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传》《尔雅》关系考辨

学者对《毛传》与《尔雅》的关系多有论述,或以为《毛传》本《尔雅》而作,或以为《尔雅》本《毛传》而成,或以为《毛传》《尔雅》各有所本。实际,三说皆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失,并没有揭示出《毛传》与《尔雅》之间的复杂关系。《毛传》《尔雅》训释有同有异,固然有材料来源同异的原因,但从二者很高的训释相同率、训释连词句也相同、材料选择的趋同性等方面看,毛公为《传》时参考过《尔雅》。并且二者成书之后都经后人的增益,因而续补《尔雅》者采《毛传》与增益《毛传》者采《尔雅》的情况并存。至于《毛传》《尔雅》训释的歧异,除了材料来源不同外,训释方式不同、传抄致误等也是重要的原因。     

《毛诗传笺通释》声训条目语义关系初探——以《周南》《召南》为例

《毛诗传笺通释》一书大量运用声训。著者在运用声训进行训诂时,被训释词与训释词在语义大致上有三种关系:同源词关系、同义词关系、词义无关。其中词义无关又可分为,同音借用字关系和同音词关系。     

论实词虚化

实词,虚词,这词类上的两大分野,我们的古人早已注意到了。训诂学的早期阶段,《尔雅》、《说文》以及汉人的随文注释,既训实词,也训虚词,只是对虚词的训释略而不究,语焉不详。到元代,就有了训释虚词的专著,如卢以纬的《语助》。明清及其以后,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刘淇的《助字辨略》、杨树达的《词诠》、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     

三家《楚辞》注本的训释篇目与体例

王逸、朱熹、蒋骥三家的《兰辞》注本，在训释篇目和训释体例方面各有异同。从训释篇目上说，三家注本所选择的楚辞作品，各有侧重，从训释体例上说，三家注本无论是总体体例，还是具体作注的体例，既是传统训话的影响，又有着各自的特色，且各有优劣。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三家《楚辞》注本在训释篇目和训释体例上，从形成到成熟的渐进发展过程，而且还可看出古代众多《楚辞》注本在这两个方面的大致轮廓。     

元曲语辞训释商考

训释元曲语词的专著,是本世纪四十年代才出现的。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问世于一九四四年。翌年,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刊行。又过了整整十年,一九五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朱居易的《元剧俗语方言例释》。这几部书各有特点,《汇释》体例严密,征引广博,对每一语辞含义的判断非常严谨精切;《例释》既专释元曲语辞,查检方便,对元曲语辞条目多所增广,是常用元曲语辞的工具书。但无可讳言,这几种著作对个别语辞的训释,是值得商榷的。今仅就个人所得,作一些商考,以求教于学人。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朱熹《诗集传》对《诗经》研究的贡献

<正> 被目为理学大家的朱熹,其《四书集注》几乎是尽人皆知的;然而他的《诗集传》却一直未能引起后人重视.实际上,这部训解《诗经》的著作,在《诗经》研究中自有其独特的贡献,也是研究朱熹思想不可或缺的资料.     

王逸、洪兴祖的方言训释比较及其影响

根据王逸《楚辞章句》和洪兴祖《楚辞补注》中的方言材料,归纳和分析两家《楚辞》注本方言训释的对象、地域及各自的训释特点,比较其异同,可以发现王、洪二人的方言训释对后世《楚辞》注本如朱熹《楚辞集注》和戴震《屈原赋注》都有深远的影响。     

理学化经学视域下的《诗集传·二南》阐释

汉、宋诗经学皆为经学视域下以教化人心、经世致用为目标的阐释,不同的是诗经汉学重外在伦理规范,诗经宋学则以理学为依托,偏重阐发心性存养。朱熹对《诗经》的解读以复性求理为最高目标,进而教化万民、重振纲常,"求诗本义"反居其次。朱熹认为《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独为风诗之正经。《诗集传·二南》的训释强调了诚敬、仁善与纲常,集中体现了宋代经学的理学化特点。     

谈注解

<正> 注解起源约是《春秋》"三传".汉代注解《五经》,起初也叫传.后来才叫注."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 (《史通·补注》)传与注意义相同,都是把文章加以解释,使读者容易明了.此外还有:解、释、训、诂、故、述、说、音、笺、章句、索隐、正义、音义、解诂、训故、诂训等名称.书中有:作者自注,他人的注,还有给注再加注的疏和疏证、笺证等等.注解的名称多,式样也多.这里只说编辑史料的注释,大体有如下几种:一、以原文为题、撰写记事文章.如《春秋》言简意赅,用几个字记述一件历史大事.隐公元年郑国一场内乱,《春秋》只用"郑     

有关文辞训释的几个问题

<正> 一、文辞训释的特点和标准有关中国古典文学训释的问题,首先要掌握好两个标准:一是达意,一是表情。简单言之,是要做到言不虚作,论不空生,进而作者之于文辞,始能明确做到达意和表情。这才能真正做到言之有物,不迷所向。而这两件事是文辞训释的神髓,读者必须用心乎此,然后才能理会透彻。有如翻翻《说文解字》一书,只能就某文某字得其本义,而《尔雅》则与之性质相反,即非单就某文某字训其文籍使用之义,而其所训释之义,     

“复关”辨义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出于《诗·卫风·氓》。其中“复关”一词,众说纷坛,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毛诗诂训传》解为:“复关,君子所近也”。朱熹《诗集传》解为:“复关,男子之所居也。不敢显言其人,故托言之耳”。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解为:“男子所居之地”。此三种解释可集为一义,即:“男子所居之地”。 第二种:陈奂《诗毛诗传疏》解为:“复,反也,犹来也。关,卫之郊关也。”《集疏》释为:“复关,犹言重关。近郊之地,设关以讥出入,御非常。”     

“异乎三子者之撰”集讼拾得

《论语·先进》“异乎三子者之撰”中“撰”字的训释,由来各异。郑玄释为“善”;孔安国释为“才具”(王力《古代汉语》同);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撰,述”。这三种有代表性的诠释,皆值得商榷:“善”作为道德观念,在这里不应有“异”可言,且说“不同于……之善”,也不合语法逻辑。故郑说失之。通观前文,“三子者之撰”实指三子之志向(杨伯峻《论语译注》即主此说),并非其才具。所以训“撰”以“才具”颇嫌牵强。朱东润训撰以述,殊不知“撰”单用当“述”讲是用于“属辞纪事”的(先秦尚无此用例),即从手写而非从口说的,所以其解亦难成立。     

释“信宿”

“公归无所,于女信处”、“公归不复,于女信宿”,《传》曰“再宿曰信”,信宿即连宿两夜。《周颂·有客》“有客信信”,《传》亦曰“再宿曰信”。典籍注释训信宿为再宿者,不胜枚举,其义无可置疑甚明。然再宿何以得曰信宿?未有说者。今案信为申之同音假借。《邶风·击鼓》“不我信矣”,《释文》曰“信即古伸字也”。《考工记·轮人》“信其程围”,疏曰:“信,古之申字”。《谷梁传》隐公元年“信道而不邪”,注曰:“信,申字,古今所共用”。皆其例证。申字训重训再,如《荀子·王霸》“案申重之以贵贱杀生”,注曰“申亦重也”;《苟子·仲尼》“疾力以申重之”,注曰“申重犹再三也”;《尔雅·释诂》曰:“申,重也”;《大雅·旱麓》序“申以百福干禄焉”,疏曰“申者重也”。申字既有重、再之训,故再     

《诗集传》对赋比兴艺术手法的阐述

朱熹之前的学者对＂赋＂的理解比较一致,对＂比＂、＂兴＂的阐释则众说纷纭,影响了对《诗经》本义的理解。朱熹融会前代各家之说,抓住＂赋比兴＂的特征,在《诗集传》中对其作了较明确的界说。该界说简明扼要,切合诗之本义,且影响深远,沿用至今。     

宋集中的乐府诗编纂研究

宋代乐府诗编纂,包括对前代乐府文献的全面总结,以及对本朝乐府诗的界定两方面。编纂于宋初的《文苑英华》与《唐文粹》,皆是以接受和总结为目的,在题材内容方面对前代乐府诗进行整合,其乐府观与《文选》一脉相承;至北宋末年郭茂倩编纂《乐府诗集》,则从音乐传承与本事考证两方面入手,全面建构乐府文学的体系,成为前代乐府文献的集大成。然而随着宋代乐府诗全面转变为徒诗,《宋文鉴》在编纂本朝乐府时,倾向于按照文体特征筛选,这种形式既受到诸宋人别集体例的影响,也与宋代乐府诗的创作情况密切相关。     

服虔以《谷梁传》解《左氏》例释

服虔为汉末大儒,其解经与郑众、贾逵、许慎、郑玄皆有一相似之处,即多为存异说。而贾氏、服氏在解释《左传》时,却为后世学者如杜预、孔颖达等批评他们肤引《公羊传》、《谷梁传》作解释为“自乱”;然而细观其文内容,可知此等引用二《传》作释之处实多为解释《左氏》时的需要,而并非后人所说的“自坏家法”。即便杜元凯,亦时有以《公羊》、《谷梁》释《左氏》的做法。今眼虔之注既佚,所见遗文间有取于《公羊传》作释,,然而取《谷梁传》为说者则甚鲜,今试取服虔以《谷梁传》释《左传》的一例,看服氏所以取他《传》解《左》的个中缘故。     

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基本内涵

<正> 《论语·卫灵公》记孔子讲的那句“有教无类”的话,历二千余年为学者们谈论不衰,至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其原因盖有二:其一,前代经师对这句话作了大量而又互相抵牾的训释,遂令后人各执一端,对“有教无类”思想的内涵的解释带上了很大的随意性。其二,     

词语训释的时代性原则

词语训释忽视词义的时代性,必然导致训释失误。将王维《鹿柴》“但闻人语响”的“响”释为回声,林嗣环《口技》“妇拍而呜之”的“呜”释为亲吻,都违反了这一训释原则。     

《诗经·七月》中“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平议

对《诗·豳风·七月》中“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一句的训释,分歧很大。理清这些训释,找出产生分歧的原因,对于正确理解《诗经》,正确对待古注,从而更好地开展对我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更好地继承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是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