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规模、资本规模与工资决定——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大量证据表明,企业规模与工资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但对于导致这种正向关系的原因莫衷一是。本文基于12个地市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抽样数据,对企业规模-工资效应及导致其存在的原因进行了验证。我们在整体样本层面发现了企业规模-工资效应的存在,且验证了资本规模是导致该效应的原因。但是,分所有制和分地区的子样本检验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对于外资企业和东部地区并不成立。     

社会资本、市场化改革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证据

本文通过对2004～2006年沪市210家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政治网络、经营网络和学校网络进行赋值,将其社会资本予以量化。我们将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引入模型,检验社会资本与市场化改革对于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包括:(1)用政治网络度量的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2)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作用随着市场化的推进逐渐减弱;(3)企业家政治网络对企业绩效作用的影响高于经营网络和校友网络。     

企业规模、资本结构与企业成长性——来自中国上证A股的经验数据

文章以中国上证A股的经验数据为样本,研究了2005-2009年期间中国上证A股企业的成长性与企业的规模、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规模和企业资本结构正向影响企业的成长性,企业规模越大,成长性越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的成长性越好。本文还分行业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发现,企业的成长性还受到行业属性的显著影响。其中可选消费行业企业的成长受到企业规模的影响最强,而日常消费行业的企业受到企业的资本结构结构正向影响最显著,工业行业企业同时受到企业规模和资本结构的正向影响。     

绿色金融政策对污染企业ESG绩效的影响——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绿色金融政策是具有市场型环境规制特征的金融工具,对我国经济实现绿色发展十分重要。基于我国上市工业企业数据,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探讨《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实施对污染企业ESG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污染企业的ESG绩效,且在商业信用高、行业竞争程度低、非国有、金融市场发达的地区和东部省份的污染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2）绿色金融政策通过强化企业融资约束和倒逼企业提高社会声誉来促进污染企业提升ESG绩效。（3）绿色金融政策带来的ESG绩效提升对污染企业未来主业发展和经营风险降低均有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对绿色金融政策如何引导污染企业转型升级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且为政府在“双碳”目标下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提供了相应参考。     

国有企业长期雇佣制度对企业能力的影响

企业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而提高企业能力的必要途径就是通过建立一套合理的雇佣制度来吸引、培养和用好企业的员工。现行的短期合同制使国有企业建立了灵活的用工制度,但也造成了核心员工的流失。本文从企业能力的视角出发,讨论了长期雇佣制度影响企业能力的机理,并分析了长期雇佣制度影响企业能力的具体途径。     

企业社会资本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分析

企业社会资本是反映企业社会关系特征的一种资源。它可以使企业在内外部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文章探讨了企业社会资本的构成和内涵,并就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家族企业集团:金字塔结构、多元化经营、企业绩效——来自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利用中国A股市场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从企业集团多元化经营行为的视角,研究了家族控制股东侵占与公司治理问题。研究发现,在投资者保护水平低的现阶段,家族大股东通过金字塔持股等方式实现了对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使其有动机也有机会通过多元化经营侵占少数股东的利益;在要素市场尚未完全发育的条件下,虽然多元化经营对建立内部资本市场从而提高企业价值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总体看家族大股东侵占产生的代理成本大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带来的收益,企业集团成员公司的绩效与多元化经营负相关。     

企业员工责任对其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企业员工责任是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中企业对员工应承担的责任。通过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企业承担员工责任对其绩效的影响是:企业对员工的法律责任是硬性约束条件,当企业履行对员工的法律责任时,法律责任对企业的影响就潜入幕后;企业规模的大小本身对企业绩效有一定的影响,并且对非财务绩效的贡献更大些,但并未影响企业员工责任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质;企业对员工的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通过引起员工的反应作用于企业的非财务绩效,而对企业财务绩效未发现显著影响;企业对员工的经济责任同时影响了企业的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并且其作用途径是直接影响,但相比而言其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程度更甚。     

企业产权、总经理任期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关于中国企业的调查数据,对总经理任期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控制了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相关因素后,使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发现总经理任期与企业研发投入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二者关系存在显著差异。文章从企业产权视角扩展了企业高管任期与研发投入关系的研究,对我国不同类型企业提高自主创新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是当前信息技术变革时代的最新发展趋势.在分析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理论机制基础上,利用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sys-GMM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我国企业数字化水平和企业创新绩效正向相关,设置了数字资源信息共享平台的企业其促进效应更为显著.不同行业的数字化水平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信息技术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以及社会服务业三个行业存在门限突变效应,传播与文化业存在门限收敛效应,其他行业并未表现出门限效应.数字化水平对创新绩效的提升存在最优门限值,创新绩效的提升和企业其他治理特征和规划紧密相关,只有两者同时改进才能最终提升创新绩效.因此,我国企业应构建数字化和其他企业资源与管理战略的统筹协调机制,进一步深化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的环境绩效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我国经济社会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环节,文章基于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合并样本,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制造业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该结论在一系列检验下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推动绿色技术进步、提升管理效率这两类渠道来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的降污减排效应在高科技属性、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以及位于东部地区的上市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前端治理在数字化转型助推企业二氧化硫减排过程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数字化赋能企业降污减排的作用效应机制的认知,为我国探寻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新路径提供学理依据及决策参考。     

收入分配、技术进步与经济的持续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

支撑中国经济近30年高增长的主要是要素投入而非技术进步,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以及这种方式下的经济增长都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这可能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提供条件,也可能使经济进入均衡陷阱。技术进步本身有着内在的逻辑,它源于分工,而分工又具有自发演进的正反馈机制。建设"创新型国家"(或者说大范围的技术进步)难以依靠由政府动员全社会力量集中攻关的"举国体制"来实现,分工的深化才是技术进步,进而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股东特质与企业技术资本存量的效应分析——来自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证据

基于股东特质的视角,以2007-2011年我国A股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不同股东对企业技术资本和绩效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技术资本存量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机构投资者对二者的关系不存在调节效应;内部管理人对二者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调节二者关系的强度;国有控股对技术资本与公司绩效呈负向调节作用,为纯调节效应,调节二者关系的方向和形式;第一大股东对二者关系呈U型调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