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模式研究

随着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各个民族的利益诉求不断增加,民族问题不断涌现,导致认同危机的出现.这些都严重损害了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安定.构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模式,是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发展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     

民间规则作为司法裁判的渊源——一个司法中心的立场

由于受立法中心传统的影响,人们往往把法官的裁判渊源局限于国家法。而在司法实践中民间规则作为裁判渊源,已被广泛运用。因此,要承认民间规则的法源地位,研究立场必须从立法中心向司法中心转换,必须从法官裁判的可接受性理解民间规则的司法化。     

民间规则与背景性知识——关于民间法研究中的一种分析模型思考

“民间法”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代表着一个研究领域,并肩负着对抗国家法霸权主义的重要使命登上了法学舞台。由于其概念的过于宽泛和模糊性,“民间法”只能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加以使用。在民间法的进一步具体深入研究中,也许“民间规则”这一概念可以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加以使用,但由于其概念的相对狭窄,无法涵盖所有内容,加之民间法研究中的悖论———地方性与普适性的悖论———引发的矛盾,“背景性知识”作为辅助性的分析概念“隆重登场”。“民间规则-背景性知识”二元分析模型,是为解决民间法研究中的这一矛盾所做的一次尝试。     

交往认同与法律规则效力的生成

法律规则效力的生成问题是法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从西方和我国的法哲学研究来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理论或经验两个层面都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从马克思主义人的实践理论出发,人的实践活动是社会规则效力产生的基础,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人们通过交往形成了对一定规则的认同,这一认同成为法律规则最终形成的直接动因,这种认同包括自主性认同以及强迫性认同,这种交往认同也是法律规则产生效力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法律规则及其应然效力都是作为主体的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通过交往而形成认同的结果。     

论民间规则的本体及其司法适用前提

民间规则是依靠社会力量自觉或自发生成的、与国家法律性质不同的行为规范。它以权利、义务为内容,以行为为调整对象,以普遍认同、社会舆论、相互制衡或集体强制等精神的或物理的力量保证实施。民间规则具有地方性、经验性、圆融性和价值性等特征。因此,民间规则可以进入司法程序,但它必须遵循两个条件:其一,制定法的授权;其二,不违背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     

宗族与地方社会的文化认同——基于民间宗谱的文本分析

宗谱反映的历史是潜在的、无形的,宗谱把历史变为传统,而族规则通过意义的在场与抽离使传统道德化,如此,地方共同体得以有效地建构。这种建构主要通过建设村落、巩固社会团结、强化血缘意识、家乡观念、吸收外部因素延续宗族生命力等方式得以达成。在世代层累的群体意识中,出现了一种"心灵的内卷化",对宗族精神的过度张扬某种程度上销蚀了个体存在的意义。     

清代四川地区民间演剧与社区认同

盛行于清代四川地区的民间演剧活动,不仅是祭神、酬神的主要形式,也是人们纵情娱乐的一大盛会。透过这一群体性公共文化活动可以发现,“举国若狂”的民间演剧背后竟承载着社区认同和社区整合的文化意义。事实上,尽管清代四川的社区类型有所不同,但民间演剧在促进和加强社区认同、社区依属、社区凝聚以及社区满意等方面,均扮演了独一无二的重要角色。     

论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特点及互动

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既关系到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又影响到民族的繁荣和国家的昌盛。民族认同并非简单的文化认同,而国家认同也并非完全的政治认同。民族认同中包含了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利益诉求,而国家认同中也包含了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的渊源关系与联系性,并以此互为基础。因此,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可以通过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良性互动来促进二者的相生,遏制二者的相克,从而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实现民族的繁荣和国家的富强。     

全球化时代原生地认同对民族国家认同的挑战及应对

原生地认同属于根源性认同,是人类非常古老的归属意识,本质上属于文化认同。在全球化背景下,原生地认同出现了复兴与增强,并成为某些分裂群体动员地方威胁国家认同和国家统一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条件下,原生地认同具有或正向或负面作用两种可能,它既可能成为增强国家认同的资源,也可能被分裂主义者利用成为消解国家认同的利刃。为维护国家统一,巩固国家认同,必须努力探索建构原生地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的良性互动机制,将原生地认同升华为国家认同。     

论民间规范作为漏洞补充因素的合理性

漏洞补充乃是针对特定的生活事实,建构恰切的具体法律规范的过程。一些漏洞补充理论认为,漏洞补充中具体规范建构的支撑材料必须要到各种社会规范资源中去寻找。作为民间规范之典型的习惯是人类法律的来源、早期发展的表现形式和法律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同时,习惯还是建构具体法律规范的重要基础和在规范缺失的情况下人们行为模式选择的基础性资源。民间规范作为漏洞补充因素的合理性,不仅以自身的本质理性得以展现出来,而且还能够通过对其它漏洞补充因素的支撑作用展现出来。     

民法典的规范配置--以对我国《合同法》规范配置的反思为中心

中国正在进行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妥当地配置不同类型的民事法律规范,是我国能够制定一部优秀民法典的一项基本条件。通过对《合同法》中任意性规范、倡导性规范、授权第三人的法律规范、强行性规范以及混合性规范等配置的反思,为我国民法典的起草提供些许建议。     

民间规范的性质及其司法适用逻辑分析

民间法不仅是解决纠纷的重要工具,而且也得以各种形式纳入司法过程而助益于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民间法多面性决定着民间规范司法适用的可能空间.共识撑持基础上的制度设计与民间规范的发现、规范性与事实性间的互渡和事实性思维构成了民间规范司法适用逻辑的三个普遍性问题.司法实践中各种实质性因素的考量必须坚持按照法理出牌,否则民间规范的司法适用就可能成为法治发展的阻碍而不是一个活化因素.     

论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协调

国家法由民间法发展而来,由于国家的加入,民间法和国家法出现了分野,同时产生了冲突、互动和融合。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不是单向的,二者是互动存在的。国家法借民间法而落其根,坐其实;民间法借国家法而显其华、壮其声。但两者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很多时候出现冲突,本文就该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促使民间法与国家法相协调的途径。     

清代司法实践中的推类方法与民间规范

将民间规范引入司法过程以正当化案件裁决,是和谐司法的内在要求。清代司法官运用推类方法,将民间规范引入司法实践中以填补法律漏洞,正当化案件裁决,这对和谐司法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当下将风俗习惯运用于司法实践,在运用类比推理解决疑难案件过程中,必须借鉴推类方法的优长之处,以弥补类比推理的不足之处。唯有如此,才能弥补法律漏洞,解决疑难案件,提高判决的正当性和说服力,才能真正将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结合起来,达致司法和谐。     

试析法律规范选择推理

文章通过对法律规范选择推理的理性分析和思考,其目的不仅在于指导司法实践,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分析来加 强司法工作者在法律实践中的推理、论证能力。     

论民间借贷中国家法与民间规范的冲突与合作

民间借贷这一传统民间行为有其内生的规范体系,与现行国家法存在着明显的对立冲突。法律制度未能起到有效规制民间借贷市场的作用,也不利于维护国家权威。寻求国家法与民间规范的互动与合作,是规制民间借贷市场的合理出路,对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也有积极意义。     

民法商法化刍议

本文阐述了民法商法化的起源和定义,简要分析了民法商法化的具体表现,意义。并以民法商法化为切入口,分析了民法与商法的界限,对民法和商法的立法模式作了简要的探讨。     

经济法视角下的工程建设法律规范体系探究

对于工程建设活动所适用的法律规范体系的研究,可以在经济法、民法、行政法等多个部门法的视角下进行。提出了我国工程建设法的调整对象应当主要包括工程建设主体管理关系、工程建设市场监管关系、工程建设宏观调控关系、工程建设涉外管理关系等内容;工程建设法律规范体系结构应当归纳为工程建设主体法律制度、工程建设市场监管法律制度、工程建设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和工程建设涉外管理法律制度。分析了工程建设法即工程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与工程建设法学之间的关系。     

论我国民法通则中民事行为制度的完善——兼论民法典民事行为制度的构建

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是理论上的一个失误,它导致了民法学理论的冲突和认识的混乱,同时通则对无效民事行为的范围规定过于宽泛,有失妥当,应予修正.民法典应当在总则中设立法律行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