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指数评估的理论反思与前瞻

法治指数评估在我国的兴起既是法治发展自身规律性的表现,也是当前推进我国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手段。法治指数评估包括体制性、价值性和综合性三种路径,对法治内涵的不同理解会产生不同的指标体系;德尔菲法是设置法治指标和权重的常用方法,但有一定局限性。法治指数定量分析能否真正代表本地法治发展水平,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不同的观点。法治指数本土化要求不能照搬法治指数国际化的标准,须充分考虑我国的法治成长和社会转型的环境。反思法治指数评估理论研究现状,我国未来法治指数评估要充分认识法治指数评估的科学性及其限度,探索建立法治指数本土化模式;要以实践为导向,以问题为标准,在实践中提炼理论,重视法治指数区域化研究,强化法治指数类别化研究,突出法治指数实证研究。     

法治进程中的权力与权利

法治在中国思想史和西方思想史上经历了不同的演进过程，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对法治进程中的权力和权利进行探讨可见，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利受到权力的保障，权力与权利在法治下能够实现和谐。     

中国式法治指数若干问题的思考

作为复杂社会现象的量化评估形式,法治指数的建构与应用已成潮流和趋势。中国式法治指数目前仍需解决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首先是法治的概念化问题,亦即合理界定法治指数的评价对象及其评估范围,准确厘清与相容概念和相邻概念的复杂关系。其次是法治指数的科学建构问题,不仅应考虑替代测量的相关性问题,还有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的可靠性问题,同时,法治指数的建构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最后在法治指数的应用方面,则需认真对待比较之可能性以及改革导向的定位问题。     

法治视阈中的农民与农民权利保障

为了尽快摆脱农村落后和贫穷的面貌,我国加快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步伐,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在5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农业衰落和农村凋敝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作为公民的权利没有在社会发展中得到同步实现。到了20世纪80、90年代,人口流动的限制逐渐放松,在农村经济萎缩和萧条的局面下,农民开始自发寻求各种途径来改变其生存状态。农民群体也随之出现了分化现象。然而,法律上未改变身份的农民仍然受到先前政策和法律的持续影响。虽然城乡一体化和统筹城乡发展要给予农民平等的公民待遇,但是巨大的差异并不是简单的平等对待就能够改善和消除的,农民需要在法律和政策上给予更多的关照。     

夫妻权利之配偶权

婚姻是社会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家庭基础,其稳定对于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婚姻的保护一般首先依靠道德来予以维护,但为了更好地维护婚姻关系对于某些特殊权利应尽早纳入法律保护的范畴,比如对于体现夫妻关系核心性质的配偶权正是这样一项权利。在此探讨论夫妻权利之配偶权。     

法治社会中权力与权利的定位

法治社会要对“公”权力和“私”权利进行正确定位。“公”权力处于强盛和支配的地位 ,对“公”权力应坚持法无明文规定 (授权 )不得行之 ;“私”权利大多处于弱小的、被支配的地位 ,对“私”权利应坚持法无明文禁止不得惩之的原则。只有这样 ,才能改变二者强弱不平衡、地位不平等的状态 ,使二者处于均衡态 ,以利于法治社会的实现。     

费希特论家庭权利——费希特权利哲学研究之一

费希特认为,由夫妻之婚姻关系、父母与子女关系组成的家庭关系是高于权利法则的自然和道德法则所建立和规定的,它是一种自然关系、道德关系,而不是权利关系。因此,在家庭内部关系中不存在权利和义务,家庭权利或婚姻权利是夫妻作为一个统一的权利主体之权利相对于其他权利主体及其权利而言的。同时,在家庭关系上,国家及其法律仅具有消极功能,不得干涉家庭之夫妻生活、教养孩子等内部事务,但国家为了自身的存在,根据公民契约有权利和义务保障一切有利于家庭关系和家庭权利健康发展的外部条件。     

法治社会建设视域下的法治意识评估

随着《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的出台,对法治社会建设评估的需求日趋高涨,其中对法治意识的评估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对法治意识进行评估时,厘清法治意识评估的对象、确定恰当的评估内容、明确评估所应当遵循的原则是构建法治意识评估体系、实现法治社会建设水平量化参考的前提和基础。法治意识评估的对象包括整体法治意识、群体法治意识、个体法治意识。评估的内容包括对法治意识形成基础、形成过程、形成结果的评价。作为工具的法治意识评估应当遵循全面、系统、具可操作性、具导向性的基本原则;作为过程的法治意识评估应当遵循公开、多主体参与、中立性、监督性的基本原则。     

从应有权利到现实权利——以司法赔偿请求权为例

权利在从理想到现实的发展过程中,表现为三种形态: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现实权利。以主体资格为逻辑起点的应有权利构成了法定权利的价值原则和基础。法定权利是权利的制度化,是权利存在的主要表现形态,它自始至终都处于应有权利与现实权利的中间位置。现实权利是权利转化的最终结果,是权利价值的最高表现形式,它构成了权利主体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权利的归宿。实现司法赔偿请求权关键在于法律程序的设计和权利主体意识的觉醒。     

权利意识是法治社会的基础

实现法治国家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 ,惟有如此 ,才能真正实现十六大报告所提出的党在 2 1世纪的奋斗目标 :发展民主政治 ,建设法治国家。提高权利意识的途径 :一是要求公民及其它社会主体履行其义务 ,二是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     

"中人":法家法治思想的理论前提

法家的法治主张,是一套组织领导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学派,首先,法家从作为统治者的君王的角度,认为绝大多数君主通常都是些上不及尧、舜,下亦不为桀、纣的"中人",这些作为"中人"的君主借助法也能将国家治理好;其次,从被统治者角度,法家实质上是将作为被统治者的臣民分为"善人"、"恶人"及介于"善人"与"恶人"之间的"中人",由于社会中绝大多数被统治者是"中人",因而国家治理的重点和最终目标就在于这些"中人".     

对国际法治的一些思考

通过对国际法治释义、国际法与国际法治的关系、国际法治的现状及其制约因素和对国际法治现实作用的评价及对其未来作用的展望等几个方面的分析,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国际法治进行了阐释,以期对现实国际社会的法治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国人权派的法治思想探析

人权派认为,法治的真义,是政府守法。他们要求制定宪法,规定政府的权限,约束政府的行为,矛头所向,直指国民党独裁统治。但是企图叫专制独裁的国民党走上法治的轨道,无异与虎谋皮,是注定行不通的。     

人权保障与法治的形式品格

人权保障离不开法治,人权法治化势在必然。近来,国际学界出现了人权法治的政治正当化即民主实证主义的思路,人权实践中则出现人权法治国际化的倾向。我们必须看到,法治的形式品格决定了法治与人权之间存在一致性,也存在紧张关系。民主实证主义强调人权法律化的政治正当性,有可能忽略道德正当性命题;人权法治国际化因应人权的普世价值,但忽略了国家法治对于人权保障的重要意义。因此,人权法治化是必要的,但必须谨慎对待。     

试论邓小平理论中的法治思想

在西方,最早对法治作出较系统理论阐述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中国,法治最早是由先秦法家提出,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法治作为一种“根据法律来治理国家”的治国方略,既与人治相对立,也不同于法制。法治思想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法律的主导性思想是精髓;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思想是保障;普及法制教育思想是基础。     

法治语境下的权力监督

从古到今,中外学者把权力的来源分为三种情形：君权神授、权力来源于自然、权力来源于人。权力合法性的依据在于人民通过法律授权,国家的一切权力只能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授予,超越宪法、法律之上的权力都是无效的。强化有效的权力监督与权力问责,是现代法治状态下对权力的必然要求,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     

"德法兼治"是现代公司治理的必由之路

现代公司治理越来越成为一个世界性关注的课题。在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观念的影响下,"法治"在公司治理中的功能越来越强,相对而言,"德治"的作用却日渐被人忽略。而道德规范是对法治失灵最好的补充机制。在现代公司治理中,应当走出几个常见的认识误区,实行"德法兼治",形成德法并举、互为补充的公司治理机制。     

基层民众的法治尊崇状况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逐渐向基层下移,基层社会成为法治运行的重要场域。基层民众法治尊崇状况的优化已然成为当前法治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议题。基于余杭法治指数2007—2018年12年持续调查的数据可得出如下结论：基层民众法治尊崇状况的优化提升进路包括以司法权威重铸民众法治信任、以依法行政推进民众法治认同、以诚信文化唤起民众法治意识、以共治理念带动公民参与法治社会建设。     

依法治国应宪法至上

依法治国首先要宪法至上,突出宪法对法治的作用;宪法内客上的缺陷和外部不良环境是影响宪法至上的障碍;实现宪法至上的途径是完善宪法内容、树立宪法至上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