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政治与判断

阿伦特通过分析人生命的三条件中最重要的复数性 ,指出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与政治存在对立。她力图通过“判断”来寻找哲学与政治调和的可能。但由于她仍持思想与行动、vitacontemplativa与vitaactiva截然两分的传统 ,所以 ,其判断理论仍存在内部张力。但阿伦特使我们看到 ,史学家、讲故事者、诗人通过他们的判断一方面使哲学家看到了特殊真理性的存在 ,另一方面 ,他们赋予人类行动以意义 ,且保存了对政治来说至关重要的特殊性和复数性     

政治判断的美学旨归——重思汉娜·阿伦特的哲学转向

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政治世界乱象频仍,在极权主义的威压之下,公共社会日渐消弭。现代人精神生活层面出现的危机,最终演变成迎合纳粹暴行的"平庸之恶"。深鉴于此,阿伦特晚年从政治理论转向到哲学观研究,她借鉴了苏格拉底前政治的思维方式,并以康德批判哲学为理论框架,着重分析了从思维、意志到判断的理论线索。阿伦特的哲学观可以概括为一种政治美学:政治的美学性,意味着将人之为人、共同体之为共同体的完美理念,落实为可预期可实践的世界图景;人的判断力,是将完美人性与理想政制合二为一的独特官能,它能使公民在积极行动的同时坚守良知。     

共同体与审美治理：阿伦特政治哲学的媒介学转向

在《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中,阿伦特探讨了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主体”和“审美判断”。在审美主体层面,审美主体的多元性和可交流性是进行审美判断的基础。在审美判断层面,审美判断要求达到普遍认同,这种普遍认同借助于共通感,不借助于信仰,不借助于概念,也不借助于理性而形成认同。因此,在审美主体和审美判断的视域下,阿伦特探讨了审美、普遍认同与共同体建构之间的关系,形成了阿伦特政治哲学的美学转向。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媒介技术的发展承担起了新型共同体建构的问题,康德-阿伦特的共同体与审美治理思想需要在媒介学的意义上得到延伸,形成康德-阿伦特共同体与审美治理思想的媒介学转向,重塑阿伦特政治哲学的当下意义,用于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多元一体的媒介治理格局。     

政治的至善--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与当代世界

永久和平是贯穿整个康德哲学及其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主题。康德在政治 -法哲学领域完成了一场哥白尼革命 ,用和平的国际法代替了战争的国际法 ,永久和平从而成为判断和衡量人类的道德进步和现世幸福的最高尺度 ,它是政治的至善 ,是康德政治 -法哲学的拱心石。尽管康德的许多提法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做出修正与拓展 ,但他所确立的原则与精神在今天愈发显示出特别的理论生命力。     

德国古典道德-政治哲学的启蒙精神

文章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对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启蒙性质的论述,分别考察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着重说明了康德政治哲学中实践、经验的、实用的特征,费希特关于民族自由的法则和人类自由精神的论述,以及黑格尔辩证的法权体系.     

论康德对启蒙政治的批判与重建

关于康德的政治哲学思想历来争讼不已。应该说,康德政治哲学缘于对启蒙政治的批判与重建。康德通过先验道德哲学批判了霍布斯以来的启蒙的功利主义意识形态,又以实践理性重构了启蒙的个人权利思想,论证了自由主义法制国家的现实性。在道德和法之间,康德恪守其各自的界限,从而既规避了卢梭式的道德政治所具有的革命风险,同时又赋予了自由主义政治以一种深刻的道德尊严。康德哲学深化了启蒙。     

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范式转换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创新应该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意识中获得阐释。由古希腊奠定传统的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意识是哲学与政治的矛盾张力;就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整体而言,"哲学的政治"是它的基本取向,其实质是通过哲学遮蔽实践的政治意义,通过神化和物化自然使政治世界神秘化和"侏儒化"。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创新实现了从"哲学的政治"向"政治的哲学"的转换,具体表现是:通过实践哲学解放了被古典政治哲学遮蔽的劳动者,使自然与人的劳动实践建立起有机联系;清除了西方传统政治哲学赋予政治国家由神秘的自然而来的形而上学特性,清晰地展露出政治的历史性和历史哲学本质。     

康德审美反思判断的现象学性质及其意义

研究康德美学,最好是从方法论着手。而胡塞尔现象学对于理解康德美学具有特殊意义。在现象学视野下,可以发现,反思判断是理解康德美学的关键。反思判断不同于规定判断,不是以“普遍归摄特殊”,而是“从特殊寻求普遍”,暗含着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思路。康德的审美判断作为反思判断一开始就立足于情感（特殊）,而把对象的存在加以悬搁,超越了认识论（客观主义）美学。康德从先验主义立场出发,努力纯化审美判断,确立起情感的普遍本质结构,从而超越心理学（心理主义）美学,显示了胡塞尔现象学“先验还原”的思想萌芽。康德美学正是依靠这样一套“准现象学方法”实现对前康德美学具有重要意义的方法论革命,为近代美学向现代美学转化提供了重要契机。     

从方法视角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但在研究方法上仍是孱弱的。反思目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知识构成的描述、意识形态的勾画、政治功能的凸显、理论结构的提取这四类方法及其分别引申出的四种研究导向,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可以采取四重推进式方法进路:首先是"历史—描述",其次是"思想—提炼",再次是"比较—界定",最后是"理论—重构"。对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目的在于凸显和实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功用性。     

20世纪政治小说的生存语境与书写情态

作家关心政治,希望作品影响政治,是中国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传统。文学自觉与政治运动合流恰好构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小说自然生存的文化语境。对政治权力的焦虑、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和对主流意识的疏离,是20世纪中国文学关于政治或政治文化书写的三种主要情态。     

论边疆的政治属性与政治性的边疆观念

边疆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政治地理空间,此外还具有地理、文化、经济等附加属性。在不同国家形态下,边疆观念会随着某种边疆属性的凸显而发生相应调整。民族国家时代,受主权体制、地缘政治和国际体系影响,政治性边疆观开始兴起。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民族国家发生了重要转变,西方国家适时更新了边疆理论。但在中国,传统文化性的边疆观却仍在延续,并难以兼容于民族国家语境和全球化形势。面对这种境遇,中国须建立一种由主权疆域和超主权疆域组成的双重疆域架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多个圈层结构的边疆范畴,从而形成自己的边疆话语体系。     

政治资源与政治发展

政治资源是政治现代化启动和推进的前提和基础;政治发展不仅是一个消耗政治资源的过程,更是一个政治资源配置的过程;政治资源的配置影响政治稳定;政治资源的不同配置往往形成不同的政治形态。中国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资源配置方式。     

政治宪法学:政治宪法理论,抑或政治立宪主义?

就当今时局和"依宪治国""法治国家"话语而言,中国的政治宪法问题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中国政治宪法学要有所回应,就要先厘清政治宪法学阵营内部的主题逻辑。政治宪法理论有两种,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和非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前者又称为政治立宪主义。政治立宪主义以英国的立宪历程及其宪法学为学理的渊源主流,兼采美、法、德、日等各国的自由立宪学说;非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德国和日本二战战败以前一度都很有市场,其代表就是施密特的政治宪法理论和当今中国推动宪法学"价值中立"的宪法社会学。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之间的论争本来是宪法学方法论之争,但却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跟立宪主义的价值之争扭结在一起,造成很多误解。在解开中国宪法学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之争的交错叠合之后,中国政治宪法学就名正言顺地归宗到政治立宪主义,研究古今之变之后的现代中国从"生存的法则"到"自由的法则"的演进路径。     

政治文明与政治改革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个范畴 ,客观地蕴涵着应当正确地对待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问题。政治文明体现为政治权威产生的合理性、运行的合理性以及与人民关系的合理性。发达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依赖于政治改革。政治改革要实现政治民主化和科学化、政治法治化和公开化、政治高效化和清廉化。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协商性政治的历史与逻辑

现代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催生了独具特色的协商性政治,并形成人民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制度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相关联,经历了奠基、初兴、一度失衡、再到重构的历史过程.协商性政治逻辑上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政治协商制度独具的政治权能,有助于完善政治制度体系、拓展政治参与渠道、调节政治关系、整合政治意识.面对一系列新的挑战,应该继续发挥政治协商制度的特色和优势,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政党功能与政治稳定——结合《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来谈

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战后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治以实现其利益和主张,但是在没有政治制度和组织保障的情况下,容易引起政治混乱甚至是暴力革命,而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具有吸纳和同化政治参与、维护政治稳定的功能,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既扩大中产阶级政治参与又保证政治稳定的目标,必须发挥政党的作用。亨廷顿关于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政党功能与政治稳定关系的思考,对于今天中国在中间阶层崛起的背景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扩大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实现社会政治和谐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政治合法性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人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政治合法性的实质是统治与认同、自愿服从的关系，是政治稳定形成和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在出现合法性危机的时候，各国为了重塑合法性，进而实现政治稳定，要通过实现绩效统治、规范政治制度、形成共同的政治文化、实现政治权力合法性、建立法律合法性、采取协商机制等途径来实现。     

政治文明与政治制度建设

政治制度是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政治制度建设,因为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加强政治制度建设,批判地吸收西方政治制度建设的有益成果,可更加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政治和谐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政治和谐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如何实现政治和谐是我们党和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从目前的政治关系状况来看,我国的党政关系、党群关系、政企关系等还不是很和谐,人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也比较低,这已成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发展的重要障碍。为促进政治和谐和更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论政治稳定视野下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政治现象,其发展状况对该国的政治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即理性而有序的政治参与能够促进政治体系的稳定,盲目而无序的政治参与会造成政治体系的动荡。因此,推动我国政治参与的发展,维护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政治安定局面,需要做到:一、加强我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二、提高我国公民的民主政治素质;三、实现政治参与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四、塑造公民良好的政治参与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