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同"到"承认"

"认同"概念主要可以追溯到三个来源:美国心理学传统的"认同"研究,符号互动论,以及欧陆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社会认同理论.虽然它影响广泛,却存在原子主义、分裂主义等问题.承认理论可以看作是对其的修正.在当代,承认理论的代表是霍耐特,他区分了三种承认的政治,把理论来源上溯到黑格尔的"承认"概念.与"认同"概念不同,承认理论把目标直接指向共同体的团结,并把团结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克服了"认同"概念的上述问题.     

"非科学"、"反科学"与"伪科学"辨析

近年,学术界和社会上开展了对"伪科学"和"反科学"现象的揭露批判,这对于弘扬科学精神,提高民众科学素养无疑是大有好处的.然而,伴随着对"伪科学"和"反科学"的揭露批判,也有人将"非科学"等同于"伪科学"和"反科学"加以抨击和排斥,这就是"将洗澡水和小孩子一起泼出去了".真正的科学精神绝非将科学之外的事物一概加以抨击和排斥.以科学的态度辨析"非科学"、"反科学"和"伪科学"的区别,对于科学精神的普及和科学事业的发展,显然十分必要.     

生命的"大同"与"大异"

生命伦理学击溃了生命的"大同"梦想,它要面对生命之"大异"的现实.生命伦理问题自古就有,但它受制于形而上学的大同梦想,唯有在其幻灭处,生命伦理学以生命之差异进入自身的问题论域.人之为被抛在世的生命存在,总已经被抛入"大异其趣"的生存境遇中.着眼于此"异化"的生命现象问题,生命伦理学得以诞生,它是在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终结处展开的一种无体系的伦理学.生命伦理学遵循伦理思维,是一种"存异"的思维类型,它已经展现为某种纲领性的步骤,呈现出从"大异"着手向"大同"的某种邻近.生命伦理学有其最高追求,它从差异切入,进入生命之大同与大异的辩证视域.生命之"大同"隐匿在生命之"大异"的历史处境之中.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在一个呼唤"思想"的时代,生命伦理学必须制订更高的纲领以担负起思想的任务.     

从"无"到"有"话哲学

"存在"不可能是"无"或"不存在".西方哲学中的"是"和本体论哲学渊源密切.本体论是指关于"存在"的学问.所谓"虚无本体论"就是杜撰.全部有关否定的思维完全取决于肯定性思维."无"不能作为本体.哲学的本体,只能是"存在",虚无从逻辑上是后于存在的,因为虚无假设了存在.     

"竹林七贤"到底"贤"不"贤"?--试论"七贤"的存在特点

"竹林七贤"是著名的名士群体,但千余年来"七贤"在品格上屡遭物议.因之就有"七贤"到底"贤"也不"贤"的问题.本文认为七贤只存在于一个精彩的历史瞬间;而这种瞬间也是永恒的.文章并分析了"七贤"的时代的、风气的、群体的和个体的存在特点.     

"模仿"与"再现"新读

"模仿"强调主体与外在世界的吻合,它奉行一种客观主义原则:而"再现"则注重主体对外在世界的选择,它奉行一种主观主义原则.在"模仿说"那里,主体性处于一种缺席状态;而在"再现说"那里,主体性则处于一种在场状态.若将"模仿"与"再现"视为一个总体性的美学原则,其存在有合理性,也有非合理性.     

"学术"谁来"评价"

最近这些年.原清华校长梅贻琦关于"大楼"与"大师"的名言广为传播,且日益深入人心.于是,国人好像得了大师饥渴症,到处寻找、拼命发掘,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出各种"大师"来.说句不好听的.只有在极端封闭且缺乏自信的时代,才需要如此"造神".眼看着这把"虚火"越烧越旺.把好些好人也给烤糊了,我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大胆断言：大师其实不太重要.     

论"道"与"逻各斯"之"异"

老子之"道"强调"无为"、"法自然"的原则,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则强调"有"和"存在之物"的原则;老子明言"道"是不可言说的,而赫氏则明言"逻各斯"是可以言说的;老子主张对"道"的把握通过"体悟式"的认知方式,而赫氏则主张对"逻各斯"的把握主要走"分析式"之路.以当代的眼光看,老子之"道"与赫氏的"逻各斯"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差异正好可以互为印证、互为补充.     

里耶秦简县"守"、"丞"、"守丞"同义说

经比较,里耶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县之"守"、"丞"、"守丞"的职权范围和职责内容不同;查历史文献有关记载与里耶秦简所记官制实际大相径庭;从里耶秦简本身文例分析:县之"守、丞、守丞"互见、无别.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定:1.里耶秦简县之"守"、"丞"、"守丞"涵义相同,意指"长官";2.秦时县一级的长官"守"、"丞"或"守丞"即行"县令、长"之实,却无"县令、长"之名.     

"京海派"笔下的"进城"与"下乡"

"乡下人进城"在当下备受关注成为显学,但是,无论作为一种历史存在还是文学表述,"乡下人进城"都与中国城市化进程休戚相关.与百余年文学历史相消长.不仅如此,实际上.当城市/乡村作为一种文化、经济、地域实体一经产生,它所勾连出的命题就不可能是单向度的延展,而常常是多维度的发散、往返、双向互动等等--至少,与"乡下人进城"(以下简称"进城")并存共生的,还有"城里人下乡"(以下简称"下乡")这一不容搁置的历史、文学存在.当然.本文无意于勾勒"乡下人进城"及"城里人下乡"百余年的文学脉络,只想撷取20世纪30年代"京海派"笔下的"进城"与"下乡"作一解读.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