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彪《北征赋》文史价值考论

《北征赋》具有重要的文史价值,它不仅反映了两汉易代之际文人的生活状况,为了解文人的创作心态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上承屈骚精神,下启引史入赋、借史咏怀的抒情小赋,具有重要赋史价值。《北征赋》以近乎直录的方式保存了许多史料,对进一步了解秦汉时期的交通状况、班彪民族观的形成以及汉代四家诗的发展等多有裨益。     

《诗经》赋、比、兴本义辨——与张震泽同志商榷

关于《诗经》的赋、比、兴本义问题,张震泽同志近中撰《〈诗经〉赋、比、兴本义新探》(下边简称《新探》)一文(《文学遗产》1983年3期),对此三者的“传统说法”提出否定。文章的要点是:一,自汉至宋如郑众、孔颖达、朱熹等人,乃至当今理论界,大都视赋、比、兴为写作方法(或表现方法)的观点,是一种后起的新义,不符合《周礼》、《诗序》之原义,故用以解释《诗经》,就必然处处难通、治丝益棼。二,《周礼·大师》所云之赋、比、兴,乃春秋公卿赋(指朗读方式)诗言志之“用”法,应以郑玄之注解(“赋之言铺,直     

《赋体源流辨》驳议——与李伯敬同志商榷

李伯敬同志《赋体源流辨》一文对于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赋源于诗说提出异议,认为后来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把赋说成“六义附庸”、宋祝尧说“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以及直到晚近流行的赋体源于诗六义说,都沿袭班固,这两种说法都不正确。李文首先引范文澜同志在《文心雕龙·诠赋》注解中一段话作为依据。范注驳斥赋体源于诗六义说是很有力的。但并没有就     

关于《双鹤瑞舞赋》的一个考证

<正> 《双鹤瑞舞赋》在船山研究中是聚讼纷纭的。谭承耕同志写的《关于王夫之双鹤瑞舞赋问题》一文(刊于《文物》一九八三年第六期),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一九八二年,北京《文物》第六期刊出船山的《双鹤瑞舞赋》并发表了史展同志写的《王夫之双鹤瑞舞赋卷书后》的评论。这篇评论根据赋中有“维我大将军安远公”一语,断定此赋是写给清政府任命讨伐吴三桂的安远清寇大将军多罗贝勒尚善的祝寿词,进而作出结论:船山晚年已向清朝妥协。当年十月在衡阳举行的船山     

论韩愈《南山》诗对唐诗创作的新贡献

一 《南山》诗问世后,肯定与否定的意见针锋相对。肯定的意见,因受时代制约,也不断发展变化。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才认识到它的生命和价值。 北宋朱翌用考索的方法,虽然找出《南山》诗写法上的继承关系,还不曾对整首诗作出评价。楼钥虽已涉及全诗,就“昌黎费尽《南山》句,旷望还能似此否”的评断看,难说是对《南山》诗的肯定。具体对《南山》诗作出评断的是宋人黄山谷。《潜溪诗眼》上有这样一段记载:“孙莘老尝谓老杜《北征》胜退之《南山》诗,五平甫以为《南山》胜《北征》,终不能相服。时山谷尚少,乃曰:‘若论工巧,则《北征》不及《南山》;若书一代之事,以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则《北征》不可无,而《南山》虽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论遂定。”这     

廓清源流 自成体系——我读《赋史》

马积高先生的《赋史》问世已经五年了。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尤在于时间的考验。经过若干年之后,我们再来看这部著作,发现其中的论点,仍然闪耀着真知灼见的光辉,那么,这部著作的价值便不言自明了。《赋史》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它廊清了赋的源流,对赋的概念作出了科学的概括。两千多年来,人们从不同角度对“赋”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什么是赋?这是写作赋史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学术界的同志十分关心的问题。《赋史》首先解决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马先生从旧说中概     

论《诗经》中的两种赋

《诗经》中有两种赋:一种是朱熹说的“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诗集传》),另一种是李仲蒙说的“叙物以言情,谓之赋”。从《诗经》的景物白描句子中,最能看出这两种赋的区别。现论述如下。一李泽厚同志说:“所谓‘诗言志’,实际上即是‘载道’……‘记事’……,就是说‘诗’本来是一种氏族、部落、国家的历史性、政治性、宗教性的文件,而并非个     

《诗经》中的“比”法

(一) 《诗经》中的“风”、“赋”、“比”、‘兴”、“雅”、“颂”六诗之说,始见于《周礼、春官》。此六诗的记法的特点,是把“赋、比、兴”同“风、雅、颂”互相交插在一起,此后的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便有人认为“赋、比、兴”同“风、雅、颂”一样,都是属于乐歌名称的,另外,较多的人则以为“赋、比、兴”是关于诗法的类别。考以《诗经》之实际,我们赞同后者。     

汉魏六朝赋断论

关于赋的渊源,是目前赋学研究中争论最多的问题。传统的方法是,认为赋源于《诗》,赋的美刺讽谏的宗旨出自《诗经》的传统。“赋者,古诗之流也”。(班国《两都赋序》)“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为封建社会历代赋论家所宗,这还     

融鸿裁片玉 撷赋苑芬芳──《中国历代赋选》品读

由华万忱、何沛雄、罗　烈、洪顺隆、李炳海等教授通力合作十年之久，终于完成了四卷本一百八十万字的巨著《中国历代赋选》（以下简称《赋选》），并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分别在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６年和１９９８年付梓印出，嘉惠学界，引人瞩目。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颇重选本，是为“选学”。而赋选立目，始自六朝，史志见载谢灵运《赋集》、宋明帝《赋集》、魏浩《赋集》、梁武帝《历代赋》以及佚名之《赋集钞》、《续赋集》等，惜名存实亡，不见其貌。昭明“选”赋，依类取文，衣被后世，余绪至清陈元龙《历代赋汇》而不绝。唐宋…     

从《文选》的抒情赋看萧统的文学观

赋体文是由《诗经》中“赋”的表现手法演化而来的。《文心雕龙、论赋》指出：“《诗》有六义，其二日‘赋’。‘赋’者，销也；铺采擒文体物写志也。”认为赋是体物写志的，这个概括很精当。“物”、“志”范围很广。《文选》赋类前面放的“京都”、“郊祀”、“耕籍”、“畋猎”、“宫殿”类所写的“物”是指与帝王生活有关的物，抒写的是合于帝王好大喜功的“志”。除此之外，更能打动人心，流传久远的恐怕是那些描摹一般景致、不太追求比并寄托、不重经国体野、更重作者个人情志的小赋。这类赋，《文心雕龙·诠赋》在大赋后讲：“至于草…     

关于“绝对成本控制法”的几点答辩

《江汉论坛》1985年第3期刊登了肖作树、方善鹏二同志的《就“绝对成本控制法”与夏应琪同志商榷》(以下简称《商榷》)一文,在社会上引起不同反响。我认为,二同志从理论上探讨“绝对成本控制法”(以下倚称“绝控法”)是值得欢迎的。兹就《商榷》所提出的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商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绝控法的实质并不是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互相转化,而是产品的个别劳动低于社会必要劳动。”这说明肖、方二同志并没有弄明白C、V转化的原理与劳动价值理论的区别。两者讨论的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把劳动价值理论和劳动消耗转化论扯到一起,是《商榷》把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了。     

荀子《赋篇》的真伪问题及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荀子《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的真伪问题，现在提出来讨论，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于汉赋这一文学体裁的源流分析，关系到能否对它作出正确恰当的评价。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把《赋篇》作为赋体的渊源来分析的，从而承认前人所说荀子是“以赋名篇”的创始人。实际上，大多数学人在作出这一论断的时候，皆出自于“聊备一说”的学术研究心态，《赋篇》的特点与谜语毫无二致，何以能称之为“赋”，其间原因却不去细究。《赋篇》的体裁能否作为“赋”来评判？《赋篇》的内容是否荀子…     

赋体清源(上)

<正> 赋体之乱,在文学史上罕有其比。汉赋体征本极醒目,却在著名选家与论著中,每见与诗、辞、骈、散牵混者。司马迁传屈子之文,独于《怀沙》称“赋”;刘向编《楚辞》,全取屈文归“辞”而不言赋(《七略》又全属之“赋”类),宋玉只取其骚辞《九辩》而遗其赖以名世的诸赋。据此,骚辞与赋篇似异体别调。而扬雄谓“赋莫深于《离骚》”,又似无所谓“辞”者。自班固“赋者诗流”与扬雄“诗人之赋”、“辞人之赋”而言之,则赋竟得     

《子虚赋》、《上林赋》辨正

《天子游猎赋》是西汉司马相如的天才之作,在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遗憾的是,《天子游猎赋》几乎不为文学史研究者所知,取而代之的是《子虚赋》和《上林赋》。一般认为,是《昭明文选》把游猎赋分成《子虚》《上林》二赋,其实这个错误从魏晋之际就开始了。如潘岳《关中记》所载:“泾渭灞浐丰镐涝潏,上林赋所谓‘八川分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引)左思的《三都赋序》说:“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庐橘夏熟’。”晋灼于“庐橘夏熟”一段注云:“此虽赋上林,博引异方珍奇。”郭璞注也割裂为二篇。萧统《文选》沿其误,题为《子虚赋》、《上林赋》,分属二卷。李善于《子虚赋》题下引《汉书》本传,也未明言这是误分之篇,非相如前作的《子虚赋》。此后,这一错误似乎成了定论,无人怀疑。《贞观政要》记载唐玄宗对房玄     

试论赋的源流及演变

诗词歌赋,是我国古代韵文的总称。而赋又别于诗词歌,独与文相近。赋同诗词歌一样,是我国文学的瑰宝之一。本文拟就赋之发生发展的历史探讨一下赋的某些特点,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份文学遗产的重视。(一)赋,最早见于《诗·大雅·燕民》:“明命使赋”,“赋政于外”。《传注》:“赋,布也。”《笺注》:“赋使群臣施布之也。”国王命臣将政令施布于民,也即铺     

张衡《思玄赋》解读——兼论汉晋言志赋之承变

在汉赋史上,张衡既是创制“大赋之极轨”(如《二京赋》)的雄才,又为首开魏晋“抒情小赋之先河”(如《归田赋》)的智者,对此时贤颇多关注,然对在他一生中有重要意义的《思玄赋》,却缺少深透的理解。本文认为:张衡《思玄赋》不仅在大赋之规模与骚人之情感中内蕴了复杂的人生观,而且通过文学形式的描写表现出的玄理意识和征实精神,成为汉、晋“言志”赋创作之传承与衍变过程中一显著标识。 一、从“范书”选文谈起 张衡创作本事详载范晔《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在体例上,范书承《史》《汉》“以史传文”之法,较多传录“传主”文章,其于张衡选文四篇:即《思玄赋》、《应间》、《上陈事疏》、《请禁绝图谶疏》。由此生一疑问,范书何以对张衡众多赋作仅录《思玄》?特别是代表张氏大赋成就的     

汉赋建德:文本与传统

汉赋创作不仅有“铺采摛文”的词章价值,更有“体物写志”的思想意义,其中“建德”观的形成尤为重要。汉赋建德的根源在建汉统,又因汉统继周统,所以赋家追奉“周德”以构建“汉德”,并在思想上取效《诗》《书》经义,特别是以扬雄《长杨赋》为代表的创作对周代文本的拟效,改变了汉初司马相如的创作形态而构成新模式,并对东汉班、张京都大赋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考察《诗》《书》入赋及“扬·班模式”的成型,又与缘饰儒术与师保制度相关,喻示了一代赋学观的变迁。唐宋以后围绕“无逸图”“豳风图”而创制的《无逸图赋》《豳风图赋》以及其并合呈现,不仅彰显了汉赋德教观的历史传统,而且形成《诗》《书》呈像于赋体的经典化,表现了赋体致用的主旨与价值。     

刘勰赋论及其赋学史意义

在中国赋学史上,刘勰《文心雕龙》以《诠赋》为中心的辞赋批评,首次以理论撰述的形式对楚、汉、魏、晋辞赋创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尤其是对汉、晋诸家零散的赋论加以接受、总结与扬弃,构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明体”赋论观。在学术背景方面,刘勰《诠赋》与萧统《文选》“赋篇”的编撰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学术统绪方面,刘勰赋论又是对陆机《文赋》之“体物”说、皇甫谧《三都赋序》绾合“不歌而诵”与“六义之一”的说法与挚虞《文章流别论》中赋学见解的继承与弘扬;在赋学构建方面,刘勰体则诗骚、立赋大体、树立经典与赋文品览的论述,彰显了对赋体论的新拓展。     

评李清照《打马赋》的思想艺术成就

《打马赋》是李清照惟一的赋作 ,作于绍兴四年 ,打马是一种游戏 ,盛行于宋。《打马赋》描绘了打马游戏的整个过程 ,同时把作者炽热的爱国之情融入其中 ,通过棋法的成功运用和实施 ,表达了其战术思想对现实的积极借鉴。在构思上 ,《打马赋》能做到以小见大 ,以棋盘喻战场 ,写出千军万马对垒之势 ,赋文境界渐开渐阔 ,游戏中写出大境界 ,从而展示了其性格豪放的一面 ,感受其磊落不平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