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全真教教徒的诗学观

金代全真教教徒王重阳、马钰、丘处机等人创作了大量诗歌,体现出独特的诗学观。他们不仅以诗歌来传道悟道、教化他人、联络道友、增进感情,还以诗歌来抒发道情和诗情,将诗歌当成传道、交友的文字游戏。他们的跨界创作偏离于诗言志、诗缘情的主流,成了宗教界、文学界别样的风景。     

浸乎世风 染乎世情——全真教与元杂剧关系谈

本文从道家思想与全真教的关系切入,对元杂剧中关涉全真教的剧目进行了剖析,并据以历史事实指出： 元杂剧中的氤氲道气是全真教对元代社会巨大影响这一世风世情浸染的结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杂剧中存在着终极意义层面上的审美超越倾向     

丘处机与全真教的初兴

丘处机是中国道教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作为金元之际有重要影响的全真教第五任掌教,全真教在其带领下迎来了初兴。金末元初,社会动乱,民生凋敝,人民需要一种稳定人心的信仰,社会大形势给了全真教发展的契机;同时,丘处机出身平民,对他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丘处机在"修道"上天资高、起点低,经过磻溪、龙门的艰苦修炼,先后取得金世宗和元太祖两位君王的信任,全真教的初兴与丘处机的个人修为密不可分。     

金元全真教的社会关怀

道教自其创立之初,其教义就有着深切的社会关怀;金元全真教继承了这一传统,主要体现在真行与教化两个方面.全真教通过种种利国利民的举动,树立起了良好的形象,赢得了民间和朝廷的双重肯定,缓和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试论金元时期全真教兴盛的原因

金元时期,全真教的迅速兴起并达到鼎盛有着深刻的背景原因,本文从激烈的民族矛盾及其引起的动荡的社会环境;传统主流思潮儒家文化的失重及多元文化空间的形成;全真教适应社会潮流的成熟圆融的理论三个方面对此做了初步论述.     

论金元时期全真教的财产观念

全真教自金初形成后,主要以乞食为生,蒙古进入中原后方转为耕作自给.但不论是乞食还是耕作,全真教对财产的态度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可以说,在金元时期,全真教轻财如土、以义取利、公而无私的财产观念基本贯穿于始终,这也是全真教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全真教形成的这些财产观念,并不是对世俗观念的简单重复,而是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具体而言,这些财产观念都和修道紧密相连,这就为全真教正确处理财产问题奠定了基础.     

金元全真教政治认同的历史考察

政治认同问题是政教关系的重要一面。全真教政治认同的构建是在金元王朝政教生态语境中循序展开的,呈现出理论性(遵国法、尚王道的论说)与实践性(以教辅政的政治支持行为)、动态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特征。根据表现形式的不同,全真教政治认同的构建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敬而远之、古朴清修(1159—1183),尊王讲道、赢得信任(1184—1219),以汉接蒙、体道辅政(1220—1256),主动臣服、依附发展(1256—1368)。特别是大蒙古国时期,全真教变被动臣服为主动构建,推动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有机结合的元代统一多民族国家政制建设。全真教政治认同的构建是长期以来中国大一统历史语境下佛道佐国扶命、崇尚王道传统的赓续。在金元少数民族政治语境下,全真教成为以忠孝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基因的重要传承者。全真教的政治认同与金元统治者对它的认可是一个有机互动的过程。以“王律”统合“道律”是全真教成功发迹并取得长足发展的重要政治保障。     

清代宗室词人奕绘与全真教

清代宗室词人奕绘喜欢阅读道教典籍、游览道观、与全真道士交往听其讲经论道,其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诗词创作都深受全真教的影响。其"太素"之号、"天游阁"之室,正室去世后不再另娶,不重名利而喜好优游,重视精气神,追求清静之境,崇尚素朴之美等,都与全真教密切相关。奕绘信奉全真教与清代崇道之风有关,也与清朝贵族崇尚汉族传统文化、追求闲散人生有关,更与奕绘身体多病而希望通过修炼祛病强身、修心养性有关。     

全真教王重阳教育思想研究

王重阳在道教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从不同角度对他的思想进行分析和研究的作品较多,但对他的教育思想研究者却不是很多。本文在占有翔实资料的基础上,对王重阳教育思想,如自然主义人格的培养、因人施教、寓玄理于鲜明的形象等,进行了较为详细而系统地分析和研究。     

也论百回本《西游记》定稿人与全真教之关系——兼与胡义成先生商榷之二

针对近年来学界有人否定吴承恩为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认定全真教徒是定稿人的观点,笔者认为无论从虞集序真伪、句容茅山华阳洞天、闫希言师徒等方面来综合考察,均难以将全真教徒与百回本《西游记》定稿人直截了当地划等号,相反,吴承恩为百回本《西游记》笔者却愈加难以否定。     

王重阳与全真道之创立

全真道兴于金盛于元 ,是我国历史上与正一道对峙的最大道派之一。王重阳作为全真道的创始人 ,他不仅躬自出家修道 ,著书立规 ,而且招徒布教 ,立会弘道 ,为全真道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全真之盛 ,重阳颇有功焉     

全真道戒律的发展历史与特征

了解全真道戒律的发展历史,有助于分析戒律在全真道发展历史中的功用,进而把握全真道的精神实质。全真道戒律的发展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初创阶段、充实阶段、完善阶段。其总的特征为道教戒律成熟完备之产物,表现有二:出现了作为戒律的补充的清规;形成了从具有众多品级、条目的传统道教戒律中删繁就简而来的三坛大戒。     

全真教对元杂剧清丽派艺术风格的影响

元杂剧清丽派作品是在全真教理念影响下对“自然”理想的文学阐释 ,涉及到戏剧创作之意象、冲突和风格等核心内容 ,带有强烈的情绪化和自我心灵观照色彩 ,表现出独特的审美情趣     

论全真音乐机制与全真道士的诗词艺术

全真音乐主要是施之于修持,其法有唱诵与吟诵等;另一种是施之于庆祝、祈祷等法事的,以声乐演唱为主。全真道士在传教过程中,既与士大夫唱和赠答;亦面向大众布道而强化词的音乐性,其方式是或继承能歌的词调,或将词调进行改造,或自创词牌,使渐趋雅化乃至僵化的词变得鲜活、俚俗,使词体更容易向曲体发生转换,成为词曲之间流变的中介和津梁。这无疑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全真道龙门派始祖丘处机与道教的中兴

道教因有了丘处机,才有了道教全真道龙门派,道教随之得以中兴,开创了元朝时期道教的辉煌。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是全真教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是年,全真道迅猛传布,民众纷纷归向全真。丘处机掌教时期,正值宋金对峙,蒙古帝国南侵之际,政治格局巨变,局势错综复杂,作为全真道教主的丘处机便成为南宋、金朝、以及蒙古帝国争夺的重要人物。     

试论蒙古前四汗时期的儒道关系

金亡前后,大量儒士得到全真教的庇佑,儒道关系相当密切。但随着教派势力的急剧壮大,全真教以其有为的倾向、越界的举动,引起了儒士们的警惕与疏离。面对蒙古前四汗时期各种思想文化激烈竞逐的态势,痛心于儒学衰微的儒士们既对道教予以批判,也加强对自身的反思。     

王权膨胀与道教衰落——雍正与道教关系论析

清代王权极度膨胀，成为道教衰落的根本性因素之一。雍正视道教的神仙说为虚幻，仅利用道教的“教化”、“治病”等功能，将道教工具化，从而决定了道教衰落的命运。在平息佛道之争的过程中。雍正将道教归入佛教。最后，道教被排挤出“大传统”，遭到“小传统”中众多民间宗教的分解和吸收。     

论道家在宋明新儒学形成与演变中的作用

在宋明新儒学形成和演变过程中 ,道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催化作用 :北宋儒学家借助于道家本体思维模式对传统儒学进行新的诠释 ,创立了理学这一儒学新形态 ;南宋朱熹继续借助道家本体思维对原始儒学和北宋新儒学进行综合提升 ,集理学之大成 ;明初儒学家在程朱理学渐趋僵化之际 ,适时地吸收了道家思想以改造理学 ,使理学过渡为心学 ;明中叶王阳明对儒佛道思想进行融会贯通 ,集心学之大成 ;明代中后期 ,由于王门后学大量引用道家思想及佛教禅学来改造阳明心学 ,致使心学性质逐渐发生变化 ,终至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