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对应用文的吸收及其文学特点

在中外文学史上,罗贯中是第一个将书信等应用文体引入作品之中的作家。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使用了书信等19种共计334道应用文。这类文体的艺术功能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连织情节和人物,二是作为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的工具,三是表现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其文学特点有三：一是体制短小,言简意赅;二是散韵兼行,以韵文为主;三是情感丰富。《三国演义》中之所以存在大量应用文体,一是与作品的文体特色有关,二是与作品所叙写的内容有关。罗贯中在不违背艺术真实的前提下,对《三国志》中的书信等应用文作了符合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原则的加工和改造。     

论石刻《醉翁亭记》成功传播的影响

欧阳修《醉翁亭记》在北宋曾三次刻石,其成功传播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确立了原作的名篇地位;引起了宋人对该记文体的讨论及诸多名家的效仿,影响到宋人的文体创新意识,对诗词创作亦产生了间接影响;促进了滁州地域文化的发展,滋生出一片方人文山水,影响无穷后世。因此石刻传播形成越来越成为一种文化象征,是其它文学传播方式所无法替代的。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新释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诗》《春秋》皆记史,《诗》以韵文记事,是史诗时代的传统,《春秋》以散文记事,标志着史书编年记事体的成熟;二是周公制作《诗经》是作为政教之本,以开升平之世,孔子作《春秋》则是昌盛周道,拨乱反正,其义相承;三是孔子以周公为尊,以继承周公之志为平生之愿。     

明代小说中的诗词曲“寄生”说辨义——与赵义山先生商榷

明代小说中存有大量诗词曲,有的还偶存赋作和其他文体。如何看待这种创作现象,如何认定其文体特性,在不同学者的论著中,颇见分歧而迄无定论。真正具有标举某种学说意味的,是赵义山等学者的“寄生”说。该说缘自近世以来援西律中、援后例前的学术理路,对早前西学镜照下的中国小说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寄生”说颇存疑义,其可疑之处略有四个方面：一学理不通,二效用不周,三推求过甚,四来源失据。其实,明代小说中的诗词曲并非单体的文学作品,本来就不具备独立的文学价值和文体意义;故而,小说中的诗词曲“寄生”说应该悬置不用,较稳妥的做法是回归小说发展的历史情境,尊重古代小说诗文共生、散韵结合的体制形态,并对小说中的诗词曲“寄生”说作出合理消解。     

梦的诗学: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汤显祖戏剧理论的心理学阐释

汤显祖的戏剧作品可称为“梦剧”,他的《紫萧记》、《紫钗记》、《牡丹亭》、《南柯梦》、《邯郸梦》都与梦有关,后三部甚至几乎全用梦来构建,而且,在理论上也对梦进行了总结.“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复甘义麓》),可以说是他梦的诗学的晶核.“情”,“梦”,“戏”三者之间关系紧密.“因情成梦”,“情”乃“梦”的前提和基础,它孕育并催生了“梦”,“情”是创作的巨大动因,是一种创作的内驱力;“梦”是“情”的转化和象征,即“梦”使“情”得到了宣泄与升华;而“戏”是“情”和“梦”的表现形式,即“戏”这种文学样式使“情”、“梦”这种沉浮于意识和潜意识的心理体验外化为可视、可感的艺术形象.在“情”、“梦”、“戏”这三者的关系中,人的心理现象中超现实的“梦”是一种中介、桥梁,它既是创作内容,又是戏剧创作的特殊形式,它使创作主体和作品中人物的心     

论《长生殿》、《桃花扇》在古代历史剧创作中的典范意义

《长生殿》与《桃花扇》在处理历史素材时所遵循的主导原则是不同的,前者是史为戏用,以剧统史;而后者是以史统戏,以剧述史。不过虽然两剧作者对待史实的态度即曲史观有异,但是他们都追求历史真实感和艺术真实感的交融统一。作为历史剧,《长生殿》与《桃花扇》的创作模式明显好于有违史实的翻案戏,这两部剧作代表了我国古代历史剧创作的两种主导范式。     

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在中国古代,文体研究主要表现为3种形式：一是散见于古代文献中的散论;二是体现在古人整理的文集和编撰的各种文选中;三是体现在研究专著中。在中国古代的文体研究中,有几个重要问题值得一提：文体分类的问题,具体文体风格特点研究,＂文本于经＂的观点,＂文＂＂笔＂之争,古文和骈文之争,诗文之辨,诗词之辨,曲与诗词之辨等。自1949年至1980年,文体研究没有受到重视。而1980年之后,文体研究受到人们的关注,古代文体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     

论《记丁玲》的"细事"与"人性"

《记丁玲》正文本之外,还有《〈记丁玲女士〉跋》等对文本意义有建构功能的副文本.在《记丁玲》副文本中,有沈从文对创作的主观意图的说明和阐释,即《记丁玲》在文本内容上,关注日常生活的"细事"与传主"人性"的一面;在文体选择上,运用小说笔法与夹杂议论.这种叙事侧重和文体选择,反映出沈从文小说的叙事特点及以作品表现"人性"的文学理念.     

谈《西游记》中的佛学意味

百回本《西游记》作为一部以取经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从其取经故事源起到成书可见《西游记》的故事原型是佛教的;他的故事主旨体现了大乘佛教对小乘佛教的取代、文本回目及诗词韵文和名词术语都涵盖“明心见性”的佛学意味。     

“说唱词话”和《金瓶梅词话》

“词话”是元明说唱文学重要形式之一。1967年上海嘉定县宣姓墓出土了一批明代成化年间竹纸刻印的书籍,内除一本南戏《白兔记》外,其余都是“说唱词话”,共十六种。近年来有人据此推断《金瓶梅词话》的成书问题,造成了混乱。曾有人提出,词话之“词”,“可有三种解释:一词调之词;二偈赞之词;三骈丽之词。”更有人认为,词话就是“有词有话,即有说有唱。词泛指诗、词、曲等韵文而言”。实     

先秦韵文与韵文文体发生探析

韵文源于人类劳动,其产生与口头传播的需要密切相关。韵文文体源于早期的祭祀等仪式场合中的口头言辞,与原始仪式之间有特殊关系;其生成还与特定场合的相关“言说”行为方式有关,另外还应根据使用场合和使用功能的不同加以区分。先秦韵文文体经历了由二言体到以四言为主流的发展阶段,经历了由歌、谣等1：2头韵文样式向书面韵文的过渡阶段。到战国末期,韵文文体种类已颇为可观。先秦韵文对后世文体及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冯梦龙的政治理想及其对小说的文体思考

冯梦龙以《三言》为后世称道,很多研究者多将其作为晚明激进的卓越的思想家进行分析。本文对冯梦龙的出身、政治追求、《智囊补》等著述进行综合考察,认为：他依然是一位立足于封建文化的文人;小说创作是其政治生命的一部分,他借助于小说这一文体作为立言的主要形式,以关注社会,警醒世人;这一文体的选择及其理论的思考,提高了小说的文体地位     

艾芜三部“南行记”述评

一老作家艾芜的三部南行记,指《南行记》、《南行记续篇》和《南行记新篇》。艾芜是三十年代走上文坛的作家,但他开始文学写作,可以说同他的漂泊生活一样早。一九二五年夏天他离开成都第一次南行的时候,便在脖子上吊个墨水瓶,走到那里,写到那里。一九二六年他在昆明红十字会当杂役时,曾在《云波》半月刊上发表诗作。一九二八年在仰光流浪时又在《波光》杂志上发表小说、散文和诗歌。但这些作品都只算是求生之余的文学尝试。真正开始创作活动,那是一九三一年一月艾芜因参加缅甸的反帝运动被殖民地当     

从《水浒》诗词赞语看作者的反动倾向——兼评几种美化《水浒》作者的论调

“说说唱唱”,这是我国宋代以来话本文学所特有的一种艺术风格。这里“唱”的,就是诗词赞语。作者在故事发展的紧要关头,插上一段诗词韵文,或写景,或状物,以烘托渲染,承上启下。而更重要的,是作者借此机会直抒胸臆,表达他对故事中人物、事件的爱憎和评价。长篇小说《水浒》是从话本发展而来的,在《水浒》中,作者写了很多诗词赞语。     

“白苎体”与梁辰鱼的散曲创作

昆腔兴起,首先采用的是梁辰鱼。他作剧曲《浣纱记》诉诸场上,作散曲《江东白苎》吟咏推广。他的散曲开创了晚明一派,形成了散曲创作的独特风格,自成一体:"白苎体"。他"以词入曲"的结构方法,典雅绮丽的语言风格,集曲翻调的宫调体式,对后来曲家影响颇大。但他散曲创作中出现的弊病如词藻浓艳、格律不协、意脉阻滞,也多为人所诟病。     

《文心雕龙》与《文选》祭文观辨析

刘勰与萧统都重视祭文一体,但二人的祭文观存在着差异,表现在《文心雕龙》不论祭古人文,《文选》不重潘岳祭文两个方面。其中原因,一方面在于祭古人文与吊文文体界限模糊,刘勰出于整肃文体、清晰辨体的目的,舍弃此类;另一方面在于潘岳哀、诔两体的创作成就最高,相形之下,祭文创作不是非常突出,因此萧统受当时尚用事的环境浸染,欣赏喜用事、尚雕琢的以颜延之为代表的刘宋祭文,并以此作为他的选文标准。     

梁启超小说戏曲中的粤语现象及其文体意义

梁启超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传奇《新罗马》、《侠情记》和《劫灰梦》中较多地使用了粤语,在广东戏曲班本《班定远平西域》中更充分地运用粤语,形成了特殊的粤语现象、创作面貌和文体形态。梁启超在小说戏曲中运用粤语,不管是出于自觉还是不自觉、有意还是无意,均反映了他具有明显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的文学创作观念、文体选择和语言运用意识,透露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变革、小说戏曲创作破体为文的总体走向,也体现了这一时期地域文化兴盛并产生重要影响的普遍趋势。梁启超小说戏曲中的粤语现象也可以视为近代文学文体着意变革创新、融会俚俗雅正、杂糅古今中外,从而形成具有鲜明时代色彩、地域特征的新文体的一个典范例征,因而具有独特的文体史和文学史意义。     

《晏子春秋》文体辨正

关于《晏子春秋》的文体性质,古往今来主要有四类观点。《晏子春秋》创作的时代正处于中国古代文体发展的萌芽期,其文体性质不是单一的。立足文本的具体特征考察,《晏子春秋》既有人物传记的记人属性,又有小说文体的虚构因素;既有诸子散文的思想性,又有叙事文学的故事性,是一部体制特殊的古典文学作品。     

论《尚书》文体的影响与意义

《尚书》文体对后世的影响与意义是多方面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六体"的文章学地位。"六体"不但深刻影响了后世文体的生成,而且影响了后世散文创作和文章风格的形成。二是"记言"的史体价值。《尚书》主要汇集记言文献而成,开启了先秦史传文献的"记言"体式,且对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的生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三是史传编纂学意义。《尚书》很好地处理了记注与撰述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后世史学著述的轨范。     

《红楼梦》诗词与人物形象探究

通常所说的“红楼梦诗词”是《红楼梦》诗词曲赋的略称,还包括诗词曲赋以外的各种韵文体裁。在同人物形象的关系上,有些诗词成了人物形象的命运的谶言,有些反映人物形象性格的流变,而其中个性化的角色诗词更有代表性。《红楼梦》诗词已和故事情节及人物形象浑然一体。1人物命运的谶言《红楼梦》中,谶言主要寓于诗词当中,如太虚幻境中薄命司内所存的《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和又副册中的判词以及《红楼梦曲》,具有鲜明的诗谶特点,为人物性格发展和命运前途提供一种预兆性的依据。“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这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