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改革中的非法制化现象及其对策

政府机构改革要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就应改变机构改革主要依靠政策和行政手段的传统作法,把政府职能定位、机构设置与人员定编、人员分流等改革环节纳入法制轨道;同时,建立和健全行政组织、行政编制、人员分流的立法,并严格执法     

转型期政府经济职能的定位

20世纪 80年代起 ,世界各国相继进入了政府改革的时代。 1978年以来 ,我国政府进行了四次机构改革 ,但因每次改革都没有触及到政府职能与政府组织结构的关联点 ,致使机构改革一直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怪圈。文章通过对国家职能及其转变论述 ,分析比较了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和公共经济模式的内涵、功能和特征 ,指出转型期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基本取向是发展公共经济 ,优化公共服务。只有找准了职能定位才可能建立起高效、廉洁和公正的政府     

再探政府机构改革“黄宗羲定律”破解之法

被动适应性改革、机构撤并与职能转变缺乏有效互动、改革重横轻纵等诸多原因导致我国历次政府机构改革难以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终陷入"黄宗羲定律"怪圈.建设学习型与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结构与功能互动,横纵改革结合,形成网络化改革治理格局,建立现代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加强财政监督与立法等,是21世纪我国政府机构改革跳出这一怪圈的出路所在.     

政府机构改革中的“怪圈”探析——兼议完善大部制改革的方向

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发展历程看,政府机构及人员"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怪圈"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当前的大部制改革在具有合理性的同时,也存在局限性。因此,政府治理与改革不能以简单的机构增减论成败,而要以能否准确及时回应生产力发展和社会需求为准则,不断调整、完善和优化政府职能,以控制人均行政成本为中心,完善监督机制,实现"市场—政府"的动态平衡和"小政府、大社会"的善治模式,从而延长"怪圈"循环周期,直至走出怪圈。     

政府机构改革的前车之鉴

建国以来，我国已进行过多次政府机构的改革，但这些改革都未能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可见，政府改革不仅在于精简，而且更在于从根本上消除导致机构膨胀的诸多因素。事实上，政府机构膨胀的诱因和精简的难点在本质上是同根同源的。目前正在进行的这次政府机构的改革与以往历次改革不同，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和发展背景下进行的，这就为此次改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因此，吸取以往的教训，在精简的同时，建立起一个防止机构和人员再度膨胀的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     

政府机构改革漫议

推行政府机构改革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举措。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论证了行政组织(政府机构体系)不断变革的客观必然性,回顾了建国以来政府机构改革的历程,并着力剖析了历次政府机构改革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循环往复的原因,进而提出了推行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基本思路。     

政府机构改革漫议

推行政府机构改革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举措。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论证了行政组织（政府机构体系）不断变革的客观必然性，回顾了建国以来政府机构改革的历程，并着力剖析了历次政府机构改革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循环往复的原因，进而提出了推行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基本思路。     

破解政府机构改革怪圈的路径选择——以治理理论为视角

从治理变革的角度来看,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之所以难逃历史怪圈,症结在于以往机构改革是一种未能与市场的完善和社会的培育形成有机联动的单向度改革.因此,破解机构改革怪圈的关键在于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元共治彻底转变政府职能,使机构改革走出精简-膨胀的循环怪圈.     

行政改革中的价值重塑与制度重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进行了多次行政改革,然而都始终跳不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不合理的行政价值取向和无效的制度安排从根本上制约着政府行政改革的进程,这亦是行政改革的难点所在.因此,只有进行行政价值重塑和制度重塑,政府行政改革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建设已初见成效,但尚存在问责文化滞后、问责法律缺失等问题。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理论根基,以“政府失灵”问题为研究重点,分析政府行为低效率的原因,并提出避免政府失灵的对策。在我国同样存在政府失灵、政府部门及官员的经济人行为,所以公共选择理论所涉及的分析角度和方法,可以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     

“经济人”官员与政府的寻租

“经济人”假设能否在我国公共管理中适用,在国内还是个学术论题。本文认为,“经济人”假设作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建构的前提和基础,是关于人的动机模式的假设,它反映了人的社会选择和社会行动最原初的动力。经济人假设既可以适用于人的经济行为取向的分析,也可以在分析及治理政府寻租等方面适用。由此,本文提出了一些从“经济人”理论出发,治理政府寻租的一些建议。     

经济人与制度建设

对中国来说,制度建设的根本在于如何形成“法治”社会。而“法治”社会的形 成,又是诸多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此,本文将试图利用公共选择理论中“经济人”范式所 提供的一些启发来探讨“法治”社会的某些根本认识问题。     

浅谈公共选择理论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

公共选择理论是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从公共选择的视角出发,用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来分析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问题,分析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动力和可能性,列举了源自经济理性的公民参与障碍,并针对性的提出参与制度化,参与法制化,参与途径多样化等措施促进公民参与的政策性建议。     

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的公民参与

公共选择理论是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从公共选择的视角出发，用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来分析学术界讨论比较热的公民参与问题，可以找到诸如“搭便车”、决策者的压力等源自经济理性的公民参与障碍。并针对性的提出政务公开、制度建设和价值约束作为促进公民参与的政策性建议。     

浅析公共选择理论的财政观

公共选择理论是公共财政理论的重要分支,在当代财政理论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从公共选择理论兴起的背景和思想渊源出发,分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人"假设、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和交易政治的观点等,以及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范围与内容,总结了公共选择理论在财政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观点。     

“经济人”:一种研究范式的革新与局限

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研究范式主要包括经济人假设、交易政治学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三部分。通过对这种范式的私益内涵分析和利弊分析,指出其在革新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借鉴“经济人”研究范式对我国政治学乃至经济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行政机构改革之管见

建国以来,我国在1954年、1960年、1970、1980年、1988年和1992年先后进行过六次行政机构改革,但每次都走不出“减而复增,消而复肿”的怪圈。一九九八年三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一致通过了被称作“第七次革命”的国务院行政机构改革的方案。当时会场内掌声经久不息,它既表明了代表们对当前进行行政机构改革迫切性的认识,又饱含了代表们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不断向前推进的热烈赞同,对彻底改组庞大的、工作效率低下的行政机构给予的坚强支持,以及对建立精简、统一、效能的政府机构的深深祝愿。     

我国地方政府收费的宪政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收费过多过滥的问题日益突出,后虽经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大力清理整顿,但效果并不理想,难以摆脱"治理—膨胀—再治理—再膨胀"的怪圈。地方政府收费实际上反映的是公民之间、公民与政府、政府之间等的宪政基础关系,因此,治理地方政府收费的根本途径是将地方政府收费制度改革纳入宪政轨道,具体内容包括:制订《政府收费基本法》;地方政府收费民主化、收费标准科学化及征缴程序规范化等。     

中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困境及原因分析——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和“跷板”模型的分析简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治理腐败问题,是制度反腐的必然之举、廉政建设的有力保障。但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立的过程中面临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困境。本文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分析了部分政府官员对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阻碍作用,并建立了“跷板”模型,结合博弈论,具体分析了官员作为理性“经济人”,对中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困境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公共产品的供需和政府经济人行为

在我国走向市场经济新体制中,“公共产品”的供需和政府经济人行为,是推进改革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侧重微观经济学观点重新认识“公共产品”的存在条件和所有权归属,以摆脱僵化观念的束缚;对我国现阶段公共产品的范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研究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公共产品的供需方式,以及政府经济人行为如何规范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