽原社成员,只不过由“第一集团军”变成了“第二集团军”,以安徽作家群为主的未名社成员则成了“第一集团军”;“退稿事件”发生后,狂飙社成员再未在半月刊上发表作品,这时的莽原社已名存实亡,《莽原》半月刊成了未名社的机关刊物。     

狂飙社与第二次思想革命

《新青年》分裂后,各种“反动”思潮甚嚣尘上,远在太原的高长虹感到了苦闷,与人成立狂飙社,“把文艺界团结起来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北京《狂飙》周刊时期,高长虹发出了“我们要做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压倒”的誓言。《莽原》时期,高长虹与其他狂飙社成员一道,协助鲁迅与黑暗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上海时期,高长虹团结志同道合者继续进行思想革命的工作,其工作的重点为“科学与艺术”。     

文聚社的出版物

文聚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文学社团,先后创办了<文聚>、<文聚丛书>和<独立周报·文聚>三个文学刊物,并在其上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其中不乏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品.由于刊物存世稀少,至今无人做过介绍和研究,从而影响了人们对于文聚社创作成就的认识.本文以史料学的方法,如实地介绍这几种出版物,系学术史上第一次公布其具体内容.本文披露的史料,无论对于文聚社的研究,还是对于中国抗战文学和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陈瑚'莲社'与《顽潭诗话》

明清之际是中国古代文人结社最为繁盛的时期。著名思想家陈瑚创立的“莲社”是清初重要的遗民诗社之一。“莲社”的文献资料主要见于陈瑚纂辑的一种唱和类诗歌总集《顽潭诗话》,但《顽潭诗话》所收作品及其作者相当庞杂,并不简单等同于“莲社”的社诗总集。通过对《顽潭诗话》的仔细分析和鉴别,可以获知“莲社”的成立时间、集会唱和、基本成员等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为该诗社勾勒出一个比较清晰的面貌。同时,以《顽潭诗话》为线索,还可以进一步探究陈瑚以及其他“莲社”成员另外组织或参加过的若干诗社,从而理清“莲社”及《顽潭诗话》更多方面的关系。所有相关考察将有助于对整个清初遗民结社乃至古代文人结社进行深入的研究。     

狂飙社成立时间考证

目前关于狂飙社的成立时间主要有三种说法:1924年11月、1924年8、9月、1926年.根据高长虹、高沐鸿、冈夫等的相关文字可以推断,狂飙社的成立时间当为1923年暑假.与此相关的是,狂飙出版物一度使用"平民艺术团编"的字样,只不过是借"平民艺术团"这块牌子,而不能说"平民艺术团"是狂飙社最初的名字.     

以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与复社诸子的交游

崇祯年间,谭元春率竟陵派许多成员加入复社,耐人寻味。谭元春在启祯间与复社人士交游主要在四个区域:湖广,除公安派后继者外,友人多身兼竟陵派与复社两种身份;江西,为期两个月的胜游,与复社诸子谈诗论道,结下了深刻友谊;吴越,两度出游,友人皆为谈文之人;京师,四次上京,曾与吴地的复社魁首有过匆匆接触,无深交。梳理谭元春与复社成员的交游情况,有助于了解竟陵派在启祯时的进一步拓展。     

初期象征派诗歌体式论

初期象征派诗歌体式论子张由于社会形态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十九世纪法国前期象征主义诗歌的理论和作品直到新文学运动发生以后才逐渐传入中国并对新诗创作产生影响。少年中国学会的年青作者和文学研究会、语丝社以及未名社的成员都发表了一些介绍文章和翻译作品。但仅...     

寻找高长虹

在阅读《鲁迅全集》过程中,经常要涉及"狂飙文人"高长虹,《鲁迅日记》中,关于高长虹的记载有85处;鲁迅杂文中,涉及高长虹的有十余篇三十余处;鲁迅书信(特别是在《两地书》)中,更有不少地方提到高长虹.但是,自1928年狂飙社解体之后,高长虹却象慧星一样倏忽之间消失在长空,成了谜一般的神秘人物.由于年代久远,结识高长虹的人目前已寥若晨星,能准确说出他下落的人更是难于寻觅.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就长期存在着这样一个高长虹下落的"哥德巴赫猜想".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成员"搭便车"行为研究 ——基于演化博弈视角

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有损于集体利益的“搭便车”现象,用演化博弈分析方法探讨了成员社在联合社发展不同阶段做出行为选择的理论逻辑,并运用Matlab软件进行数值仿真。研究发现,在联合社初创阶段,建立奖惩机制可以有效解决较高的合作成本带来的成员社“搭便车”问题;在联合社发展阶段,一方面剩余控制权使得普通社比核心社更倾向于“搭便车”,另一方面俱乐部产品的形成增加了成员社对“搭便车”的预期收益,加大奖惩力度可减少“搭便车”行为。由此提出以下建议：联合社与政府加强监督;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实现成员社与联合社的利益联结。     

鲁迅与南社

南社是中国近代乃至现代历史上一个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它的活动从辛亥革命前夕到抗日战争爆发,一直延续了三十年左右.其成员共达一千多人,遍布全国各地,在当时的文化界、政治界都有广泛的影响.鲁迅先生和南社成员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不仅在辛亥革命期间参加过南社的支社——越社,而且同这个组织的许多成员都有过交往.仅在《鲁迅日记》中,关于南社成员的记载就有七百多次;在鲁迅的杂文中,直接提到南社的也有三处.(仅仅涉及南社和提到南社成员的没有计算在内.)因此,研究鲁迅和南社的关系,对于了解鲁迅的生平和学习鲁迅的作品都是必不可少的;对于研究南社也是不无裨益的.但是,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把对“南社”的研究归诸近代文学,而把对鲁迅的研究归诸现代文学,忽视它们事实上是属于同一历史发展阶段的.忽视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它们之间的比较研究,致使一些史料湮没.就连新版《鲁迅全集》中的个别注释,也因编者未将视野触及到“南社”研究研究方面,而出现了误注的情况.在本文中,笔者仅根据见闻所及,提供一些零散的史料,以供读者参考、错误和不足之处.尚望博识者补充指正.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旧体文学亟待研究

本文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旧体文学问题，确定了旧体文学的范围，追寻了旧体文学与新体文学对立的原因，指出认为旧体文学不具有现代性是一种误解。接着指出研究旧体文学在现阶段的意义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完整地了解文学的转型；帮助我们熟悉一批当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作家、作品；更深入地了解新旧文学之间的对话、交流、演变，并且可以突破一元论历史观的束缚。     

情感因由文学和思想因由文学——从“写作动因”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所作的考察

中国现当代文学继承了中国古代、近代文学中情感因由文学和思想因由文学并存的文学传统。而从"五四"至建国后再至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思想因由文学都受到特别的褒扬与激励,相反,情感因由文学却受到相对的冷落。只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后者才引起了重视,以至于到了当今21世纪的前10年,情感因由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渐渐占据了文学的上风。中国现当代的这两种文学,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创作目的不同,创作过程不同,作品特色不同,美感也不同。而这两种文学中的许多作品,都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情感因由文学缺乏独特的情感,和必要的思想负载;思想因由文学却又缺少了思想的独特性和深刻性。而真正的好文学,是要最充分地宣泄独特的情感,表达独特的思考,同时又是含蓄蕴藉的。这样的作品,在鲁迅、沈从文、叶圣陶、老舍、巴金、钱钟书、艾青等人的作品中可以找到。     

近代文学教学论略

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实践教学中,要准确把握近代文学的定位,通过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理清其发展轨迹,并正确对待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之间的关系,公允地评价作家作品,这样才能真实地展示近代文学的面貌及其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王西彦《春回地暖》何以被当代文学史冷落

王西彦的《春回地暖》是作者平生篇幅最长的一部作品,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篇幅最长的土改题材小说,创作时间历时12年。这样一部倾力之作却并未被当代文学史重视。除了题材原因,它的被冷落还与其写法有关:它虽然也写了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却并未将故事传奇化,难以像“红色经典”那样以情节吸引读者;它没有塑造高大完美的人物形象,又难使当时的批评家满意。这两种因素导致该作没有产生“红色经典”那种广泛的影响。在新时期语境中,作者为“政治正确”而采取的保护性修辞又使其被新的研究者忽略。由于作者信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虽然作品竭力向“典范土地革命叙事”靠拢,却显示出诸多“非典范”特征,这使其具备了一定的内涵复杂性和更多的艺术真实性,值得研究者注意。     

中国现代作家为何创作古老神话

中国现代文学倡导以现代生存体验和人生思考为主要的表达对象,然而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作家却都曾创作过以古老的神话为题材资源的重要作品。现代作家之所以会创作古老的神话,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原因:第一,中国现代作家在对新文化的积极建构中,对包括神话在内的传统文化有积极的汲取;第二,现代作家的神话题材作品将远古神话与现代社会的现实关切结合在一起,表现出鲜明的现实指向;第三,创作神话题材作品的作家大都表现出对于中国民族文化和西方异域文化的多方关照,他们既是新文学的巨匠,也对包括神话在内的古代文学具有深厚的积累。对于现代作家创作神话题材这一文学现象的考察,也丰富了对于现代文学多元性的思考,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传统之间复杂的关联性提供了新的研讨视角。     

基督教的罪观与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受基督教的影响至深。除了作品中的《圣经》意象、叙事等痕迹,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的“罪”观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心灵影响及由之带来的作品内涵的深刻性;更为重要的是,诗歌、话剧、小说等文类的发生与成熟,与此有关。对“罪”的省察与叙述,决定着中国文学的深刻与丰富。     

日本现代文论历史扫描

从文学流派思潮论、日本文学论、大众文学论、现代中国文学论四个方面对1945—2000年之间的日本文学批评进行概述,旨在厘请日本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规律性,从而为了解日本现代文化之精华,为正确解读日本现代文学作品提供不可或缺的参考。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的"向前移"问题

"'五四'新文学运动"曾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这样就遮蔽了"五四"前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相应也忽视了"五四"前许多文学作品已经初具的现代性.从早期启蒙者身份的重新认定,在文学作品中对科学、人权的引进时序,中国期刊的三波现代化浪潮,早期白话文的倡导和早期翻译作品的成就等方面来看,有必要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向前"位移,才能将20世纪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加以把握.     

新时期以来郁达夫其人其作研究综述

在中国文学史上，郁达夫向来就是一个复杂的、有争议的“文学现象”。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今，评论界对郁达夫其人其作的认识和评价很不统一，可以说一直存在着矛盾和分歧。新时期以来对郁达夫进行了重新评价，具体表现为：1．个人研究论著的大量涌现；2．研究领域的拓展；3．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多元化；4．研究队伍的日益壮大。     

论梁启超的屈原与楚辞研究

梁启超是我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启蒙者,也是开启近现代楚辞研究新风气的第一人。其《屈原研究》首开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文艺观点从纯文学和文学发展史角度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的风气,提出了不少新颖独创的见解,较之汉代以来传统的研究方法,颇多创意和突破。其《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楚辞》讲解《楚辞》有关问题及其读法,提纲挈领,简明扼要,且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颇有创见。在其他著作中,梁氏还对屈原的思想学派进行了专门论述。梁氏的以上著述,均给当时和后世研究者以很大启示和影响,在屈学和楚辞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