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模式

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 ,使法治模式成为我国未来社会的必然选择。法治模式的内在要素有信仰、原则、制度和规则 :法律信仰是法治模式的灵魂 ,在古代就出现法学家、思想家对法律的信仰 ,但只有融入法治现实的信仰才是法治模式的要素 ;法律原则是法治模式的基石 ,它既是法律信仰的外化 ,又是法律制度、规则建立的基础 ;法律制度是法治模式的构架 ,制度是把信仰、原则与规则联系起来的纽带 ;法律规则作为法治模式的细胞 ,是其他三要素的具体化和载体。只有重视法治模式四要素的建设 ,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法治社会才能形成     

试论法治信仰

法治信仰是指主体对于法治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为准则.法治不同于法制,也不只是依法治国,是一种法律的理想体系.实现法治的精神要件在于法治信仰.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人们信仰法治.法治信仰的内容既包括主体对法律价值的感受、体认与认同,也包括主体的权利意识、理想意识及守法精神.从而强调了法治必须被信仰,主体才能奉法而行.     

以"法治认同"替代"法律信仰"——兼对"法律不能信仰"论题的补充性研究

法律信仰不适应中国,我们应该用"法治认同"代替它。法治认同内含着对主体价值的尊重和权利的维护,它适应了中国公众法治素质的实际状况,有利于对中国法治发展过程的曲折性和长期性保持理性的认识。"法治认同"尤其要求当权者对法律的遵守和服从,有利于实现认同主体的普遍性;它为对抗现实生活中的"恶法亦法",提供了理论上的有力支撑。市场经济对法治认同的形成,有决定性作用;对人们正当利益的承认和维护,是法治认同形成的现实基础;政治的秩序性、民主性、合法性,与法治认同的形成密切相关。     

生态多元共治模式的法治依赖及其法律表达

生态多元治理模式作为对当前行政监管民主化、公共化的回应,在治理主体、主体间权力关系、治理规则、治理制度上呈现了多元化的特征,可以解决当前生态治理中过度依赖环境行政管制而带来的制度困境。生态环境治理需要通过法治保证提供一种稳定高效的利益博弈框架来防范治理陷阱,实现主体间互动合作。生态法律规范体系也应围绕多维分权共治和柔性开放的规则制度体系构建,适时作出调整,以治理主体、主体间权力关系为法律之经,以治理规则、治理制度为法律之纬,构建生态法律规范网格体系。     

新时代法治信仰建设:价值指向、心理机制与实践路径

法治信仰是现代法律信仰的核心,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充分信任和法律制度的自觉遵从。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信仰建设提供了价值指向,要以“五个坚持”为指导,营造有利于法治信仰生成的政治环境。从法治信仰的心理机制来看,人民群众在对法治价值有了初步认可后,便在价值体验的催化下形成法治价值观,继而在科学公正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过程中坚定法治信念,实现法治信仰的升华。要引导全体人民拥护法治、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和捍卫者,在立法、执法、司法以及法治宣传等实践中大力推进新时代法治信仰建设。     

中国语境下“法律信仰”命题合理性质疑——兼论确立法“权威性工具”地位的可行性

建立“法律信仰”作为很多学者为实现中国法治的愿景已有多年,对“法律信仰”这一命题的驳斥虽非学界主流却也从未间断。法律信仰的逻辑前提是价值。在中国语境下,社会主义信仰的唯一性否定了“法律信仰”命题的合理性;“礼治”以及“法即刑”等传统文化的影响致使民众形成的对法律的疏离心理,也令法律信仰的建构缺乏社会基础。为此,惟有通过价值重建和维护法律的合法性,确立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权威性工具地位来实现中国民众的法律信任和法律尊崇。     

批判精神、法治精神与守法精神——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及法律人的使命

法律信仰的建构,民众的守法精神固然是根本,但只有对法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产生了双重认同,对“法律人”有了内心的信任,守法才可能真正内化为主体心中稳定的精神内蕴。因此,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是以法学家的批判精神和法律职业者的法治精神为其前提基础和内在动因,以守法精神为其完美展现的统一,而在中国法律信仰的建构道路上,并非是民众,而是法学家和法律职业者应当担负起特殊而艰巨的使命。     

法治国家进程中的普法模式研究

以不同时期普法主体的重心挪移为主线，法治国家进程中的普法活动可类型化为“谁主管谁普法”“谁执法谁普法”和“谁参与谁普法”三种模式。“谁主管谁普法”模式采取普法主管部门自上而下单核驱动的普法策略，在取得显著普法成效的同时也存在弊端与局限。“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的产生，标志着普法主体由主管部门的“独唱”变成国家机关各部门的“合唱”,推动多层次多领域普法与依法治理有机融合。为解决维权型普法所存在的动力难题，“谁参与谁普法”模式通过加强自下而上的普法公众参与，凝聚全民守法价值认同。迈入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法治一体建设要求“八五”普法从全员普法、精准普法和浸润普法三个维度实现制度拓新。     

法律信仰:依法治国的内驱力

法律信仰是主体对法律的主观心理信念及在这种信念引导下的行为拜从,它体现了信仰主体与信仰对象的契合、主观信仰心理与外在信仰行为的统一。社会主体的法律信仰精神是法治理想实现的精神先导,是法律统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是法律得以高效运行的必要条件,总之是依法治国的内驱力。培养公民的现代法治观念,建立普遍的法律信仰精神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一项基础性工程。目前我国公民的现代法治观念已得到明显提高,但建立普遍的法律信仰精神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当代中国的法治认同:意义、内容及形成机制

研究公众的法治认同问题,为法治建设提供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针对性。从公众对法治的功能认知的角度,法治认同可分为工具性认同和价值性认同,从公众与法律的关系的角度,可分为义务性守法认同和权利性的用法认同,从公众在法治建设中的地位来看,可以分为客体性法治认同和主体性法治认同。当代中国公众法治认同的形成,主要来源于主体对法的利益维护的感受、对法的价值的体认,以及全面性的法治宣传教育。     

关于人民法院法规范审查权几个问题的探讨

目前,我国对法院的法规范审查权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落后,已不能满足审判实践的需要。根据宪法、法律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位阶低于法律的法规范有间接审查的权力。人民法院在审查这些法规范时,应当以其是否超越权限、是否违反宪法、法律的规定为标准,不能简单照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审查法规范的标准。此外,人民法院对这些法规范进行审查后所作的结论在效力上仅及于所受理案件的当事人,对其他个人、组织或者国家机关并无拘束力。     

论民间规范作为漏洞补充因素的合理性

漏洞补充乃是针对特定的生活事实,建构恰切的具体法律规范的过程。一些漏洞补充理论认为,漏洞补充中具体规范建构的支撑材料必须要到各种社会规范资源中去寻找。作为民间规范之典型的习惯是人类法律的来源、早期发展的表现形式和法律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同时,习惯还是建构具体法律规范的重要基础和在规范缺失的情况下人们行为模式选择的基础性资源。民间规范作为漏洞补充因素的合理性,不仅以自身的本质理性得以展现出来,而且还能够通过对其它漏洞补充因素的支撑作用展现出来。     

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新论

将法律后果界定为法律规范的逻辑构成要素,不仅与法律规则和法律部门的划分理论相矛盾,而且与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相冲突。法律后果中应包含奖励,有肯定性法律后果和否定性后果。规范适用的条件应是法律规范的逻辑构成要素。法律后果要素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只由规范适用的条件(或称为假定)和行为模式(或称为处理)构成。     

法律文书理由范式制作

法律文书理由是法律文书制作的灵魂,是法律文书结论的形成过程,是法治精神的最终体现。它能表现法律文书制作者的思想与认识,塑造司法公正的形象。笔者通过起诉类文书理由、申辩类文书理由、裁判类文书理由的研究,从写什么、怎么写、具体模式三方面进行探讨,以范式研究为视点论述法律文书理由的制作。     

法律规范何以可能

"法律规范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所关注的是法律规范形成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什么.对普遍的行为方式与其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及其所蕴涵的客观规律的把握,对普遍的行为方式及其结果的价值评价,共同构成了法律规范形成的充分而且必要的条件.从逻辑的角度看,法律规范作为规范判断是由事实判断结合价值判断(评价判断)推导出来的.     

乙肝病毒携带者就业歧视的法社会学思考

依据法社会学中的现象学方法论，文章对乙肝病毒携带者就业歧视问题进行新的思考。第一，关注人们对乙肝问题的认识及对相关法律规范的认同态度；第二，采用法社会学中的法律多元主义、法律接受和法律对利益的调整功能等理论作指导，从人们主观的利益衡量和客观的法律缺陷两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影响法律规范有效运行的因素，以认识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就业歧视深层问题；第三，从完善法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发展公益事业等方面出发，提出改善乙肝病毒携带者就业状况的对策。     

法律推理的概念辨正

既有的三类法律推理概念失之过狭,这是由于它们对法律推理本质的认识不够准确。法律推理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活动,而非权威性的制度实践;它包含法律事实的发现和认定、法律规范的获取和证立以及根据法律事实和法律规范对法律结论的推导等内容。故而,法律推理是人们在解决法律问题时,根据证据等信息并在与法律规范的调适中发现和认定法律事实、获取并论证法律规范,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和论证法律结论的一种思维活动。     

论康德的"第三种自由"

自由概念是康德哲学中最为复杂的概念之一,因为它至少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分别为先验的自由、实践的自由以及法权的自由.其中,康德的"第三种自由",即法权自由作为康德法哲学的核心概念,不仅弥补了康德道德哲学的不足之处,而且构成了人们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基础.     

公共警告的性质厘定与法治完善

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规制手段,公共警告既能满足风险社会里公众的安全信息需求,又能成为行政机关有效促进法律实施的惩罚(制裁)手段.但是由于法律定住的模糊、制度性规范缺失等原因,致使公共警告在我国的运用呈现杂乱无序的格局,公民的合法权益面临被行政权随时侵害的危险.为此,应当在厘定公共警告性质的基础上,从立法完善、权力规制、程序规范、救济实现等方面对公共警告进行制度化设计和法治化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