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拜伦”言说与被言说 ——《摩罗诗力说》“拜伦观”的接受史研究

鲁迅《摩罗诗力说》中的"拜伦"言说,成为后来在中国传播和接受拜伦的重要基础。它所建构的拜伦思想、精神、文本及意义,影响到中国对拜伦的言说及其价值评判。沿着鲁迅的思路,近百年来对"拜伦"的接受历经了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化,再回归到文学经典的过程。"拜伦"言说也受制于社会历史语境和言说主体的牵制。由此可见,鲁迅的"拜伦"言说及其被言说,隐含着当代中国学术向度与政治限度的博弈,拥有学术阐释史的意义。     

近现代中国的拜伦形象变迁及其原因

英国著名诗人拜伦在近现代中国产生过约三十年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在此期间,基本上以1919年为界,拜伦的形象却经历着较为明显的变迁。本文拟从分析表象来揭示规律,在梳理和描述英国诗人拜伦在近现代中国的形象的同时,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加以阐释,说明文学接受国的社会因素在文学接受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光荣的独舞——重返文研会“拜伦百年祭”现场

1924年,由于创造社等团体的缺席,文学研究会通过"百年祭"活动独力将中国的"拜伦热"推向高潮,其成果也体现了当时中国学界拜伦研究的侧重点,代表了当时的拜伦研究水平.其后,在激烈的现实斗争环境中,拜伦遭到边缘化.     

拜伦在五四时期的中国

五四时期,拜伦在中国有着突出的影响。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哀希腊》一诗的译介和苏曼殊、鲁迅的介绍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中国对拜伦的介绍是逐层深入的———从《哀希腊》的反抗民族压迫,到苏曼殊揭示的浪漫不羁,直到鲁迅指出的张扬自我,拜伦精神的各个层面一步步被中国读者所认识,并对中国文化的转型产生影响。     

近二十年中国“拜伦研究”述评

我国的拜伦研究从20世纪初开始,到今天已经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喜人局面.但是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我国评论界对拜伦作品的研究基本上是停留在拜伦的名著上,研究面还比较窄;二、从"音韵学"、"诗律学"的角度,研究拜伦诗歌对英语语言的继承和发展方面几乎无人涉足;三、用现代"文艺创作心理学"、"叙事学"理论研究拜伦诗歌,还仅仅是一个开始.中外文化交流在我们刚刚加入WTO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对拜伦、济慈、雪莱等英语语系的著名作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将极大地丰富我们的英语教学和科研内容.     

论鲁迅文学创作中拜伦式英雄的中国化

清末文坛的拜伦热给鲁迅带来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漂泊、孤独和具有反抗气质的“拜伦式英雄”已经深入到鲁迅文学创作的灵魂,他结合中国的实情,发掘其可利用的价值,在自身的文学创作中使拜伦式英雄中国化.鲁迅在早期和中期的小说创作中塑造了一些中国语境下的拜伦式英雄,对拜伦式英雄这一异域形象经历了由乌托邦式的憧憬到遇到卷土重来的传统势力后在妥协中求生存的转变,不同层面地展现出拜伦式英雄的质疑精神和抗争元素.其小说精心刻画的拜伦式英雄为改造国民性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论拜伦《唐璜》的主观战斗精神

拜伦的诗作《唐璜》具有一个突出的特征──“主观战斗精神”。这种“主观战斗精神”就是诗人拜伦在诗歌中用投枪式的锋利语言，对19世纪初欧洲黑暗社会的深刻揭露和大胆抨击。“主观战斗精神”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原因。这一特征具有深广的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     

论拜伦诗歌的讽刺批判精神

拜伦以一种反叛的姿态登上文坛,他借助诗歌创作挑战整个旧世界,其批判锋芒首先指向强大的封建势力和污浊的社会现实;在这一挑战过程中,拜伦才情横溢,所向披靡,逐渐形成了其情感大胆热烈、主观色彩浓厚、批判讽刺倾向辛辣和艺术上讽喻夸张的浪漫主义诗风。     

“例外”的“浪漫”如何可能——论拜伦诗剧创作中的“历史想象力”

历史想象力是拜伦诗剧创作中的一种独特想象力。它表现在拜伦诗剧对历史题材的关注、对历史场景的描写、对历史人物的塑造以及贯穿其中的对作品所涉及主题的历史价值和意义的艺术揭示等方面。为此,拜伦个性鲜明地运用了“预言诗体”和相关联的“预言体调子”,还借助了当时科学技术元素的一臂之力。历史想象力更好地实现了诗人塑造人物、还原现场、表现主题的创作目的,极大呈现了他的气质修养,释放了他的审美趣味,并创造出引领时尚的独特诗情。     

国内近二十年来拜伦研究述评

近二十年来,随着文学价值观的多元化及文学批评的渐趋规范与独立,国内拜伦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化;特别是在对国外拜伦研究成果大量译介的基础上,我国的相关研究领域尤其是综合研究与比较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突破。     

论清末"拜伦"译介中的文学性想象

清末"拜伦热"主要受到政治功利性意图影响,这一意图较多地掩盖了拜伦诗歌译介中的文学想象.在其译介中,梁启超注意了诗歌感染力、语言译换、精神传达等;马君武注重了诗歌形式、节奏和自我情感映射等;苏曼殊突出了个性抒写、诗歌韵律、意象、审美等本体性的文学特质.这些译介中的文学性想象与多种因素关联.在新文学发展脉络中有着隐含性的前奏意义.相对于"五四"时期的文学观念,这里的文学性想象还不够丰富,但已包含着对文学本体性和自主性的诉求等新质.     

拜伦圣经组诗审美心理述描

拜伦主要选择《圣经》故事中的英雄和女性题材进行创作。尤其是对失败的英雄和年轻、驯服、善良、美丽的女性,拜伦更是偏爱有加,其诗歌中充满了对英雄的赏识与同情,英雄的复杂心情在诗歌汇中体现得清清楚楚,给人一种英雄虽败犹荣的感觉;拜伦笔下的美丽女性神圣、纯洁,仿佛他们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女神,各个出神入化,有血有肉。拜伦利用圣经组诗《扫罗王的最后一战之歌》、《耶弗他的女儿》、《致伯沙撒》来体现他自己的思想与感受,将自己内心世界里的苦闷与挣扎表现得淋漓尽致。     

人格像似与镜像自我

苏曼殊的拜伦诗作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开拓了读者的眼界,激发了青年读者的革命热情。从人格视角观照苏曼殊与拜伦的文学关系,发现他们的人格像似缔结了一对绝佳的跨国文学姻缘。苏曼殊选择拜伦、接受拜伦、译介拜伦是借拜伦的人格镜像自我、表白自我、升华自我,释放自己的社会理想,表征自己的社会志向。     

探析人格内涵及人格权的性质

人格理论产生于罗马法,罗马法上的人格带有浓厚的身份性特点。近代民法抛弃了身份人格而强调人格之平等,并以此为前提进行民法典的建构。在此基础上,现代民法提出了人格权概念并对其进行规定。从本质上来说,人格权乃是自然人基于伦理人格而享有的,在实定法中得以确认的自然权利,其应属于私权利范畴。     

论中西文学艺术中的善与恶

中西文学艺术中表现善与恶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学、音乐、绘画艺术作为表现和强化“善”的手段 ,呈现出崇扬美德、表现和谐、追求圆满的特征。而西方文学、音乐、绘画艺术却表现了善恶冲突 ,甚至突出了“恶”来反映现实 ,揭示人性 ,从而表现出暴露阴暗、紧张冲突、综合繁纷的特征     

实践与对象的观念化和观念的对象化

人的实践活动与动物的活动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动物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二项结构”,人与对象的关系“三项结构”。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实践对象的观念化和观念的对象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间需要借助于实践工具 ,建立人所特有的第二信号系统以及通过语言符号来实现的     

牛郎织女传说与审美意象的外化

对于牛郎织女传说的研究 ,仅从史家观点和幻化形式入手 ,是偏颇和形而上学的 ,并使之失去了反封建意义。其“鸟鹊添河”幻化形式乃是一定历史阶段审美主体审美意象外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审美角度阐释牛、女爱情故事及外在形式 ,具有更为直接和普遍的意义 ,并能感性地揭示其反封建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