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的“节欲”思想

论荀子的“节欲”思想张杰人欲是一个既古老又现实的社会问题，历代哲人无不非常关注它。他们对人欲作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种种学说，仅先秦时期就有“节欲说，苦行说，无欲说，纵欲说”①等四种。本文仅讨论先秦诸子之一——荀子的“节欲”思想，以期从一个侧面来了解先...     

论荀子的君民关系说

君民关系是先秦诸子争鸣的重点。如何认识君、民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处理君民之间的关系,这也是荀子政治学说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论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

荀子作为我国先秦诸子中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其“隆礼重法”思想开儒法合流之先河,影响极为深远。作者通过对“隆礼重法”的理论基础、礼法关系及礼德作用诸问题的研究,着重辩析了荀子提出的“礼”“法”与孔、孟、商鞅所述的“礼”“法”概念的异同,并探讨了荀子思想与前代各派思想的区别与联系,对荀子政治法律思想的内涵进行初步的探寻。     

辩说与治辨：论荀子之“辩”

“辩”是荀子正名思想的重要环节，具有沟通“名”与“事”的作用，然荀子之“辩”无意于构建逻辑体系，展现为“辩说”与“治辨”的统一，是以维护儒家伦理道德与政治理想为目的，具有非常强烈的针对性与现实精神。为了使“辩”更为有序有效，“仁”“礼”“义”等儒家价值规范就成为“辩”必须坚持的原则。荀子之“辩”还呈现为“君子必辩”与“小人勿辩”两个层面，在这种“辩”与“不辩”的两难抉择中，荀子希望通过“辩”诸子之学为“邪说”,儒家思想为正道，从而说服世人摒弃诸子遵从儒家规范，但政治权力作为决定因素的参与，又使荀子之“辩”蒙上独断论色彩。     

儒学与战国时期社会互动研究

在乱离的战国之世,早期儒学还处于“不治而议论”阶段,但由于战国儒者的推动,它却以开放的姿态在其他地域得以广泛传播.在此过程中,儒学与其他区域文化,与战国诸子学形成了互动关系,为其在新时期的发展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滋养.当然,儒学能够成为战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显学”,从根本上说,应与孔子学说“述而不作”的特质有关.早期儒家集此前诸贤哲智慧之大成,使其成为由“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转变中“道术”的新载体.     

略论荀子的词义“说”、“辨”及其对后世训诂学的影响

本文对荀子的词义“说”、“辨”问题进行了探讨。荀子的词义“说”、“辨”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它对后世训诂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在研究中国训诂学史的时候，必须给它以应有的地位     

“禅让”的历史文化实质

“禅让”,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中国历史上,禅让相传有两次。一次是尧舜禅让,另一次是舜禹禅让。 这两次禅让,被儒墨两派中不少人推崇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楷模,尧、舜、禹则成了备受称颂的“圣明天子”;而庄、荀、韩非诸子却对此提出了非难。《荀子·正论篇》说:“夫曰尧舜擅(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否定了禅让。《韩非子·显学篇》说:“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     

钱学森提出“大成智慧学”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经过多年的研究、思考,最近提出了集古今中外的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大成的“大成智慧学”,为科学界打开了一条新路。     

“孔子之谓集大成”要义浅析

孔子学说具有“集大成”性.所谓“集大成”是指其思想、学说具有集往成、开后说的性质.孔子之所以能集大成,首先是因为他“宗周、故殷、据鲁”,故能集三代文明之大成,尤其是“夏殷周诸圣贤之学说”,“集合而组织之”.不仅如此,孔子之学以仁爱精神唤起人的道德理性和社会伦理责任,如何成德、成圣成为其学说的主旨,进而规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走向.     

论“分”作为荀子哲学的起点

诸子中,荀子思想具有很鲜明的分的特点。荀子的思维分类方式有着很深的儒家传统影响和现实参照。一是儒家对礼的遵循、维护对荀子有重大影响,二是荀子对现实学术争论的回应,三是荀子对人与人性的理论分析。荀子分的思想力图重整已经混乱的现实世界,为大一统理论的建立做了前期准备。荀子分的思想也是诠释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角度。     

浅谈《扁鹊见蔡桓公》

韩非,生于约公元前二百八十年,死于公元前二百三十三年。他是战国时代韩国贵族的后裔,荀子的学生。韩非集先秦法家思想的大成,并有选择地吸取了儒家、道家、墨家等学说,成为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思想家。 韩非是一位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思想家。他常在立论或驳论时,用一些短小精悍、含蓄的寓言故事来增加文章的说服力,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韩非的著作《韩非子》一书记载的寓言故事有几百     

荀子“物欲论”的美学诠释

本文认为：“物欲论”是荀子美学思想的逻辑起点，也只有从“物欲论”入手，能把握荀子美学思想的实质。本文的具体做法是：在对荀子“物欲”含义作出界定之后，具体诠释了人性好物欲的特点；好物欲与礼义的关系；审美—艺术活动与情欲、与礼义的关系。得到的结论是：荀子的美学观是一种实用—快乐主义的美学观，“美善相乐”是其核心。但荀子的这种美学观是“乡愿式”的。中国历代帝王，有许多是如此的穷奢极欲；中国历代官吏，有许多是那样的贪婪成性；可以说正是在心领神会地实践着荀子的美学观。     

学术史的转捩:“王官之学”与“德性自觉”

透过先秦诸子之学生发过程的考查,反思“诸子出于王官”说,指出普遍存在的德性自觉.先秦诸子于东周特殊的学术生态之中,转化专守的王官知识为开放的义理建构,从工具性的事务层面过渡至目的性的思想层面,从此开启了以“经世”为核心的学术方向.     

杜甫文体写作的“集成性”

中国文化重视“合和”与“集成”。在文体学上,合和与集成主要表现为文体浑和。文体浑和的最高形态是“大成文体”。大成文体是随机浑和与集成所有文体的结果。大成方“全粹”。杜甫向号“集大成”者,这主要体现在文体写作方面。于不同的文体,杜甫写作的“集成性”的程度亦参差。杜诗可谓“集大成”;杜赋可谓“集中成”;杜文可谓“集小成”。杜甫文体写作的“集成”的大方向是对的,但“小成”与“中成”都尚有待于提升至大成境界。     

关于庾信“游仙诗”中所表现的“藤”──从葛藟到紫藤

关于庾信“游仙诗”中所表现的“藤”──从葛藟到紫藤矢美都子庚信生活在南北朝后期，由南入北，从诗歌艺术发展流程上看，是集六朝诗大成于一身的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编写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出版）说：“庚信的作品比起当时一般作...     

荀子礼法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荀子作为我国先秦诸子中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礼法思想开儒法合流之先河,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作者通过对礼法思想的人性论基础,“礼法并重”诸问题的研究,并辨析了荀子“礼”“法”与当前我国“德”“法”概念的异同,从而得出荀子礼法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有重大意义。     

桐城派“义法”说发微

清代的桐城派是对中国古代的散文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文学流派。方、刘、姚“桐城三祖”,是这一流派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其中方苞的“义法”说,则是桐城派美学思想的起点。 桐城派在美学理论上超过前代古文家的地方,就在于对散文艺术美所作的理论探讨和贡献。桐城派的奠基人方苞,把前代古文家关于语言修辞、章法变化的理论予以系统化和深化,提出了散文创作的艺术技巧论——“义法”说。刘大櫆继方苞之后,深入到创作个性和艺术意境的领域,提出了“神气”说。姚鼐集方、刘之大成,在综合各种艺术因素的基础     

“地方性知识”视域与先秦诸子哲学起源——战国诸子至汉代史家的第一次研究思潮

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的第一次研究思潮,以《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汉书·艺文志》为代表文献,是战国至汉代哲学家、思想家一种自觉的学术反思。他们的共同之处或者说突出特点在于:将先秦诸子的问题意识植根于春秋时代的文化传统与思想世界之中,在中国哲学自身的思想轨道中进行探讨,更具有学理上的“纯粹性”与“地方性”。这种“地方性知识”视域,其要义是对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进行动态的、历史的、传统的考察,展现于历史维度与时代维度之中,历史维度是指《诗》《书》《礼》《乐》传统在春秋时代经历的“重构”或“阐释”;时代维度是指这种传统成为春秋时代精神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底色。在“地方性知识”视域中探讨先秦诸子哲学的起源,应注意三个问题:其一,春秋时代礼乐传统的“地方性”,是先秦诸子哲学发源的根基;其二,抉发先秦诸子哲学的思想原创性,防止陷入“格义式论证”的陷阱;其三,彰显先秦诸子哲学对人类贡献的普遍性智慧与世界性意义。     

“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说平议

余嘉锡《古书通例》提出“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说,其学理依据在于诸子与文集在著述形态上的相似,后世文集中的诸多文体亦可溯源至诸子。晚近的目录学家根据今存西汉子书中的各体文章、《汉书》的相关记载,将现存的西汉文章视作其作者已佚子书的篇目。武帝朝之后,子书数量锐减的同时,其撰述意图和文体体制决定了子书已经难以容纳作者的单篇文章;结合王充《论衡》中将“上书奏记”区别于诸子的论述,可知在汉人观念中,“诸子之文”和后世“文集之文”乃不同性质的著述。大部分秦汉诸子在六朝时期亡佚,而六朝人为作者重编的文集著录于《隋书·经籍志》集部,暗示了中古时代存在一个文集“取代”子书的历程,亦是诸子与文集兴替的又一表征。     

《荀子》中的“故曰”

对《荀子》中的45个“故曰”，前人或不加训释，或一概译为“所以说”。其实这45个“故曰”的使用情况可分为：①先议论后总结的，这种“故曰”确可译为“所以说”，其后为荀子语言，共有17例，占37．8％；②先引述后申说的，这种“故曰”则当译为“老话说”（或译作“旧书上说”，个别的则要译作“所以前人说”等），其后乃属引语性质，共有28例，占62．2％。分辨这些情况，不但有助于准确地解读，而且对剖析《荀子》内部的语料层面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