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元济在编辑出版实践中的创新精神

张元济在编辑出版实践中的创新精神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在出版方向的革新上,为了适应时代需要,进行中小学教科书改革;其次,在出版内容的突破上,应现代新式教育的需要,编纂汉语辞书和双语词典,出版高水平学术著作;再次,在出版技术的改进上,充分利用现代出版技术校勘和影印古籍善本;最后,在著作权的保护上,张元济是中国著作权保护制度最早的呼吁者之一,也是中国著作权制度建立的直接参与者和最早采用著作权保护的实践者之一.     

张元济:文商两茫茫

1927年10月17日,五条大汉持枪闯进上海极司菲尔路(现名万航渡路)的一处民居,绑架了正在吃晚饭的张元济。绑匪索价30万元。有一个绑匪看见张元济穿的毛衣上面有一个破洞,觉得很奇怪,就问:你这么有钱的人也穿破衣服呀。张元济真的不是有钱人,被绑架后,全家变卖了股票、首饰,仅凑足5000元,绑匪的赎金从30万元降到15万元,再降到10万元、5万元、3万元,6日后只好以1万元放人。     

张元济:国若强盛何惜此身

张元济先生对"家国"与"国家"的理解与他的人生取向直接相关。他希望在美好的家园上有一个健全的爱民的政府,基于"有益于人,一己之身名可勿爱惜"的精神,他致信沈曾植,希望沈能鼓动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行光绪所颁布各项新政;他与汪康年谋划刺杀慈禧;他鼓动盛宣怀推翻清廷。诸事未成,张元济离开政治,一心于出版,将其爱国情怀贯注于他出版的教科书内容中。     

张元济的儒商出版思想——兼及对当代中国民营出版业的启示

翰林出身的编辑出版家张元济是近代中国有远见、有魄力的出版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儒者.他在其毕生服务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管理、编纂过程中处处闪现出爱国忧民、义利统一、审时度势、务实开放、立己达人等儒商出版思想,这是其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在新的历史时期探讨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的儒商出版思想,有助于当代中国民营出版业从中汲取精神营养,从而锻造出用现代知识武装起来的当代出版儒商,进一步发展和振兴社会主义的文化产业.     

传统与现代的交汇——论张元济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与中国近代文化转向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业的杰出代表,其最突出的文化性是在张元济主政时期奠定的。考察张元济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活动可以从其注重中华古籍和汉译名著的出版行为背后,看出其＂温故知新,两者并重＂的出版理念。出版业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和行为也反映出清末民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之间交汇、碰撞,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转型和西方文化的中国化的结果,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向。     

张元济的宗教观与佛道典籍出版

出版家张元济不信教,却留下了不少关涉各种宗教的言论与著述。他一生主持编译的第一部书稿,是严复翻译的《支那教案论》;他与马相伯的交往,在纽约中国留学生集会上有关宗教问题的演说中热情呼吁培养爱国爱教的教职人员,等等,构成张元济宗教观的方方面面,成为研究他的文化观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出版家,他更以自己的出版实践,成功履行了为佛教、道教典籍续命的使命,一批序跋文字对佛道源流的精辟论述,大大丰富了他的宗教观。整理出版宗教典籍是为了存古,而不在于布教。所谓存古,即为古书续命,继承传统文化中合理的部分,为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所利用。外来的佛教与本土形成的道教,千百年来留下的丰富典籍是人类智慧结晶的一部分,后人没有理由拒绝。从《续藏经》《道藏》《碛砂藏》等等的出版传世即是证明。     

张元济,永不过时的话题——第四届张元济学术思想研讨会述评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壬辰(1892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刑部贵州司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戊戌维新时期,创设通艺学堂,传授新学。参与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被处革职永不叙用。后任职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事,期间曾任代总理(校长)职。主持编辑严复译《原富》,与蔡元培等创办《外交报》。1903年初,正式加     

甲辰开复后的张元济与清末教育新政

甲辰大赦（1904年）后开放戊戌党禁,蜇伏上海商界多时的张元济北上赴京任职,但因慈禧太后对“戊戌党人”仍抱有成见,他被投闲置散后断然南返。宣统即位,他寻机再返政坛参与清末教育新政,通过中央教育会的召开,再度亲历晚清政坛的腐败混乱,故就此打消继续参政的念头。然而他终将庞大的高端政、学资源引入教育与实业的融合发展之中,迅速在晚清民国出版领域开出一方广阔天地,立下了在民国政学商界纵横裨阖的安身立命之基。     

近代丛书编纂的巨擘——张元济——以古籍丛书编纂为例

张元济承天降之大任,投身商务印书馆60年,在总结前人汇刻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收书、藏书、整理出版古籍丛书,将丛书的广博气象和校印水平推向极致,成为近代丛书编纂的巨擘。他主持编纂的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孤本元杂剧等七部丛书如北斗七星,在中华文化的灿烂星空中熠熠发光。     

近代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以张謇和卢作孚为中心的考察

当前,企业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也引起了广泛讨论。而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企业家的作用、价值长期被遮蔽、漠视甚至扭曲。我们对近代企业家这个群体的认识,充满了符号化、简单化,我们带着偏见去认识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也就不可能真正继承他们强烈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我们可以说实业救国的道路走不通,但应该尊重那段历史中的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因此研究近代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的缘由,无论是启迪现代企业家,还是纪念民国企业家,都有重要意义。     

王云五与近代教育出版家的主体意识————以《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为考察中心

近代教育出版(特别是教科书的出版)构成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也从一个重要侧面展现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近代中国最早成立的民营出版机构和最大的教育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掌舵长达25年的著名教育出版家王云五,一生从未停止过对商务印书馆的教育出版活动及事业的反思与总结,并在一系列论著的基础上形成了《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这一集大成之作。《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试图从教育出版的独特视角来展现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教育的互动关系,其突出特点是始终不忘强调近代出版业自身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从而较为深刻地揭示了以作者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教育出版家的主体意识,也为后人考察和认识出版与教育的内在关联及其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典型而生动的个案。     

论王士禛与遗民交往的功利性

王士禛与遗民群体的交往主要集中在其五载扬州推官期间。他千方百计赢得遗民群体认可,为其在文坛以至政坛发展铺石筑路,是王士稹与遗民交往功利目的的初始。进而对遗民群体持以似有还无,若即若离甚至敬而远之的态度,是王士旗与他们交往的功利心态发展演变过程的体现。最终,“鸟尽弓藏”可谓是王士稹与遗民交往的功利目的实现之后的必然结果。王士禛对遗民群体的“用行舍藏”,顺利完成了自己文学地位的确认以及政治功绩的积淀,某种程度上也使其成为了满清统治者怀柔文化政策的执行者。     

文化之链:徐渭、王思任与张岱

徐、王、张是明中叶至清初生活在浙江山阴的三位杰出人物。徐与张的先辈交往密切,王与张则有师生关系,王、张都推崇徐并视之为效法的榜样。受地域环境和文化渊源的影响,三人在精神气质上具有明显的相似性,而在美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上则表现出一脉相承的特征。     

新出墓志与宋代文学研究的拓展——以王安石为核心的考察

在行实方面,新出墓志可以提供新的材料,重建宋代文学家生平中一些遗失、湮没的环节.对于文学史上一些重要作品的作年、背景,还有涉及的重大文学史实,新出墓志可以提供确切的解答.它有助于家族世系的全面呈现,纠正文集、族谱中的诸多讹误,推进家族文学研究.它为更加全面、客观了解北宋后期党争、政治史提供了宝贵史料,有助于走出成王败寇的胜利者书写,深化党争与文学的研究视域.它为墓志的书写研究提供了珍贵个案,有助于走出证史、订史的传统金石学藩篱,走向历史诠释.对新出墓志的利用,必须注意辨伪及文体特质.     

论商法的原则和精神——从商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谈起

中国商事通则的制定对于我国商事法律制度建设的现代化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商法基本原则的厘定和商法精神的弘扬与普及则是顺利制定商事通则的关键,二者的成功实现取决于对商事法律关系基本特征的准确把握。商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曾经是学界热议的话题,其中的主流观点却值得反思。商事法律关系的特征是"聚合性"而非"营利性",商事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的根本区别在于"量变导致了质变"。这直接决定了商法与民法有着大相径庭的原则和精神。     

王船山法治思想的伦理精神探幽

王船山作为明清之际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其法治思想充分体现了近代的伦理精神:在立法上,提出"刑尤详于贵,礼必逮于下"的主张,彰显了重在防范政治权威侵犯人民权利的立法精神;在司法上,发出"为复肉刑之议者,其无后乎"的呼吁,高扬了批判肉刑、否定死刑的人道主义精神;在法治理想上,强调"置天子于有无之外"的重要理念,凸显了"虚君共和"、"法律至上"的近代法治伦理精神.王船山分别从立法、司法、法治理想三个方面彰显了保障人民权利、高扬人道主义、提倡"虚君共和"的近代伦理精神.     

在“救世”与“游戏”之间——王钝根编辑思想刍议

王钝根是民国时期重要的编辑家。他的编辑思想在不同的时期显示出不同的特点,从“游戏其文字,救世其精神”到“庄谐并录,正谲兼收”;从“省俭而安乐,轻便且忘忧”到“实业救国”,王钝根的编辑思想一直处于一种变动、反复、矛盾的状态之中,在他的身上明显地体现着新旧共生、矛盾徘徊的时代烙印。     

雨王亨德森：浮士德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歌德以浮士德在知识、爱情、政治、艺术、事业等领域的探索概括了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初期西方知识分子追求生命意义的过程.《雨王亨德森》对浮士德精神进行了传承与发展:尽管亨德森沿袭了浮士德对人生意义的五条探索道路,但他为西方知识分子找到的人生价值并不雷同于浮士德的既有结论.通过将“观念小说”《雨王亨德森》与“哲理诗剧”《浮士德》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洞察西方知识分子几个世纪以来追求人生价值的心路历程.     

论王阳明自得精神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自得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孟子对自得作了论述,但语焉不详,为后世留下了诠释的空间,王阳明钟情于自得精神,从学术观、认识论与权威观这三方面作了发挥。他赋予“良知”以权威主义的品性,对后世产生了深遽的影响。王艮作为王阳明的亲传弟子,在“多发明自得”指导下,把王阳明的“心本”论,发展成为“身本”论。李贽依据“务以自得”的原则,得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著名论断。明清之际的启蒙学者张岱、傅山、黄宗羲,他们与众不同的见解与受阳明自得精神影响是分不开的。哲人的自得精神,是思想创新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