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社赋权何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以四川战旗村村社组织再造过程为例

拥有多维复合型权力的村社组织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关键，而不同来源的村社赋权塑造了乡村治理能力的不同面向。基于村社赋权的分析框架，对四川战旗村村社组织再造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村社组织的权力来源于乡土社会、国家与市场的递进式赋权。首先，乡土赋权是一种内源性的赋权，村社内生的土地资源与社会资源赋予村社组织丰富的实践权力，形塑村社组织的连带式治理能力，促进村庄社会秩序和公共价值的再生产。其次，国家赋权是一种“能促性赋权”，即通过党建、试点、项目赋权赋予了村社组织能动性的政治权力，强化村社组织的统合型治理能力，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一核多元”的乡村治理体系，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最后，市场赋权遵循着一种嵌入性赋权的逻辑，在资本、人才和技术赋权的过程中为村社组织提供可持续运作的市场权能，增强村社组织的经营型治理能力，有利于在维系乡村治理秩序的基础上促进乡村发展与共同富裕。因此，无论是乡土社会，还是国家和市场，都要注重赋予村社组织可支配的资源与权力，在此基础上增强村社组织的治理与发展能力。     

资源赋权、村社再造与乡村共同富裕——基于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验诠释

乡村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资源赋权-村社再造”的分析框架,对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促进共同富裕的微观运作机制进行解构发现：资源赋权与村社组织再造合塑了乡村共同富裕的资源基础与主体能动性,其中,国家资源的嵌入性赋权以项目、精英、制度等资源理性嵌入性赋权的方式形塑了村社组织的政治统合机制,再造了村社组织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组织轴心,有利于促进乡村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与分配正义;乡土资源的内生性赋权通过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与乡土空间内部的文化网络等赋权方式聚合了村社组织的社会动员机制,重构了村社组织与乡土社会之间的利益、文化维度的关联网络,激活了村社成员参与乡村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市场资源的发展性赋权借由资本与人才赋权方式缔造了村社组织的经营村庄机制,在村企共建与联动式发展的过程中撬动了乡村共同富裕的可持续发展动能。因此,乡村共同富裕既需要国家、乡土社会与市场的协同参与和有效赋权,也需要建构以村社组织为本位、以农民为主体、以乡村公共利益为旨归的发展模式。     

民族杂居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与社会治理的耦合逻辑——基于文化资本视角的分析

民族杂居地区社会治理兼具乡村治理和民族事务治理的双重属性。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和社会治理需要将村民组织起来再造乡村集体,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以青海民和杏儿藏族乡为例,从文化资本视域展示一个藏土汉三种语言交汇、藏汉信仰交融、半游牧与农业等多元文化共存、多民族共居的民族杂居社区是如何通过深度挖掘、整理和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并进行有效融合建构出一个乡村文化振兴与社会治理的耦合文化单元的内在逻辑。针对当地村民社会治理参与度低、地方政府对优秀传统民族文化资源缺乏深刻认识等问题,提出将文化资本有效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动能的有效途径。     

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及文化向度

乡贤治村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其浓厚的乡土情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新乡贤入场乡村治理提供了内生性依据。在经历传统乡贤与乡土文化的深度互嵌以及近代乡贤与乡村社会的多维脱嵌后,新乡贤现已发展成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力量。新乡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汲取了传统乡贤治村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智慧,并结合新时代乡村的发展现实,深入挖掘乡土新文化、嵌入治理新因子的逻辑理路,为乡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振兴范式。在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耦合逻辑不仅能够拓展乡村文化发展空间,淬炼乡村文化特色品牌,而且可以通过文化治理的“软”手段,激发乡村主体的内生发展动力,助力乡村文化的全面振兴。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新指针和整体性治理的新方略,而乡村文化振兴也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在文化治理视角下阐述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多重价值目标耦合,发现乡村文化产业振兴与产业兴旺目标耦合、乡村伦理文化复兴与乡风文明目标耦合、乡村自治文化重建与治理有效目标耦合、乡村农耕文化复兴与生态文明目标耦合。进而提出,应通过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乡村农耕文化传承体系,建构乡村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创新乡村现代文化治理体系,加快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文化推力和精神动力。     

乡村网红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路径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网红不断涌现。从网络红人的惊艳到乡村网红的出现,标志着乡村草根的崛起,这是互联网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乡村网红在国家政策、新兴技术、媒介赋能、文化自信的多维共振、合力影响之下出现并深入发展,成为乡村发展的领头羊,助力乡村振兴的新乡贤。乡村网红主要通过推动乡村文化转向、拓展乡村文化空间、激活乡村文化资源、建构乡村文化生态等方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这些参与方式的多面互动与综合发力使得乡村网红由最初的自发性探索逐步走向自觉性引领,乡村文化在乡村网红的推动下将进一步走向振兴。     

社会网络基础变迁视角下村规民约的建构性脱嵌及其调适

村规民约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只有嵌入特定的社会网络中才能发挥作用。传统时期的村规民约具有内生性,嵌入在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治理网络"之中,构成了乡村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时期以儒家伦理、科举制、士绅、宗族等为支撑的"文化治理网络",被以现代政权、行政、制度以及现代文化为支撑的"组织整合网络"所替代。当前推行的村规民约是由现代国家力量建构的,脱嵌于当前乡村的社会网络,因而在乡村治理当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村规民约作为基层治理中"三治"融合的重要形式之一,要发挥预期的治理功能,需要根据乡村社会网络作出相应的调适,激活自治以培育内生性主体,践行德治以振兴文化基础,推行法治以优化国家"在场"方式。     

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振兴实践 ——以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区为例

基于在大兴安岭南麓片区的田野调查,通过引入新内生发展理论,提出认同、赋权、创新、合作四要素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乡村振兴需要理性认知村落的命运,树立文化自信,提升主体对乡村“地域 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要通过确权、赋能提升村民可行性能力,进而将内外资源相结合,因地制宜积极参与政策、组织、业务和技术等的创新实践活动。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还要注意加强知识、部门、地区的联动。四要素的有机结合能够提升农牧民的主体地位,激活内外发展动力,对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文化的再发现

乡村产业振兴必须顺应和满足新时代的社会需要。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增长和转型,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社会需要的重点将从物质性需要转向文化性需要。乡村产业振兴要把握社会需要重点的这一转向,针对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性消费需求,再发现乡村文化的多重价值,重视对乡村特色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保护与重建,发挥乡村文化的资源作用,推动乡村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乡村产业朝着融合方向发展,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开创一条文化富民之路。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 逻辑起点、理论机理与实践路径

[提要]文化治理是民族地区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为乡村文化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由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基础薄弱,故需走一条外源性发展向内源式发展转变的道路。在文化治理实践中,这一道路体现为文化代理向文化自理的阶段性转变,通过重塑乡村文化的价值、塑造多元性治理主体、丰富文化治理内容、保障文化治理的可持续性等实践路径能够实现民族地区的有效文化治理,进而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     

国外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建设的经验及借鉴

权力文化网络是乡村社会的一种内生性的政治文化力量,它是维护整个乡村地区稳定与发展、防止外来侵袭以及保护文化传统与权威的隐含力量。现代化进程中,东西方国家均依托其原生文化理路,构建出各具特色的乡村权力文化网络模式,作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具象场域。总结和借鉴各国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发展经验,有助于拓展我国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和建设的视野,促进乡村社会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幸福宏图的早日实现。     

线上“厨娘”的网络实践与文化资本研究

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要求利用一切积极因素以促进新时代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发展和繁荣,"互联网+乡村"则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提供了一种新的实践路径。已有农村村民开始基于互联网技术进行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创新,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平岩村马鞍寨83位侗族成年女性"厨娘"的实践显然具有典型意义。这一群体充分利用了日益普及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当地市场经济发展现状以及文化旅游政策的推动等有利条件,通过微信渠道有序地组织和传播"百家宴",成功地将传统文化资源提炼为文化资本,并藉由旅游产品转化为经济资本,进而提升为个人的社会资本。她们不仅成功地探索出一条增收之路,而且扩大宣传了本民族文化传统,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     

遗产与资源：乡村文化振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路径——以皖西乡村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它的乡土性与地方性,对乡村文化振兴具有文化传承、活跃经济与社会治理意义。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建设乡村文史馆、发展村落休闲旅游、复兴乡镇企业、发展生态休闲农林产业、发展文化研学教育、拓展休闲生活新方式等六个方面,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可行性路径。以遗产与资源的视角研究地方非遗文化的应用,一方面是为了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的理论发展,另一方面是为传承与保护非遗文化进行实践性探索。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文化供给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新时代乡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与乡村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对乡村文化振兴提出了新要求。乡村文化供给侧改革是进行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途径,而当前乡村文化供给结构的失衡、供给机制的缺陷和供给效能的低下影响了乡村文化供给侧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思路。只有不断发展和丰富乡村文化供给的内容体系,有效激发乡村文化产业的资源配置和生产能力,全面提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大力培育乡村群众的文化自觉意识,增强其文化的自我供给和"造血"能力,才能从乡村文化供给内容、供给机制、供给能力等方面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有力保障。     

乡村振兴的内源式建设路径研究——基于村社理性的视角

乡村振兴的实质是依靠乡村自组织地深度参与，以产业升级实现村庄整体性变迁。这与村社理性内在逻辑具有一致性。村社理性中反复博弈、完全信息、有效制约等工具功能，不仅可以降低乡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成本，还有助于建立利益结合紧密的合作组织，为乡村振兴打下统的基础。而具有血缘和村落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村社理性，在治理上具有保护型的特征，有利于乡村深度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村社理性中的熟人社会的特质，模糊化利益，使得乡村可以通过内部化机制化解外部经济风险，对乡村的产业升级具有积极的作用。有效地发挥村社理性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的国际经验探析

网络文化安全治理是以网络文化安全作为治理的对象。西方国家网络文化安全治理战略建立在“规则取向”的国际战略文化理念基础之上,同时国家至上原则在网络空间治理中表现为积极倡导“网络主权”。我国网络文化安全治理过程应透明、民主,治理目标应致力于追求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发展,以此回应美国等西方国家提出的“互联网自由”理念,强化国家主权在网络时代的国际地位。我国要想在全球网络文化安全治理领域成为积极而有影响力的行为体,既需要借鉴国际经验,更重要的是立足于本国的实践与探索。     

新时代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实然审视与应然图景

乡村文化治理是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繁荣、构建文明和谐新乡村的现实诉求，是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逻辑基础来看，乡村文化治理着眼乡村文化治理内涵范畴与核心要义透析的学理阐释，根植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文化治理变迁脉络的历史演进，聚焦乡村文化发展价值塑造与秩序建构的现实指向。但在当前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治理主体流失与缺位、治理空间萎缩与衰退、治理机制僵硬与缺失等问题。乡村文化治理本身蕴含着实现乡村文化繁荣振兴、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价值目标。通过强化乡村文化治理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公共空间的建构延展，深化乡村文化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才能提升乡村文化的治理效能，实现乡村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和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乡村文化振兴与共同体重建：基于浙江省诸暨市的案例分析

文化振兴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而文化振兴的推动机制与乡村共同体的重建机制是同构的。在浙江省诸暨市的两个村落案例中,我们利用社会学对共同体的解释框架,从人才、组织、活动、空间和价值观念五个维度探讨了乡村文化振兴的结构性要素。我们发现这五个维度的要素彰显了政府与社会、村外与村内在各个方面上的沟通、赋能与合作。在外部资源引导和内部制度设计的支持下,诸暨市的两个案例村庄涵养了各具特色的优质乡村文化,并以文化振兴带动了乡村共同体整体的复兴。诸暨市的案例可以为其他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诸多经验。     

十九大以来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研究综述

坚定实施乡村文化振兴,牢牢把握乡村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健全乡村振兴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基于文献分析法和计量分析法,对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以"乡村文化振兴"为研究主题的文献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党的十九大以来,学...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农村文化礼堂:耦合逻辑与价值输出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方案和乡村建设的总方针,农村文化礼堂则是乡村振兴的一个载体。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文化礼堂的文化价值、政治价值、社会价值分别与“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三大目标发生不同程度的耦合。然而受到不同制约因素的影响,农村文化礼堂的多维价值输出正面临不同程度的考验。为此,要通过确立实效性与创收性结合的建设运行理念、完善引导性与多元化结合的参与主体结构、构建广泛性与全面性兼备的主体教育机制、打造借鉴性与创新性互补的活动开展模式、建立规范化与多样化兼备的成效考评机制等措施促进农村文化礼堂价值有效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