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亚洲"新生存困境"——在韩国"亚洲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今天的亚洲.正面临着一种"新生存困境".它最显著的特点是,从早年因自然根源造成的贫穷、饥饿和疾病,转变成了今天因为发达和追求发达而造成的生态灾难.印尼大海啸、缅甸大风灾、中国的四川大地震等,都是这种"新生存困境"的展示.它虽然不能直接影响和改变我们亚洲的文学现状,却直接改变着我们整个亚洲的生存现实.而这种生存现实无疑会走进写作者的精神世界.作为一个来自中国中原地区最偏僻的乡村的写作者,我时家乡这几十年的巨大变化感到焦虑和不安,而写作无疑是这种情感焦虑的结果.面对"新生存困境",我想我一定会在今后的写作中,去关注自己的内心和灵魂,去关注那些被掩埋在黄土之下永远无语的亡灵,去聆听他们向这个世界发出的最悠长和最揪心的疑问与感叹.     

"海子神话"与"文学知识分子"心态

20年来,通过阐释及"过度阐释"海子,一些"文学知识分子"绵延述说着"海子神话".将海子视为"斗士先知"与视其为"心灵赤子",是"海子神话"中的两大基本倾向.上世纪末,"海子神话"的主要倾向是"斗士先知"论,以此呼应其时的政治文化骚动;进入新世纪以后,"海子神话"的主要倾向转向"心灵赤子"论,以此反抗商品社会中消费文化的压迫."文学知识分子"自外于民众和实践的"精英"立场,注定其介入现实、凸显自身的努力难有实效,"海子神话"的述说,显现出他们的雄心和激情、无奈和感伤.     

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初论

随着20世纪的到来,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走上了一条现代化的不归之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中国文学不断向西方学习、西方文艺思潮逐渐中国化,不断改造中国传统文学、使之逐渐适应现代社会的过程,也是中西文化文学不断融合、生成新的文学的过程.创造性,是中国文学现代化最主要的特性.     

文学人类学视野中的"陌生化"理论

文学人类学研究中的"陌生化"的运用,要求用新的形式言说新的感觉体验,使日常熟悉的、俯拾即是的事物变成一种特殊的意料之外的事物,创造出一种对客体从未有过的感受和认知.一方面,"陌生化"理论在人类学中的运用与人类学始终对"远方文化之迷"的学科追求有着异曲同工的所指;另一方面,"陌生化"理论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中也得到了应用性的发展,使得人类学的研究更具有独到之处.     

论“后冷战”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异化与中国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是商品经济规律发展的结果."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重新构建的核心问题是"单极化"与"多极化"之争.在"后冷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经济全球化已从多个方面异化成为了美国化.此种国际政治经济现实,决定了中国应该采取"把握大势,找准位置";"立足周边,广交朋友";"韬光养晦,潜心发展"的应对策略.     

文学审美与新世纪"趋零距离"

新世纪十年,随着知识经济新时代的到来及其无孔不入的渗透,社会生活诸领域的"趋零距离"正剧烈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心态及审美文化心理.如果我们依然将文学审美当做挚爱生命的一部分,依然热切关注自身生存的价值,文学审美与新世纪"趋零距离"的"远"与"近"就是我们现今必须正视的问题.     

"下午"的精神分析--诗人柏桦论

柏桦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的一位重要诗人.通过对柏桦的心理分析、对诗歌词汇的分析、对修辞的分析以及对抒情模式的分析,可以较为全面地展示柏桦的诗歌特质：敏感、即兴、偏执和疾速.柏桦受制于自身的激情,在快速中展开了他的诗歌抒情,这一点既成就了他,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他的写作带来了危险,因此,他试图在诗歌中尝试减速,不过这是不成功的.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在一个需要减速的1990年代,柏桦停止了他的写作,最终成为一个未完成的诗人.     

试比较毛泽东的"赶超论"与邓小平的"台阶论"

毛泽东的“赶超论”与邓小平的“台阶论”作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战略理论,具有某些共性,二者都是基于快速发展经济的紧迫性而提出的,并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两者的差异在于,“赶超论”与“台阶论”的实践特征不同,它们的实施结果也不同。邓小平的“台阶论”是毛泽东“赶超论”的继承与创新;两者分别反映了两代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不同认识,而这又很大程度上受时代条件的影响,因而应当客观评价这两个经济发展战略。在追求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过程中,要不断深化对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认识,使经济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论教授委员会制度的本质——"教授治学"

在中国现代大学管理制度中建立和运行的教授委员会制,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高校宏观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入的大背景下,对高校学术运行机制和内部管理体制所做的开创性尝试。中国的教授委员会制的本质是“教授治学”,体现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即追求学术本位的价值取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教授拥有学术权力,实现学术自由、学术自主。笔者阐述了“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发展历程;“教授治学”的内涵;“教授治学”的本质以及“教授治学”的保障机制,阐明“教授治学”是教授委员会的本质。     

"以德治国"的历史渊源探析

本文比较详尽地论述了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诸子百家"的"德治"思想,认为江泽民总书记在知识经济时代所提出的"以德治国"是建立在与"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基础上的,它既继承了古代"德治"思想的精华,又赋予了其崭新内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以人为本,坚持"三个代表",发扬"五种精神",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既要修身正己、为政清廉,也要教民化俗,提高素质;既要内省反思、慎独自律,也要改革创新、自强不息;既要竞争进取、实事求是,也要与人和谐、合作共事;既要爱国强国、利民裕民,也要勤俭节约、立公去私;既要唯才是举、选贤任能,也要广开言路、虚怀纳谏;既要德才兼备、以德从政,也要遵纪守法,依法行政;在法治和德治发生冲突时,仍要遵循法治优先的普遍价值准则等等.     

"薰"与"驹子"--川端文学中两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形象

"薰"与"驹子"分别是川端康成早、中期代表作<伊豆的舞女>和<雪国>的女主人公."薰"的形象塑造奠定了川端康成整个创作生涯中女性人物的基本模式,是一生热衷于少女形象创作的川端康成的巅峰之作;而"驹子" 这一成熟女性形象的塑造,则是川端在女性形象塑造历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自我超越",已达到了一种"非川端式"的境地."薰"与"驹子"是川端文学中两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形象.     

"新"与"旧"的纠缠——早期新诗合法性再认识

“新诗”外部空间合法性的争取,首先要面对的是古典诗歌传统投下的巨大阴影。胡适等人意识到,必须采取一种决绝的方式,才能为初生的“新诗”争得一席立足之地。这种决绝方式的具体体现,就是一方面断然宣布“旧诗”“死刑”,剥夺其合法性;另一方面,分别从创作实践和观念演绎两个向度,大力张扬“新诗”之“新”。而在这个过程中,反对派的声音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存在。     

论"立言不朽"作为文学话语的历史生成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领域内,"立言不朽"由政治(伦理)命题转化为文学命题是经过两个人实现的--曹丕和刘勰.曹丕提出"夫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为文学争得了与"立功"、"立德"平等的地位;他还有意使"经"向"文"屈就,"文"向"经"攀升,从而在文学外部实现了"立言不朽".刘勰则以"宗经"为策略,在文学内部实现了"立言不朽".他认为,文学只有"宗经"才能祛除"去圣久远,将遂讹滥"的弊病,得以健康发展.因为"经"具有其它文化资源所不具备的思想取向与艺术选择的优势;"经"具有可以为文学效法的优点;"宗经"的核心是"正末归本".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的检验,刘勰真正实现了"立言不朽".     

论"人肉筵宴"与"厨房"的象征意义--鲁迅《灯下漫笔》启示录

"人肉筵宴"与"厨房"是鲁迅对"中国的文明"和传统中国社会提出的两个比喻象征.它们成为贯穿鲁迅作品的一对固定意象,集中而典型地表达了鲁迅对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整体批判.其"人肉筵宴"的制作流程必须具备四要素"材料"(百姓)、"工具"(封建等级制度,伦理道德)、"厨师"(统治者)及"厨房"(社会环境).其象征所蕴含的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文化批判精神,是颇具深意的.     

论汉语精神与"西化"问题

在“现代性”语境下对于汉语的反思,实质上是对于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文学创作界对于衔接汉语传统的努力,实际上昭示着人们对于现代汉语中“恶性西化”的不满和批评,昭示着文化界对于汉语精神的深刻醒悟和孜孜追求。“汉语精神”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实体,而是一个流动的系统和过程。提倡“汉语精神”,并不是一味地反对“西化”,而是要提倡“善性西化”,反对“恶性西化”,其核心是处理好现代性与古典性、科学性与人文性、中华性与西方性的关系。     

论皎然"风流自然"诗学观及其意义

"风流自然"是皎然论诗的审美理想和"文章宗旨".皎然的"风流自然"诗美观念揭示了诗学的"自然"之美是一种"妙造自然"的美,重视"真性情"的抒发,并紧紧围绕着"自然之美"的审美要求提出了"措意"、"作用"、"苦思"、"取境"、"中道"等一系列重要的诗歌创作问题,从而使得"自然"诗学观念更加丰富.皎然的"风流自然"诗学思想对中唐诗人以及后世诗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