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格物致知论的科学精神及其历史作用

朱熹的格物致知包括了格自然之物的科学研究活动，他本人在格物致知中也进行了广泛的自然科学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些思想和活动对后世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从“格致”到“科学”——近代国人科学观的演进

古代中国,尚没有形成正确的科学观,"格物致知"和"格物穷理"成为中国传统科学的指导思想.至近代,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传入,中国传统的科学观面临着冲击,随着思想认识上和语言使用上由"格致"向"科学"的演进,标志着近代国人科学观的正式确立.     

论朱熹的格物穷理思想及其“科学理性精神”

朱熹借用佛学理论创造性地提出＂理一分殊＂新儒学理论,并以此理论为基础深入阐释了儒学之＂格物致知＂理论。他提出的格物与致知（格物与穷理）辩证统一的心性修养途径和方法,与培根等近代科学方法论大师提出的科学探索方法非常接近;但因其格物穷理思想建立在＂理一分殊＂唯心主义基础上,加之他不愿突破儒家伦理框架束缚之形而上学特质,他的＂格物穷理＂思想,终未走向真正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之方向。     

由“格物致知”看朱熹的理学地位——对朱熹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再认识

牟宗三以道德形上学为根据,认为朱熹追求“只存有不活动”的道德本体和格物致知的顺取工夫,而将其判为“别子为宗”,但是通过对朱熹思想发展脉络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入路与其热衷于义理分析的致思取向有关.而且朱熹提倡的工夫论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由逆觉体证而感知天理境界的弊端,是对先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化和思维水平的提升,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观察的理性”看科学的特性

“观察的理性”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最长的一节,但却被研究者们长期忽视。本文区分了黑格尔讨论科学的三种进路,并从《精神现象学》的主题出发,把该节解释为黑格尔从 “意识形态”分析的角度对科学的特性进行的哲学反思。基于对“理性”意识形态的分析,黑格尔揭示了科学认知的自主性、无限制性和概念自觉,以及科学认知的实在论基调和发现 （而非发明）的逻辑。在“观察的理性”的具体讨论中,黑格尔揭示了科学描述和分类的本质,以及科学规律的普 遍性这一特征在不同学科那里的复杂性。而黑格尔对面相学和头盖骨相学的批判还揭示了当代脑科学里也存在的一种简单的物质主义对应思路的谬误。黑格尔的这些思想对当今的我们理解科学的特性来 说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杜威哲学思想中的“科学精神”

当前我国学术界对杜威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哲学和教育思想方面,而对于杜威在科学精神方面的研究至今也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甚至可以这样说,对于这个问题探索还完全没有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本文希望在此方面作一尝试性的探讨。“科学精神”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在长期从     

由"杞人忧天"看理性科学精神与中国社会

从对成语“杞人忧天”的思考入手 ,提出了中国人不善理性思维、缺乏科学精神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反思 ,得出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中国传统人文文化的影响 ;通过对现实的思考 ,指明了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对于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 ;而要解决这一问题 ,还是要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 ,结合当前科技发展的趋势 ,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使国人真正做到用理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从“格物致知”看朱熹的理学地位——对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为宗”的反思

牟宗三以道德形上学为根据,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方面展开论述,认为朱熹将天理与人心相区分,追求"只存有不活动"的道德本体和格物致知的顺取工夫,而将其判为"别子为宗"。但是通过对朱熹思想发展脉络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入路是对程颢等学者过于追求"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而忽视具体实践工夫的一种矫正。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促进了先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化和思维水平的提升,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论新安理学的实践理性精神

新安理学作为产生于古徽州地区,以弘扬儒学传统、传承程朱理学为宗旨的理学派别,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这就是深具实践理性精神。表现在:首先,新安理学虽宗儒崇朱,却并不盲目,表现出“求真”、“求实”的实践理性精神;其次,新安理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轻商观念有所超越,表现出儒商结合的实践理性精神;再次,新安理学对儒家传统的义利观有所超越,表现出义利统一的实践理性精神;最后,新安理学关心社稷民生,表现出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精神。新安理学的实践理性精神不仅在历史上对徽商的形成产生了推动作用,而且在现代化建设中也不失其积极意义,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朱熹礼学思想建设的启示

朱熹在南宋社会内忧外患、佛道盛行的历史环境下又一次回应并发展了孔子的礼学、礼教思想,决心重振社会人伦秩序,其礼学思想对宋元以降的中国及东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礼学思想建构的特点能给当代儒学复兴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礼不远人,人能弘礼;礼学思想需要哲学的突破;礼是归宿;礼学的发扬需要经典文本的支撑与因时制宜.     

孔子的“忠恕”之道与世界和平

孔子的“忠恕”之道,即由衷竭力以诚待人,推己及人处理问题。他为此奔走呼号一生。最终欲使人与人和谐礼让,消弭疑虑、互相攻讦乃至剑拔弩张的情势。显然,“忠恕”是天下和平、四海无波之根本。     

朱熹“《诗》说”述要

朱熹是《诗经》学术史上革故鼎新的风云人物,其《诗经》批评资料异常丰富。择撷朱子原话,以《诗》说命题形式,评述其相关思想观点,大抵涉及朱子论《诗》之效用、《诗》之垂教、《诗》之序言、《诗》之本意、《诗》之手法等五个方面,以揭示和概括这位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诗经》批评的基本内容。     

《新青年》中科学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

《新青年》杂志对科学问题的探讨已上升到科学主义层面,并与中国新文学有着内在的学理逻辑联系。崇高科学的历史语境,使科学精神成为强势话语,决定了写实主义(包括自然主义)在现代中国的独尊地位,也使反科学主义的、按“进化论文学观”演变流程应处于前列的“新浪漫主义”退居其后。就历史理性而言,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对科学主义的抗衡,是逆历史潮流的,但它们的价值选择却指向了对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负面成分的批判,趋向了审美现代性。     

“前后七子”的诗文复古与明代文化复古思潮

前人论明代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的兴起,多将其原因归结于对"台阁体"文风及宋元诗文流弊之反动上.实则诗文复古乃是明代中叶兴起的文化复古思潮下的文学变奏.它与"书必篆隶"、"器从旧式"、"官名从古"、"礼从古制"等社会风气以及经学领域的汉学复兴、学术领域的考据学兴起、藏古之家的大量出现等,乃是同一种背景下的产物.     

理论创新的伟大典范——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到“三个代表”的思想

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是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 ,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论朱熹《中庸章句》的“人-物”平等思想

朱熹《中庸章句》对“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及“与天地参”的诠释,强调人与物有着共同的“天命之性”,同时又有各自不同的“道”,要求依据各自不同的“道”对人与物作出不同品级的节制和约束,以实现人与天地自然万物的和谐,蕴含着人与自然万物相互平等的。这种“人-物”平等思想,实际上是今天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观所必需的思想基础。     

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哲学基础

对外开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着丰富的哲学基础.邓小平同志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指出对外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在认识论方面,邓小平同志指出对外开放的一个前提,是必须承认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在开放中,从我国基本国情的实际出发,有准备、有步骤、有计划、有限度地开放,量力而行,不能脱离国情.在唯物辩证法方面,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起来,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要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在历史唯物论方面,邓小平同志指出了对外开放不会导致资本主义.     

论邓小平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所做的准备

要贯彻落实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要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而要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就必须洞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条件--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正是邓小平领导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实践和邓小平理论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进行了社会历史的、政治经济的、文化观念的、理论思想的等多方面的条件准备,江泽民才能够在此基础上把握时代脉搏,根据形势需要,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教育发展的科学指南——读胡锦涛同志十七大报告关于教育的论述

胡锦涛同志十七大报告关于教育的论述，是我国教育发展的科学指南。“论述”第一次把“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作为改善民生的首要任务，指出了长期以来影响教育健康发展而又难以破解的问题，对今后我国教育的科学发展提出了全面的指导性要求。“论述”关于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坚持教育公益性质、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的科学创新理念，对我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提升和促进教育事业健康、科学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