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书院本杂考——以《书林清话》著录为中心

宋元时期书院刻书活动广受学界重视,历代书目及今人著述多引述并讨论"宋元书院本"。叶德辉《书林清话》一书较早并有系统地总结了书院本的基本情况,但是问题也不少。细检现存的宋元书院本,详辨宋元刻书的史料,可以订正其讹误、补遗其缺漏。在此基础上,学界同仁有必要重新思考书院本的定义、宋元书院本的类型以及宋元书院刻书的相关问题。     

凌刻《西厢记》与闵刻《西厢记》

一、产生混淆的原因凌蒙初刻本《西厢记》与闵齐伋(遇五)刻本《西厢记》内容与形式上的异同问题,三百年来是比较混乱的。这混乱何以会发生呢?因为凌蒙初和闵齐伋都是吴兴(湖州)人,年龄也比较接近,他们刻书的活动主要都在明代天启、崇祯(1621-1643)年间。他们刻的书在版式、行款、字体、纸张方面都有些共同点,而又没有校刻者的牌记,容易混淆是难免的。因此,有些书目在著录中就产生了不少错误,例如陶湘的《闵刻书目》把凌蒙初集评,并收进了凌蒙初本人写的《西厢记凡例十则》和《五本解证》的《西厢记》也作为闵刻,这样就根本上否定了凌刻《西厢记》     

《籀庼读书录》续辑

余昔移录原玉海楼籀公手批群籍书眉校语而成《孙诒让读书札记汇辑》,后改题《籀庼读书录》,收入《籀庼遗著辑存》中。原辑所录,限于经部,而未及小学类诸书。今复辑所校他部各书《乙巳占》、《古逸丛书目》、《十驾斋养新录》、《邓析子》、《易林释文》、《訄书》等六种。以赓续前篇。籀公校书,今可见者尚多,移录理董,则俟他日。其校唐李淳风《乙巳占》、清黎庶昌《古逸丛书目》两书,皆未识年月,据彼校黎《目》“影宋大字本尚书释音”条,谓江山刘氏近年亦有覆刻,则公校《古逸丛书目》,时当略后于刘氏     

金代刻书中心平水考辨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老文化。金是女真族在我国北方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与南方的汉族地主政权宋长期对峙。由于《金史》缺《艺文志》,金代的图书情况没有完整系统的记载。金代流传下来的书籍较少,人们谈图书时往往喜谈宋版书的珍贵,而对金代的刻书之盛却不大注意。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四,提及“金时平水刻书之盛”,并介绍了金代刻书情况与版本源流,指出:“金源分割中原不久,乘以干戈,唯平水不当要冲,故书坊时萃于此,而他处私宅刊本,亦间有之。”     

叙录书中的杰作——评《两刻豫章丛书题记》

章学诚在其名著《校雠通义》中,归纳出目录学有两大功用,一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二是“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故此,优秀的目录学著作被历代认为是治学之门径,刘氏父子《别录》、《七略》,为我国目录学开山之作,龚自珍曾谓:“微夫刘子政氏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六经正名》)又晚清张之洞所著《书目答问》亦为著名的目录书,范希曾称:“书成以来,翻印重雕不下数十余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故目录之学,沾溉后人,厥功至伟。喻剑庚君主编的《两刻豫章丛书题记》(以下简称《题记》),为江西先贤陶福履、胡思敬二氏所刻《豫章丛书》,凡129种书…     

东阳私刻本幸存书琐谈(附:东阳私刻本幸存书目)

我国版刻书业,始于中唐,盛于两宋。刻书分官刻、坊刻、私刻三种。两宋私家刻书,据叶德辉《书林清话》所录:“则有岳氏之相台家塾……婺州东阳胡仓王宅桂堂……等三十二家。”可见东阳的私家刻书,宋代就占有重要地位。这是有多种原因促成的。晋元帝南渡建康,中原士族、平民,纷纷南徙,一部分定居东阳,促进东阳的开发。人口增加,文化迈进,读书人大量涌现。唐代,冯宿、冯定昆仲,一家两代,有进士十一人,     

论明代徽刻

所谓“徽刻”,是指徽州私人刻书。古代刻书有官私之分。政府和寺庙刻书,谓之官刻;除此之外,坊刻、家刻、塾刻等,皆属私刻。明时,域内私人刻书盛行,书坊分布很广。明万历间学者谢肇淛说:“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不下宋版。”①今学者毛春翔也指出:“明刊本,若就地方而言,则苏、浙、皖、闽为刊刻中心地。”②皖之书坊主要集中在徽州,以府治歙县为中心,包括徽属他县。当时这里书坊林立,刻工云集,其刻书之多,内容之广,技术之精,质量之高,影响之大,在全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所以值得研究和总结。     

彭好古《彭氏类编杂说》简介

今人张涤华《类书流别·存佚篇》著录了《彭氏类编杂说》一书①，庄芳荣《中国类书总目初稿·书名著者索引篇》因之②。《彭氏类编杂说》六卷，明彭好古辑。此书最先著录在《千顷堂书目》子部类书类，“彭好古《彭氏类编杂说》，六卷”③。《明史·艺文志》本于此④。然而有清一代重要的目录书，如……     

关于《文选》五臣注本

南朝梁萧统《文选》,至唐为显学,先有李善注本六十卷,后有五臣注本,仍为三十卷。今行两本合刻之六臣注本及由六臣注本析出之李善注本,均六十卷。至于五臣注本,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及,清徐乾学《传是楼宋元本书目》录“五臣注文选三十卷”。钱曾《读书敏求记》亦记,并见《虞山钱遵王藏书目汇编》。晚近日本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云,敏求记载宋刻三十卷本,今不知存佚。四库称未见。钱侗辑释《崇文总目》,据天一阁抄本录。胡克家撰《文选考异》,近人高步瀛著《文选李注义疏》,均未见是书。沪、京、浙大图书馆善本目亦未见注录。今见台北1981年据“中图”藏影印五臣注本,各卷前题“文选卷第某”,目录前题“重校新雕文选”。书前有开元六年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与今见六臣注本前附同),并两木记,其一谓:“凡物久则弊,弊则新。文选之行尚矣,转相摹刻,不知几家,字经三写,误谬滋矣,所谓久则弊也。琪谨将监本与古本参校试正,的无舛错,其亦弊则新与。收书君子,请将见行版本比对,便可概见。绍兴辛巳,龟山江琪咨闻”。另一记谓“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宅善本”。辛巳,为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     

杭大藏孙诒让《经迻》稿本略说

瑞安孙诒让(1848—1908)是晚清一位对经学、诸子学以及古文字学都有重要贡献的著名学者.他一生著述繁富,已刊定者有二十余种.未刊行的尚有数种,《经移》盖其一.以其未经刊定,学人未见,故各家著述多无言及是书者.孙氏玉海楼藏书,和孙氏手校、手稿本,现多由杭州大学图书馆收藏.在他诸多的手校、手稿本中,有关《经移》一书的,我见到过两个本子.一是孙氏以江西刻阮元校勘的《十三经注疏》为底本,通校全经,多有朱墨校语于书眉.这个本子,共一八四册,杭大图书馆编《馆藏善本书目》(下简称《书目》)著录作:“经移手稿不分卷”.这部分孙氏校经的成果,我巳依例选录、整理,汇成专著,题作《十三经注疏校记》(下简称《校记》),并撰文介绍,此不详述.另一个本子,就是这里要说的“《经移》稿本”.该稿本,《书目》著录作:“经选节本不分卷清孙诒让撰手稿本有玉海楼藏印.”今按:这个稿本,小三十二开,十六页,中有空白数纸,原题“经移”二字于册端,册中夹有浮笺.     

新见《天一阁书目》摘抄本校读记

天津图书馆从清管延芬《待清书屋杂抄再续编》一书中发现的数页抄自明范大冲编制的《天一阁书目》资料,为研究天一阁提供了新的宝贵材料．但经与三种有代表性的天一阁书目的核对,管氏摘抄本只占康熙间抄本所录书目的百分之二、三,不能代表范编书目而称之为“现存最早”的天一阁藏书目录．而刘尚恒先生对范编书目的考证文章则一误将黄宗羲字“太冲”与“大冲”张冠李戴;二误范钦的生卒年。     

《五代新说》中的先唐遗诗

商务版《说郛》卷六○有《五代新说》一书,无作者名.宛委山堂本《说郛》(?)五四署徐炫撰.按唐宋时书目多著录此书,《新唐书·艺文志》二作《五代新记》二卷,作张绚古撰(中华书局标点本误作“张绚《古五代新记》二卷”),《崇目总目》卷二作“《五代新说》二卷,张绚古撰”,《宋史·艺文志》二“别史类”有“张询古《五代新说》二卷”,“小说家类”又有“张说《五代新说》二卷”.《郡斋读书志》卷六著录,解题云:“右唐张询古撰.以梁、陈、北齐、周、隋君臣杂事,分三十门纂次.”是一书之作者,有徐炫、张绚古、张询古、张洵古、张说之异.     

新文学版本浅说——《新文学资料引论》之一章

<正> 一、版本学与新文学的版本书籍用“本”来记数,这是从写在纸上,装订成册后开始的。叶德辉说:“今人称书之 F 边曰书根,乃知本者因根而计数之词。”(《书林清话》)在印刷术没有盛行之前,古人称雕板印刷之书为“版”,称手写之书为“本”。后来,印刷术广泛流行,版本就成为一个较为固定的名词了。在宋朝人叶梦得的《石林燕语》中,已经把版本做为     

论《金瓶梅词话》中的证诗

我国三十年代初发现的《金瓶梅词话》,在欣欣子序、甘公跋与东弄珠客的序之后,有一篇名为“词曰”和“四贪词”的题词,在题词前赫然标出这样的书题:《新刻金瓶梅词话》之字样。这个书题向人们表示出:三十年代初发现的这部词话本《金瓶梅》并非《金瓶梅词话》本的原刻,而是一种新刻本。不少研究《金瓶梅》的专家学者还发现这部《新刻金瓶梅词话》同崇祯说散本《金瓶梅》相比,多了一篇欣欣子的序与一篇廿公跋,但这序与跋虽放在前面,却没有署写作日期。只有东吴弄珠客的序却标明“万历丁巳季冬”,这篇序既然为明崇祯本《金瓶梅》和《新刻金瓶梅词话》所共有,人们自然     

从《新刻韵学大成》看明代丛书刊刻一现象

明代刊刻了大量的丛书,这些丛书一方面保留了很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一方面又存在着某些明人刻书陋习。本文对收在《格致丛书》中的明代韵府类书籍《新刻韵学大成》的真实面貌进行探求,证明《新刻韵学大成》和《韵学事类》实为同一部书,从这一点引发出明代刊刻丛书的弊病———“变幻名目,割裂首尾”。     

跋《万历野获编》

《万层野获编》三十卷,《补遗》四卷,明秀水沈德符景倩著。清桐乡钱枋尔载辑。此书在张之洞《书目答问》云:有明刻本。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外编》亦云:据说旧有明刻本。但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惜其书未刊行于世。”德符五世孙振《补遗序》云:“惜未及梓。”姚祖恩《棱刊弁言》亦云:“当时藏诸枕秘、弗以问世。……传钞既久,讹脱滋多。”这好像姚刻以前,都系传钞,是没有刻本的。两说未知孰是。自道光七年,即一八二七年,姚祖恩刻于扶荔山房,同治八年,即一八六九年,祖恩之子德恒重校刊补。一九五八年,中华书局重印出版。其说明云:“参考了若干种清代抄     

书店

书店即售书的商店。“书店”之名源于清。在此之前亦称书局;古代则叫“书肆”。书肆”之名始于汉代。还有叫书林”、“书铺”、“书棚”、书堂”、“书籍铺”、“经籍铺”等名的,既刻书,又卖书。古代亦有直呼字号的,如“富文堂”、“养正斋”、“鸿运楼”、“崇文阁”等。这些名号,除统称为“书肆”外,宋以后也统称为“书坊”。“书店”之称,最早见于清乾隆年间,距今已有二百多年。书店@申村     

现代知识构成视域下《澹生堂藏书目》的编纂特点 ——兼及明代书目对“小说家类”的知识定位

明代祁承■以“世用经济”作为读书、购书、鉴书的指导思想。这导致《澹生堂藏书目》存在推崇“国朝”(即明朝)的情况,成为其部类设置与排序、具体文献归并的主要标准。“世用经济”作为此书目编纂时知识构成的核心“主题”,得以有效处理好编纂过程中部、类、小目的三级文献单元体及具体书籍之间的“文献关系”,实现抽象的类名与感性的具体文献二者的有效统一。在《澹生堂藏书目》“小说家类”中,祁承■依致用价值的大小将小说分为“说汇”“说丛”“佳话”“杂笔”“闲适”“清玩”“记异”“戏剧”等八类小目,即是上述思想的具体实践。这对现代图书馆学的启示在于：应先对图书的特征、内容及类属有较清晰的认识,并从中提炼出文献知识构成的核心“主题”,才能处理好“资源出处”“文献关系”与“主题”三位一体的关系。这促使明代私家藏书目为合理展现目录学知识结构与文献秩序的层级关系,尝试对“小说家类”之“道”的本质与“器”的知识表现进行多维探索。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版本辑补

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了宋元以迄晚清的八百余种语体小说,介绍了它们的名称、别题、卷数、回数、存佚、版本和作者、孤本、珍本并记其行款及藏所,有的且兼录笔记、琐闻、序跋,可说是我国小说版本系统研究的开山之作与集大成之作。正如孙先生自己在《重印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序》中所说:“《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是包括现存和已佚未见书的专门书目,在这部书里,可以知道宋、元、明、清四朝有多少作家,有多少不同色类的作品。” 虽然该书在体例编排上不无可议之处,也并非已将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搜罗净尽,但自一九三三年北平图书馆铅印以来,迭经一九五七年作家出版社再印增订,以至一九八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补正,半个世纪中间,“有了此书,学者们的摸索寻途之苦,当可减少到最低度了。”(郑振铎《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序》)。     

大学生课外必读书目刍议

前清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在四川提督学政任上,撰有《书目答问》一书,所列书目,上起先秦,下至晚清同治之世,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列举书目2200种,涉及作者2400余人,大体能够反映中国古籍的概貌。张之洞编写《书目答问》的目的,是教导当时的举人秀才们如何读书,读什么书。《书目答问》问世以后,在清末产生了重大影响,据传当时的读书人近于“家置一编”。笔者受张之洞编写《书目答问》一事的启发,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告诉现代的读书人,主要是大学生和研究生,以及同等水平的读者,他们在课外“应该读什么书”?要不要给他们提供一份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