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启后 开拓创新——唐代典制史著编纂述论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处于重要阶段的唐代,是典制史著编纂的开拓和创新时期,成果卓著.其编纂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编纂特色,均对史书体裁和史学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并对后世典制体史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徐学聚《国朝典汇》编纂特色之探析

《国朝典汇》是明代万历年间学人徐学聚编纂的一部本朝典制体史著。在《国朝典汇》中,徐学聚在继承传统典制体史书基本框架的基础上,综合会典、会要二体,突出典制特征,兼采纪传、编年、纪事本末等多体之长,其编纂特色已表现出新综合体的雏形。     

从“先秦卷”看《中国通史》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既在整体上“成一家之言”,又保持了各分卷的编纂特色,创造了集体纂修大型通史的成功典范,是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中,“先秦卷”遵循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突出中国特色的编纂原则,从上古历史实际出发,提出了一整套自成体系的见解;创造性地运用序说、综述、典志和传记四体配合的“新综合体”,描绘出上古史的全貌;大力弘扬史学的“求真”传统,借助考古学知识,贯彻“二重证据法”,成功“再现”了客观的上古史;勇于探索史学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在文字表述上反复锤炼,形成特色鲜明的历史叙事风格.     

试论明清《续文献通考》的史学史意义

<文献通考>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杰作,对其后典制体史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代学者王圻编纂<续文献通考>,记载了南宋、辽、金、元和明代万历以前的典章制度及其相关言论,并且在门类设置上有所增益.清代乾隆年问,三通馆臣奉旨修成<续文献通考>,其内容完整、考证精细,所作史论也反映出较高的历史见识.从这两部书的内容、编次和价值来看,它们不仅继承了<文献通考>的著述规模,而且对典制体史书的撰述有进一步的探索和发展.     

史志目录编纂的回顾与前瞻——编纂《清人著述总目》的启示

"艺文志"是正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用书目的形式反映一代文化事业之盛,是考察中国学术史的重要依据。正史中的艺文志包括《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及《清史稿·艺文志》,其中前五种著录一代藏书,后二种则改为著录一代著述,这是适应学术的发展而作出的合理调整。历代艺文志的纂修,都是根据旧有的书目加以改编,总的趋势是越往后书目来源越多,著作数量越大,难度也就越大。目前国家新修清史工作正在加紧进行,艺文志从2004年开始编纂,其方法仍然沿用历代艺文志的成法,命名为《清人著述总目》。每书著录书名、卷数、著者及其籍贯,其方法仍然沿用历代艺文志的成法,命名为《清人著述总目》。每书著录书名、卷数、著者及其籍贯、主要版本、馆藏、资料来源等,著者字号及科第等则在首次出现时附注之。由于篇幅较大,约千万字,因此,独立于各传、志之外,单独成书,与新《清史》相辅而行。这在历代正史"艺文志"纂修史上是一种革新。这种新体例及其存在方式可能成为今后史志目录的新模式。分析和阐述《清人著述总目》的体例与编纂方法,回顾和总结历代正史"艺文志"的纂修方法,展望、探讨今后史志目录编纂的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大元通制》到《至正条格》:论元代的法典编纂体系

元代先后颁布过两部具有法典性质的法律文献汇编——《大元通制》与《至正条格》。《至正条格》残卷在韩国的发现,填补了元代中后期法律文献的空白,使元代各类法律文献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为学界重新认识元代法典编纂体系提供了宝贵资料。透过这两部文献,可以窥知元代立法制度的沿革,亦可了解元代的法典编纂体系及其特色。而编纂时间介于《大元通制》和《至正条格》之间的《经典大典·宪典》既反映了元代的立法思想,亦代表了编纂者欧阳玄、揭傒斯们的一种理想化的法典编纂腏健     

先秦华夏史观的变迁

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滥觞于史前,历经夏、商、西周几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至春秋战国之际已充分具备后来所习称的汉民族持续发展的各种内在要素和机制。与此相适应的是,以部族史观为基础的华夏史观亦逐渐整合而上升为先秦历史学术的主导意识。"华夏"概念源起于"虞夏",为先秦学者追述和重构华夏史的变称;《尚书》是华夏史观成熟的标志,其核心价值集中指向政治上、文化上的"大一统"观念和华夷两分的"天下观",为中国上古思想史的支柱。略具雏型的通史著作《世本》和《竹书纪年》,综合反映出华夏史观的展开与早期华夏史学的结构体系。     

章学诚与《史籍考》编纂新论

《史籍考》作为一部大型史学目录著述,其编纂从发端至手稿最终毁殁,许多官员及士人参与其中。章学诚是《史籍考》编纂的最初提出者与设计者,署名周震荣的《上李观察书》对《史籍考》编纂内容与体例的陈述,乃是章学诚校雠学理论的集中体现,展现出章氏学术视野的高远及其目录学理论体系的融通,对章学诚在《史籍考》编纂中的作用需要重新评估。作为《史籍考》编纂体例的总设计师,章学诚虽然最终未能完成该著,但在编纂该著的过程中,其史学理论不断成熟,史学成果不断涌现。     

金毓黻与《东北通史》

《东北通史》是研究中国东北史的重要著作。金毓黻希望通过其研究来激发国人的爱国精神。从研究方法上来看,金毓黻的研究是建立在大规模系统搜集、编纂东北地方文献的基础之上。受新史学的影响,《东北通史》体现出一种与传统史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式。     

厚积薄发,瑕不掩瑜——评新版《青海通史》

由崔永红等人编撰的《青海通史》已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它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备的一部青海地方性通史著作。全书 70万字 ,上起青海远古文化 ,下迄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的结束及青海解放 ,内容宏富 ,体例严整。尽管书中存有瑕疵 ,但仍不失为是一部史学良著。第一 ,该书系统整理了以往青海史学研究的丰硕成果 ,可谓厚积薄发 ,但其间也有纰漏。对青海的历史记载堪称渊源有自 ,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关于青海史迹的记载 ,但青海地处偏僻 ,历史上社会发展进程滞后 ,故记载相对简陋。明清以降 ,随着几部青海地方史志的相继问世 ,对青海历史的记载和研究…     

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史通》、《文史通义》比较研究略论

<史通>和<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史学评论的双璧,共同反映出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刘知幾、章学诚二人都重视总结史学演进的经验和教训,以理论的创新推进著史实践的发展;二人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都有独到的哲学思想作指导,重"独断"之学,重"别识心裁".刘知幾处在断代史正史纂修的高峰期,他承担的主要使命是总结以往、提出著述的范式,他提出的范畴、命题内涵丰富,且颇具体系性.章学诚则处于正史末流在编纂上陷于困境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开出新路,他洞察当时史识、史学、史才都成为史例的奴隶之严重积弊,又发现晚出的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的优点正是救治之良方,主张大力改造纪传体,创立新的体裁,其论述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明显的超前性.     

章学诚“史意”说考辨

章学诚史志理论的核心是"史意"。由于章氏生前未对"史意"这一概念作过明确的诠释,导致后世学者对此争论不休。学界之所以在这一问题上长期达不成共识,症结在于学者们从概念到概念的求证方式,即只在章氏有关史意的某些字句上做文章。若将章氏有关"史意"概念的论述,与其史志理论及其修志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即从章氏之历史编纂学、史学评论、修志实践和校雠学等四个方面,对此问题加以相互印证和深入探讨,不难得出章氏"史意"特指内涵乃是探索事物发展过程中规律性认识的结论。     

《旧唐书》的编纂特色与历史地位

《旧唐书》是中国古代史学名著之一.长期以来,学界多肯定其史料价值,而指斥其编纂的粗糙.实质上,《旧唐书》历三朝史馆而撰成,已脱离国史、实录的史料形态而成为第一部专门记载唐朝盛衰转变的专著.尤其是,《旧唐书》深层次解读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政与唐朝兴亡的关系,多重维度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的面貌,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新趋势,呈现了唐朝与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这些编纂成就实已超越单纯的史料价值而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因而有必要对《旧唐书》的史学价值与历史地位,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重新予以估量,这对于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大有裨益.     

国学大师与《台湾通史》

爱国志士连横发愤著《台湾通史》,讴歌先民开拓台湾,传承台湾历史与台湾文化,维系民族精神于不坠,以笔为剑,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国学大师张继、章太炎、徐炳昶等人阅读《台湾通史》,对连横的史才、史学、史识颇为推崇,撰写文字,大力揄扬《台湾通史》.经过连震东的多方奔走,商务版《台湾通史》面世,使这部史学名著为中国大陆学术界所知晓.     

晚清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以汉译西史《万国通鉴》和东史《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为中心

史书编纂体例是对历史如何进行组织安排的一种形式,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晚清是中国史书编纂体例发生重要转变的时代,史书编纂上最关键的变化是引入了章节体.以往学者在讨论章节体史书时,或以为该体例是传统纪事本末体的逻辑发展,或认为是以日本东洋历史教科书为蓝本的.在晚清史书编纂体例变化的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由卷章段体到章节体转变的过程.其中有诸多转变的环节.本文认为最早的卷、章、段合成的史书体例出现于19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外国史书体例中,其中第一环节为美国传教士谢卫楼编译的<万国通鉴>,该书卷章段体倒是影响后来章节体史书的一个重要过渡环节,是最为接近于后来章节体的史书之一,为后来国人接受日本学者以章节体所编纂的中国通史作了重要的铺垫.第二环节为上海东文学社出版的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两书引入了较为成熟的章节体史书体例和较早采用了历史分期法,首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一种编写中国历史教材的崭新形式,即不仅可以章节体的形式,而且以历史时期划分来还原中国历史的本相.中国史家柳诒徵和夏曾佑等在重新思考与改造传统史书编纂形式的过程中,都直接或间接地借鉴了日本章节体中国通史的形式.     

延寿修史诚堪赞

李延寿,字遐龄,相州(今安阳市)人,唐初著名史学家,历官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御史台主簿、符玺郎兼修国史等。李延寿有良才,善著述,他不仅参加了贞观年间官修的《晋书》、《隋书》和《五代史志》的修撰工作,而且还自撰了《太宗政典》、《南史》、《北史》等。《太宗政典》受高宗嘉奖,“咨美直笔,赐其家帛五十缎。”《南史》和《北史》更是李延寿的代表作,是他凝16年心血写成的巨著,经政府获准传世,定为正史。后世编入二十四史。李延寿和他的南、北史颇受后世史学家推重。《旧唐书》的作者刘昫等赞他“研考史学,修撰删补。克成大典,方之班、马,何代无人！”司马光更称《南史》、《北史》为“近世之佳史。”     

从中华文明看《史记》的价值

司马迁所著《史记》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通史巨著,较为全面地记录了我国汉代之前中华文明的主要成果,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近三千年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并且推动了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是中华文明中最具代表性的优秀史学成果。     

在探索实践中前进

创刊于1997年的《南华年鉴》,已出版两卷。回顾三年的编纂工作,《南华年鉴》走过的是一条在探索中实践,在实践中提高的前进之路。一、在探索中实践,艰难起步1995年,《南华县志》刚出版,县委、县政府就有创办《南华年鉴》的愿望。直到1996年6月,才下决心编纂、出版《南华年鉴》,并调整、充实了史志工作队伍,县史志办公室由4人增     

论崔述的古史新说及其价值观

清代,是中国传统史学久远行程的最后阶段.一方面是相对停滞,旧史学进一步暴露出其因袭的惰性,如作为封建社会“正史”的纪传体史书,此时增加了一部《明史》,完全袭用以往的体例格局、封建气味十足;典制体史书继“三通”之后,又增加了“续三通”和“清三通”,陈陈相困,毫无创造.另一方面,史学却又酝酿着更新,如清初杰出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著作在历史思想上闪耀出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异彩,以及乾嘉时期史学方法的趋向严密.前者,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衰老文化的特点,比较明显.后者,是转折时期行将到来以前酝酿滋长的因素,处在演进过程的深层,以往深     

编纂思想: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的关键环节

史学名著的出色成就与史家编纂思想的独创性和合理性密切相关,以往对此却重视不够.今天应当加强对编纂思想的探讨,深入地阐释史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史家所要强调和凸显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史家如何根据其确定的编纂思想来进行史著的记述议论和组织安排等.<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其编纂思想的创始价值在于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极其珍贵地记载了中国古代文明前后相承的发展,在历史观上明确总结出"以史为鉴"的思想,在编纂方法上开启了后世"记言家"之先河,同时又有纪事本末体的创意.司马迁的<史记>成为传统史学楷模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成功地贯彻了"成一家之言"的编纂思想,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种体裁的相配合,构建了规模宏伟的社会"全史",重视记载"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勇于提出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治史者只有抓住编纂思想这一关键环节,便能成效显著地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并大大增强其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