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视纪录片的叙事节奏

节奏在电视纪录片中具有一种征服的力量。节奏可以分为内部节奏和外部节奏,内部节奏是外部节奏变化的根据,外部节奏则是内部节奏的进一步表现。在电视纪录片的叙事编码过程中,给电视纪录片的内容和形式赋予节奏,可以提高电视纪录片的美学价值,对实现纪录片的可视性和有效收视具有较大的意义。     

论电视纪录片《梁思成林徽因》的叙事艺术

《梁思成林徽因》是近年来一部不可多得的电视纪录片佳作。文章认为该片的叙事艺术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情感与事业的交响;其二,个人与民族的交融;其三,历史与人文的交织。     

论电视纪录片《梁思成林徽因》的叙事艺术

《梁思成林徽因》是近年来一部不可多得的电视纪录片佳作。文章认为该片的叙事艺术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情感与事业的交响;其二,个人与民族的交融;其三,历史与人文的交织。     

“真实再现”让纪录片不再“虚拟”当代技术对电视纪录片带来的影响

真实再现成为当代纪录片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真实再现与纪录片的真实性之间究竟是怎么样的关系,纪录片能否以现代电视技术真实再现已经消失的场景和画面,真实再现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对纪录片的影响如何。当代电视技术条件下,使真实再现变得简单而实用,国内外大量的纪录片开始大量使用,如何合理的有度的使用真实再现,使纪录片能够更好地表达思想观念,值得我们很好的去研究探讨。     

“看电视”与生活方式的构建: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文化史考察

伴随电视在20世纪90年代步入中国的千家万户,"看电视"作为一种主流生活方式的地位即在国人社会生活中逐步得到确认,并在此后经历多种变动、形成复杂影响。本文以日常生活中的媒介实践为研究逻辑起点,着眼于国民"看电视"的历史视角,考察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文化的变迁,在自下而上的视点观照下把握中国电视何以历时性构造社会生活,进而据此在社会文化语境下重新审视当前中国电视面临的转型问题,并基于"观看"和"观看者"两个关键概念商榷电视重返"日常性"的可能路径。     

从“小把戏”到“大结构”--论莫言小说叙事艺术的转向

自觉的文体意识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使莫言的创作充满变数。30余年来,他小说的叙事艺术经历了从“玩小把戏”到“玩大结构”的转向。莫言曾经热衷于形式实验,他用令人眼花缭乱的“小把戏”宣告了自己创作的先锋性和现代性,但随着对形式实验的反思,莫言之后的创作自觉地向民间回归,向古典小说致敬,他以“玩大结构”的决然态度宣告了自己创作的本土性和传统性。但在从“小把戏”向“大结构”的转向中,人们不难发现他小说中的“大结构”包含很多“小把戏”,可以说,莫言在向传统回归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作品的先锋性。     

论老子之“大”的美学意义

老子关于“大”的论述,基于道论。道为万物变化的根据,当然亦是美的根据。作为道的特征,空虚渺远,意妙难言,它必然与美相联系。“大美”是对老子生命美学观的诠释     

论《沧浪之水》的“内向性”及其审美意蕴

阎真在《沧浪之水》中选择了一种独特的"内向性"叙事姿态,即把表现人物内心状态当作小说叙述的重要内容,并以此来安排文本的叙事结构和节奏。《沧浪之水》独特的"内向性"首先表现在作品把人物的内心状态当作小说表现的重心,其次是文本的精神内涵和价值旨归极其丰富,第三是把"真实性"原则视作艺术的生命,而且同样达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真实"。《沧浪之水》表现出的这种"内向性"的倾向叙事,不但避免了文学因"向内转"而可能导致与现实脱节的问题,还赋予了作品为许多官场小说所不及的独特审美风味和多重艺术意蕴。     

论《老子》之“朴”的三重内涵及其当代意义

在《老子》一书中,“朴”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考察《老子》主要注本,《老子》“朴”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其包孕的三重内涵：哲学义、政治义、伦理义。“朴”的哲学义指一种具有超越性、完美性的境界;政治义即是圣人治国理政之最高法式;伦理义指人性最原初、最浑全的面貌与状态。“朴”的当代意义主要体现在两点：其一是反抗现代性,其二是会通后现代性。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思想之文化传统探源

“民众的大联合”思想来源于毛泽东早期的重要代表作《民众的大联合》。它是青年毛泽东在五四爱国运动热潮的感召下,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来回应社会召唤的一篇时政文章。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来寻找毛泽东早期“民众的大联合”的思想来源,有助于对毛泽东早期“民众的大联合”思想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更加完整、准确的把握。     

通向“我之所是”的浮槎：论林语堂对生活哲学的觅求

林语堂在跨语际写作与跨文化交流史中成就斐然。他在“中学西传”过程中所凸显的独特多元文化观,以生活哲学作为底色。具体而言,这体现在他对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接受、对西方现代文明观念的借鉴以及对自身独特审美意识的观照之中。以身体为浮槎来构筑的诗性审美体验,是林语堂阐释“我之所是”的表达方式与内在动力。他在文学著述与社会批评中透露出重自然、尚自由、求自我的言说取向,促使了合理近情的东方智慧在读者心中潜生根蒂。     

论中国古代学术的“大生命”形态——兼论中国古代文学史之学科形态

中国古代学术（经、子、史）皆源于上古圣人之德性仁心：燧人氏（熟食）、有巢氏（住屋）、伏羲氏（识天文／养家畜）、神农氏（种田）、仓颊（遣字）、黄帝（纺衣）;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治人治世,心性禅让;封侯建国,创设礼乐;礼崩乐坏,凝聚仁心）。此是几千年的亘古历史文化累积,成就了中华民族的“心文化”。上古圣人系列之善性,亦即族群的大生命精神,褐幕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开端。中国久处农业社会,“天时一地利一人和”对农业庄稼的生命（收成）有决定性的意义。由此,也决定了农者的生命价值,乃至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生存状况。此日“天人一体”的生命本义。这种“天人一体”性的大生命,唯农业社会所特有,至今未变。“心文化”的德性总’源头,化生于“天人一体”性的大生命中（天地之大德日生）,此即合内外,一天人。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壮丽开端,其下的一切学术布局皆贯通于“德性仁心一天人一体”二重性之大生命气象,这是一个教化系统。此与西方之向外遂物之“脑文化”鲍异,与其以数学、逻辑为基础的学术、知识结构亦鲍异。研究西方学术之突破口与引线,是其数理观念;研究中国学术之突破口与引线,是那“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诗。由诗返志,日诗教。故孔夫子日：“不学诗,无以言”,“诗三百。……思无邪”。     

论“大化”之作为“中华共识”——质疑李约瑟《古代和中世纪中国人的进化思想》

易学总体上持大化观念,西式进化论在其思维框架下,不过是无限运程中之一环节而已。《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之言已完整描绘出中国人特有之大化观:天下万物生于有着眼于进化,有生于无着眼于循环。《庄子》描述的大化历程以种有几为起点,以万物皆入于机为终点。《列子》描述的第一阶段自太易到太始再到太素最终达于浑沦,可以进化论释读之;第二阶段自一到七再到九最终复变为一,只能以循环论释读之。《淮南子》的所谓生物进化观,实际只视生物进化为天地循环之一环节、一阶段:生物进化之前,已有三个阶段之天地进化;生物进化之后,亦应还有三个阶段之天地退化;然后一切归零,重新开始。墨子、韩非子、王充,均持大化思维。晚唐无名氏之哲学著作《无能子》认为不把进化论置于天地未分,混沌一炁以及天地既位,阴阳炁交之宇宙背景上来定位,就是讲不通的;其自然而虫之,不自然而人之命题的提出,不是为了高扬进化论,而是为了贬抑进化论,不是为了倡导不自然,而是为了倡导自然。晚清以降学者对进化论之质疑,则至少有严复以易化西、章太炎俱分进化、宗教界驳生物进化论、科技史学界之争论等尝试,从另一侧面证明中土思想家所讲就是大化论。     

紧扼着“现在”之喉——论《现代》派诗与“现代”的遭遇和对策

本文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的现代性对中国生活的渗入入手,对<现代>派诗歌的成因及其所采用的新颖的诗歌风格进行分析,指出与现代生活的遭遇所导致的语言的匮乏和表达技术的欠缺,是<现代>派诗人取法象征主义、意象派和未来派诗风的动力,而同时,对现代生活的描摹也正是这些创新的目的.     

从《论十大关系》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十大经济关系”——《邓小平文选》对创立中国宏观经济关系学的启示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探索和指导社套主义建设的里程碑式的经典文献；《邓小平文选》对社套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十大经济关系”的精辟阐述，对我国社套主义现代化事业，对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关系学都具有着全局性和纲领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