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距离与城市流动人口犯罪的同群效应——基于广州、深圳、东莞三市的实证分析

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由人口流动带来的区域文化碰撞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社会融合。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汉语方言大词典》、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数据,本文以广州、深圳、东莞三大人口超千万的人口净流入城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以方言距离为文化差异的代理变量,研究其如何影响城市流动人口的同乡团伙犯罪行为。研究表明,方言距离与流动人口同乡团伙犯罪显著正相关,同群效应是文化差异增加流动人口同乡团伙犯罪率的主要途径之一。本文从方言距离视角解读城市化过程中文化隔阂对城市社会和谐稳定的影响,丰富了文化影响移民犯罪及治理的理论探索,对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浅析青年农民工社会支持的缺失与建构

青年农民工在社会化进程中建构起来的社会支持网与其父辈群体相比,目的不仅在于帮助其摆脱经济困境,更重要的是谋求城市生产生活方式,实现自身价值。而社会支持网支持者的缺失,使预期发展未能获得足够的物质、精神支持和认同需求,反而导致现实困境,进一步引发犯罪。因而,需要从多维度构建起青年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     

城市流动民工社会角色变迁与违法犯罪研究

近年来,在我国的城市犯罪中,流动人口的违法犯罪案件增多,比重增大,危害严重,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城市社会治安秩序的突出矛盾,并且是我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的新的社会问题。流动民工是流动人口的主体。流动民工由农村进入城市自然会引起社会角色的变迁。在这个变迁过程...     

组织城市社会力量搞好流动人口管理

岳阳市地处洞庭湖与长江交汇处,水陆交通便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发展和经济活跃,进城流动人口日益增多。据统计,目前城区流动人口日均流量达7万人左右,相当于城区常住人口的1/4。流动人口特别是暂住人口形成城市人口中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对其加强管理成为城市综合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几年来,岳阳市针对流动人口自身的特点及其产生的社会问题,积极组织城市社会力量,参与流动人口管理工作,收到了明显成效。一方面,市区流动人口特别是暂住人口秩序转好,市民意识增强,违法违纪现象减少,犯罪发案率下降;另一方面,他     

青少年犯罪原因剖析——以社会支持理论为分析视角

本文以社会学的“社会支持”理论为指导,分析处于社会转型期的青少年的宏观支持系统(国家支持子系统)、中观支持系统(群体支持子系统)、微观支持系统(个体支持子系统)的缺陷,再从社会支持的性质角度分析了支持现状的不足。重点分析社会支持与青少年犯罪的直接关系,提出通过完善青少年社会支持系统来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策略。     

中国城市犯罪现状剖析

一、中国城市的社会大背景在改革、开放浪潮的冲击下,中国城市的社会背景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产生、孕育了许多新的社会大气候。只有了解这些大气候、大背景、大变革,才有助于我们深入剖析当前中国城市的犯罪现状。1.流动人口大量增加。城市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是当前中国城市尤其是开放城市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据对上海、北京、杭州三帀的典型调查:1986年上海日子均流动人口为183.4万,占市区总人口710.2万的25.1%;北京为100万,占市区人口596.7万的17.6%;杭州为25万,占总人口120万的     

当代大学生犯罪之剖析

大学生犯罪的现象日益严重,给社会造成了重大损失。如何减少大学生犯罪,已逐渐成为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当代大学生犯罪现象着手,较系统地分析大学生犯罪的特点和原因,从而探寻减少大学生犯罪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北京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中社会工作方法的应用

随着流动人口向北京的持续流入和在京时间的延长,给城市的资源承载带来压力的同时,流动人口自身也面临一系列传统的社会管理无法解决的问题。基于流动人口面临的迫切需求,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来应对流动人口在城市稳定居住、稳定生活、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利益诉求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支持网

本文在问卷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对北京城市贫困家庭社会支持网的规模、功能、关系构成及各类关系的支持作用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社会支持网的平均规模为2.21;社会支持网的功能以无偿经济援助和精神支持为主,在劳务支持方面有一定作用,但在为贫困家庭解决就业问题方面,作用十分有限;以近亲(父母、兄弟姐妹)为主的亲属是贫困家庭获取社会支持的最主要来源,其他亲戚在各种支持中的作用都很弱,而非亲属在就业支持方面有较大作用。     

网暴犯罪自诉转公诉程序中被害人权利保障

随着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网暴犯罪日益频发,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害人难以通过自诉程序达到理想的追诉效果,故需建立严重网暴犯罪自诉转公诉通道。自诉转公诉程序以解决被害人告诉不力、取证困难等问题为导向,以诉权转移为方式,其目的在于兼顾社会整体利益和诉讼参与人个人权益。在自诉转公诉程序衔接中,应充分保障被害人权利,明确规定网暴案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定量标准,要求司法机关将程序转换事实充分告知被害人并听取意见,赋予被害人程序复议权。在转化为公诉程序后,应保障被害人公诉程序参与权、实体处分权和量刑建议权。在案件执行程序中,落实刑罚执行制度保护被害人的获得赔偿权,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保护被害人遗忘权。     

源于身份的隔阂:人口多样性、社会信任与犯罪

本文以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为基础，构建了一个人口多样性指数，并将其与288个城市的数据相匹配，检验了人口多样性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人口多样性是导致城市犯罪率上升的原因之一，且这一发现是稳健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即人口多样性通过削弱社会信任水平导致犯罪率的上升。进一步，从地区制度环境和民生支出水平两个角度展开的实证检验发现，产权保护越完善、民众对法庭越有信心，政府在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上的财政支出越高，人口多样性对犯罪率的影响越弱，说明良好的制度和较高的社会福利支出具有显著的犯罪治理效应。本文的发现为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各级政府的犯罪治理政策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科学把握犯罪治理的着力点。     

未成年犯罪社区矫正的理论视角与路径选择

未成年人犯罪成为继环境污染、毒品泛滥之后的第三大社会公害,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目前,社区矫正逐渐成为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途径。未成年犯罪社区矫正工作既要注重从人类行为和社会环境关系、系统理论视角去分析其犯罪诱因,也要将众多社会工作理论模式寓于社区矫正过程中,增强未成年人与其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适应性。未成年犯罪社区矫正注重未成年人自身适应能力增强、家庭系统功能完善,更关注社区矫正的预防、治疗及矫正康复整体功能的实现。未成年犯罪社区矫正工作,不能单从处理未成年犯罪问题这个单一角度和层次去理解,而应该全面、多层次地去工作,建构一个令未成年人在各方面都可以得到支援的社会环境,最终能够有效地实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犯罪问题的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流动人口研究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规模一直并将继续扩大;并由城区、近郊区向远郊区县扩散;来京流动人口表现出较强烈的留京愿望。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应加强对流动人口统计方法和在京流动人口社会政策建构等方面的研究,加强对在京流动人口需求的调查,着重解决流动人口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难题,转变管理理念和工作模式,促进在京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心理—社会模式下对我国青少年犯罪的思考

心理—社会模式是社会工作中的一种模式,将其运用于分析我国青少年犯罪这一社会问题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从心理—社会模式考察,则青少年自身的心理发展特征与其成长的社会环境的交叉影响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并且心理—社会模式对于治疗和预防青少年犯罪具有借鉴价值。     

暴力文化的社会危害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核心最牢固的特质,它反映了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文化以各种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个体的生活及整个社会的运行产生着极大的影响。暴力文化背离了主文化方向成为违法犯罪的诱因。它对人们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它与暴力型犯罪的相关性引起的社会危害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我们要正确认识暴力文化的社会危害性,提高广大群众认识和利用媒体的能力。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加强文化市场管理。     

论“疑罪惟轻”原则的适用

疑罪不仅指罪与非罪之疑,而且包括情节轻重之疑、此罪与彼罪之疑以及一罪与数罪之疑。确立疑罪惟轻原则是坚持正义原则、统一司法规则和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需要。疑罪惟轻原则适用的条件是认定有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认定此罪彼罪、罪行轻重、罪数的事实证据存在欠缺。其适用范围大致有三:一是在明确此罪与彼罪的定罪方面,二是同一罪名的罪行轻重方面,三是在一罪与数罪的认定上。     

Economic adversity and crime: old theories and new evidence

In this article we make a case for the continuing relevance of economic adversity and social policy in the understanding and prevention of crime. We begin by discussing early theories positing a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adversity and crime and examine the factors that have led to a loss of confidence in these theories. We then summarise two prominent strands of research investigating important indirect criminogenic effects of economic adversity. The first deals with the long‐term impact of economic adversity on parenting. The second analyses the impact of economic adversity on crime through its effect on informal social controls within a community. Finally, we review recent empirical studies that use modern econometric techniques to explore the direct effects of economic adversity on crime, highlighting research focused on factors such as wages, employment, housing, and income support programs. The paper concludes by suggesting a number of areas for future research.     

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在新经济常态背景下,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财政支出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发展养老产业将成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必然选择。养老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减轻政府负担,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促进产业调整,缓解就业压力。我国的养老市场规模庞大,并且供不应求,政府高度关注养老产业,为我国大力发展养老产业提供了可行性。但是,尽管目前"保险系""央企系""房企系"等社会资本已经注入,养老产业仍然存在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力度不足,缺乏专业人才,相关产业整合难度大,国民养老观念落后等问题。因此,我国应尽快完善相关政策以加强引导和扶持的力度,积极调动社会资源使投资主体多元化,加强养老产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快转变养老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