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国家行为体的人权保障义务与制度

非国家行为体作为逐渐兴起的政治实体,控制了广大地区和诸多人口,对于及于全人类的人权状况有着重要影响。毫无疑问,国际人权法明确要求国家承担相应的人权保障义务。然而,现行国际法对于非国家行为体的人权保障义务之规定可谓寥寥。文章从国际法应有法的角度出发,首先论述了建立非国家行为体人权保障制度的必要性,进而分析了承担人权保障义务的非国家行为体应满足的条件,其次根据现有国际法及国际实践,依据非国家行为体的不同性质论述了其分别应当承担的人权保障义务,最后浅析了较为可行的非国家行为体人权保障义务的履行制度。     

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变迁研究:制度嵌入性的视角

本文运用新制度主义制度嵌入性的视角分析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变迁的机理和过程.本文认为,制度环境是影响、促进五保供养制度运作与变迁的主导性变量.具体而言,中国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政治与社会管理制度以及国家在农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上的价值取向是五保供养制度所嵌入的最重要的制度环境,这一制度环境也是影响五保制度变迁的最关键变量.随着五保供养所嵌入的制度环境的不断变迁,五保供养制度也实现了从社区救助向国家救助的历史转变.     

国家、NGOs和国际环境制度

NGOs作为非国家主体在国际环境制度制定的活动中的参与范围越来越广,本文分析了NGOs在国际环境制度制定中的参与方式、表现形式及参与意义对国际理论的影响.认为NCOs以其拥有的独特技巧和资源与其他国际主体共同合作,一方面,NGO不断扩大的参与可能使其获得国际公认的与主权国家一样的法律主体资格;另一方面,NGO的参与没目前来看提高了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的管理能力,而并不是损害了国家的主权.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以C40为例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城市作为次国家层面中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聚合体,成为全球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以及全球气候治理中不可忽视的行为体.城市在气候变化面前的脆弱性使其更加积极发挥自身的资源、信息和技术优势,并且,这种在地方层面对于气候挑战的共同应对推动了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的形成.这一新的网络性治理形式为增强城市间的交流合作以及聚积城市层面的全球影响力提供了一个建构平台.从纵向上看,跨国城市气候网络为全球气候治理增添了新的次国家互动层面;从横向上看,为全球气候治理吸纳了更多的地方行为者,扩大了环境政策的执行空间.跨国城市网络还扮演着技术创新活动家和规范扩散者的角色,并且通过与各种外部行为体的积极合作来进一步推进城市弹性网络的杠杆作用.     

新型跨国暴力冲突结构、武装无人机与国际战争规范的进化

冷战结束以来,跨国暴力冲突结构发生了新变化。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暴力冲突虽然仍在发生,但数量逐渐递减;而国家行为体与恐怖组织这类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跨国暴力冲突的数量持续上升,已成为国际暴力冲突的重要形式。新型跨国暴力冲突的突出特点就是不对称性。在此背景下,规约国家行为体之间暴力冲突行为的既有国际战争规范面临挑战,存在进化的必要性。尽管武装无人机的使用给予国家行为体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相称"能力、强化了新型跨国暴力冲突结构的不对称性特点、延长和再造了新型跨国暴力冲突结构,但其并不会直接引发既有国际战争规范的进化;只有新型跨国暴力冲突结构的形成才是引发既有国际战争规范进化的根本原因。     

渐进与突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制度考察与分析

作为一项优化现行监督体系的顶层设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借助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考察国家监察体制的历史变迁,是解读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视角。我国国家监察体制经历了初创和建设受挫、恢复与重建、发展与壮大、整合与完善四个阶段。此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外界环境、思想观念和政治精英三者互动的结果:外界环境的改变形成了制度变迁的压力,新观念的输入为制度变迁提供了牵引力,而政治精英则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鉴于此,国家监察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应该从制度规则和制度组织两个方面着手,不断适应新的环境,从而实现国家监察体制的有效性与长期性。     

区域关系视角下美国西部地区开发的制度变迁分析

本文主要考察美国开发西部地区(即"西进运动")过程中,在区域关系发展的背景下的制度变迁.本文认为,在美国开放多元利益博弈的宪政秩序下,开发落后地区使得美国西部成为美国政治、经济生活中重要的区域性力量主体.随着西部地区性力量的崛起,它参与到了与美国北部工业力量以及南部奴隶主力量的制度博弈中.这样,制度博弈不仅影响了西部地区的制度变迁,进而影响了西部地区经济、政治等各领域的制度变迁;而且对于美国全国性制度的制度变迁以及美国整体的工业化进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这种制度变迁的过程中,西部地区和其面临的外部环境之间形成了互动关系,出现了"制度反哺"的情况.本文认为这是开发落后地区所导致的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重要案例,对揭示开发落后地区制度变迁的模型和规律具有重要的实证价值.本文对于区域关系下制度博弈发生的环境作了分析;对于制度博弈的具体内容和制度变迁过程进行了梳理;对于制度变迁的机制要素进行了阐述;并在此三方面的基础上得出结论.     

试论全球问题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

全球问题是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 ,它具有全球性、全面性、整体关联性、超意识形态性、严重挑战性等特点。全球问题给国际关系带来深刻影响 :一是促使国际关系的内容从注重军事安全的“高级政治”,转向注重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安全的“低级政治”;二是促进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多元化 ,使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日益加强 ;三是促使国际关系的主旋律从冲突与对抗转向对话与合作 ,和平与发展成为各国对外目标的基本内容。     

论高校筹资制度变迁的本质

高校筹资既是一个高校成立的前提,又是高校发展的基础,是任何高校都必须十分重视的问题。高校筹资行为受高校筹资制度的约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每个国家的高校筹资制度均具有一定的特色。一个国家的高校筹资制度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伴随着国家乃至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变化而变化。文章在对制度变迁的本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高校筹资制度变迁的本质,重点运用高校筹资制度效用曲线对高校筹资制度变迁进行了理论分析。     

制度变迁中的路径偶然及其评价

超越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学派对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的解释,在详细阐述后共产主义国家特殊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路径偶然理论提出政策选择是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设计的独立性变量。在偶然性政策选择的基础上,通过制度遗产、国家能力和政策顺序的干预作用,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以被动性制度设计或主动性制度设计的方式演进。路径偶然(path contingency)理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方式,也反映了制度分析方法的创新,但它同时带有过多主观构想的色彩。     

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冲突·规范·非国家行为体

知识产权正成为国际关系中引人瞩目的因素。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理论为国际知识产权现状与未来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现实主义理论相信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单边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自由主义重视非国家行为体在塑造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作用;而建构主义者重视现存的国际知识产权规范,同时相信共同的知识产权文化价值对于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重要作用。     

欧洲治理的不同路径及其对国家制度的影响

欧盟国家制度变迁及国家间趋同的潜能随着所运用的特定治理模式的改变而变化。这些模式可分为以下三种:一、服从对国家执行机关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盟规章;二、不同国家管理体制之间为达到欧盟要求展开竞争;三、跨国层面的监管机构在欧盟法律或制度架构内进行沟通。国家官僚机构做出应对的行为理性包括:持续驱动、结果驱动和合法性驱动。国家变迁程度和方向上存在着某些矛盾,即一致的政治目标与实际趋同之间似乎是一种相反的关系:基于服从治理的政策,显然旨在使国家政策一致;而相对于接受国家多样化的斗争和沟通治理路径而言,却对国内制度趋同的推动力不那么明显。     

试论我国的引渡制度

引渡作为一种国家间制裁国内涉外犯罪的司法合作制度,只是提供了一种形式上最有效的方式,跨国"避罪"问题并没有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因为引渡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自不例外.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参加或签署的国际条约在引渡实践中存在局限性、签署的双边引渡条约存在缺陷,双边友好协商方式运作艰难.二是中国引渡制度实现中的政治、经济、人权、法律等阻碍因素.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探讨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依赖于发展战略的制度环境,是随着农作制度的演变而变迁的,是以连续的、渐进的变迁方式进行的,是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已经历了两次变迁,并且正在经历着第三次变迁。     

国家制度能力与经济转型:理解中国模式的政治经济维度

国家制度能力可以界定为国家制定、实施和推动制度变迁的能力。它体现为三个方面,即国家相对独立自主地界定自身目标偏好,形成有效规则、政策的能力;国家将已形成的规则、政策加以推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和宏观经济运行绩效的能力;国家根据内外环境变化,适应性地推动制度变迁,使其与经济发展条件相契合的能力。强大而有效的国家制度能力成为推动中国体制变革与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理解中国模式的关键变量。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着调整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任,这有赖于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国家制度能力建设,将中国模式提升至崭新境界。     

国家的制度供给模型

本文引入制度自由度、正向性和逆向性制度变迁及制度边际贡献率等概念,分析了国家的制度供给行为,借助边际分析方法建立了国家的制度供给的总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作者认为,任何形式的制度均可用自由度来衡量,自由度的增减分别构成正向性和逆向性的制度变迁.国家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供给过剩的问题,两者均可导致社会经济的非帕累托最优.国家也存在制度供给结构的失衡,强势利益集团可获得的自由度较大,而弱势群体可获得的自由度较小.总量模型有助于认识现阶段中国制度变迁中的制度供给不足和过剩,结构模型的建立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现阶段地区间、产业间的制度差异.     

美国新干涉主义的特定历史背景

美国新干涉主义是后冷战的产物.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新变化为美国国家利益实现的新方式--新干涉主义提供了特有的背景.国际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蘅、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依存度的增加、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跨国公司发展,构成新干涉的基本历史背景面.     

中国对全球治理困境的战略应对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世界全球化潮流进一步发展.当代国际体系虽仍以主权国家为主要行为体,但其能力和作用在全球性事务的发挥上显得相当局促,而针对一些地方性事务又显得不合时宜;而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社会公民运动等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在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上所发挥的作用却越来越大.在这样的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逐步成为国际事务治理的新方法,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新路径.但随着国际体系的发展,“全球治理”又面临着重重挑战而陷入了重重困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如何进行对外战略的调整去积极应对全球治理的新变化成为一重要课题.     

制度供给视阈下的公民政策参与

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是典型的政治行为,必然受到国家相关制度的约束.制度供给是保障公民有序参与政策制定的重要途径.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历来重视政治生活中的公民参与,在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方面已经做了相应的制度安排,但也存在着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供给效率不高的问题.回应公民的参与需求,扩大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就必须加快制度供给的创新.     

论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加强对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对于推动社会发展与转型、制度变迁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制度变迁的最终决定力量,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人的需求与发展对制度变迁与创新起根本的推动作用,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社会意识形态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制度变迁的外部力量,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强生态保护和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