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德日的对外战略及对中国的启示

世界史多次证明,一个国家对外战略的成败,会直接导致国家命运的沉浮。德国和日本颇具典型意义。近代以来这两个国家曾三番崛起,两次冒险,两度沉沦,最终走上了和平崛起的道路,成为世界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其失败教训使人警示,其成功经验亦令人赞叹。探讨其经验教训,对于中国抓住历史机遇,实现和平崛起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近代中国的支农:思想与制度

支农是近代中国与重工商风尚并行的一个潮流。近代中国支持农业发展思想的再次勃兴源于人们的危机意识、发展工商业的强烈愿望和日渐开阔的世界视野,并从经营模式的选择、农田水利法制建设、金融支农等方面付诸实践。但是,改良主义的属性使之难以根本解决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     

从海防意识看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

海洋和海洋文明孕育了一个又一个强国,而一支强大的海军又是一个强大国家的重要标志。近代中国之衰落无疑同其海防的衰败相关。封建专制、腐败和意识形态落后,特别是在海洋问题上的陈腐观念,导致中国在近代被列强欺辱。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待海洋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就决定了其自身的命运。因此,我们要努力教育和鼓励我们的国民面向海洋、面向世界、面向太空、面向未来。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须臾离不开海洋。     

近代中国的日本观之演进

近代中国的日本观之演进陈卫平近代日本的崛起，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动荡和变革紧密相联。因此，怎样看待近代日本，是近代中国人思考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思考的演进过程，大致可概括为：从无知到关注；从了解到仿效；从批判到抵抗。自《汉书》以来，历代官修史书对日本都...     

日本早期进化论的演变及对中国传播的影响

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之所以能够在近代中日两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被广泛传播并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原因在于：近代两国的历史传统、面临外强侵略的民族危机感导致的政治论争、传播者的主观意识以及进化论的双重属性和特征等。本文试图通过介绍进化论在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传播,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壮大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来阐述进化论对于日本,重点是日本对于中国理解和接受进化论的思想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不同的影响。     

“日本中华思想”的理论建构与历史影响——以山鹿素行为中心的考察

“日本中华思想”是近世日本学界普遍存在的思想学说,其萌生和发展受中国“华夷思想”的影响,但展现出鲜明的本土特征。以往研究对其理论内涵疏于讨论。山鹿素行的“日本中华思想”具有开创性意义。他在批判和改造宋明儒学的基础上,建构起以“中庸思想”为核心的礼治主义华夷观,从发生论、实践论、目的论三个层面,为日本独占“中华”名号及其对外扩张的所谓“正义性”建构理论基础。当近代日本遭遇欧风美雨的强烈冲击时,山鹿素行“日本中华思想”被日本思想、政治、军事界“重新发现”,成为激发和建构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近代日本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的思想逻辑,与山鹿素行所谓“中华之武威”关系密切。     

20世纪30年代西北边疆地区的农村问题——以《中国的西北角》和《西北考察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农村与城市二元对立的社会,农村社会的衰落与破产是阻碍近代中国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本文以近代两位著名知识分子对西北社会的考察报告为切入点,较为深入地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西北边疆地区农村社会问题的表现及形成原因,并简要分析了甘宁青农村社会的衰败对20世纪30年代西北开发活动的影响。     

文化心理传统与社会发展——近代中、日学习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

中国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直至近代以前,她始终是世界上一个先进、富强的大国。可是到了近代,她落后了,甚至落到了以前一直相对落后于自己的东亚近邻国家日本的后面,这不能不使人为之震惊。长期以来,不少学者专家致力于探索近代中国落后原因的研究,他们将中国与西方国家对比,更将中国与日本对比,通过比较研究,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原因不少,有政治方面的,有经济方面的,还有思想方面的;而思想方面,特别是文化心理传统方面的原因,往往没有得到人们充分的重视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又恰恰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本文试图通过对近代中、日两国学习西方文化历史过程的比较研究,说明文化心理传统对近代社会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论礼的近代命运

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范畴,也是中国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礼关系到中国人的思想信仰、社会秩序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步入近代后,儒家文化陷入困境,弊病毕现,礼也难逃衰落的命运。其一,礼秩失落。在西学和西力的双重冲击下,礼治秩序逐步瓦解。其二,礼义衰落。由于缺乏创新,株守纲常学说,礼在理论上严重偏枯。其三,礼教败落。礼教自身僵化,沦为说教,脱离现实,成为近代新兴力量口诛笔伐的对象。礼在近代的命运,是儒家文化现实层面的重要写照,其利其病值得总结和反思。     

比较文化研究的新成果——《严复与福泽谕吉》略评

中日两国的文化联系,历史悠久。在历史上,日本的思想文化是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儒学是日本儒学的渊源,中国佛学的经典也是日本佛学的经典。这都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善于吸取外邦的文化成就,却成为日本的优良传统。进入近代以来,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经济文化取得了飞跃的发展,以致成为东亚的一个强国。相形之下,中国戍戌变法失败了,后来虽然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除旧开新的历史巨变,而经济文化的进展却依然迟缓。近代日本迅速前进,近代中国迟缓落后,其原因何在,这是一个值得研讨的问题。王中江同志所著《严复与福泽谕吉——中日启蒙思想比较》(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正是在一课题上作出了颇为有益的研究。     

论海德格尔前后期思想的转变和关系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实际探索了两个主要问题 :存在的意义问题和人的生存由何而定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以后他对这两个问题的继续思考 ,最终导致了他思想的转变。这种转变在实质上是从此在的生存是存在的一种突出样式到人的生存是被大化所决定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改变 ,这表现在理论结构、内容实质、人学主体等方面。但同时 ,在海德格尔的前期和后期思想之间又没有一道绝对隔离开来的鸿沟 ,相反 ,二者是有着内在发展逻辑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前期人学思想所思的内容是后期人学思想得以形成的实际上的出发点 ,后期思想则是海德格尔对前期思想所提出的根本内容进行更深入思考的结果。     

中日前近代民间学问观的差异--兼论中日引进西学的不同态度

在近代以前 ,中国和日本两国人民基于各自的社会结构而形成了不同的学问观 ,从学问的内容 ,到学问的价值 ,以及学问对于人们生活怎样发生功用 ,二者都有很明显的区别 ,这是造成那一时期及近代以后两国对于吸收西学采取不同态度、走上不同道路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由这一比较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吸收西学远比日本艰难缓慢的内在原因 ,在于民间学问观所形成的整个社会对于西学从学问内容层面的普遍鄙视 ,从文化价值层面的普遍贬斥 ,以及西学长期未能纳入科举 ,难以形成促进人们学习西学的动力 ,这些人们的普遍态度 ,构成了对吸收西学的强大社会阻力。     

近代史上统治者的心态

由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入手,看待中国的问题,笔者认为费正清的看法值得思考。他的思路有一个独特的视角:(中国近代的)“根本弱点是思想和体制方面的,也就是对外国的现实一贯无知,并且存心不     

严复宪政思想演变的重新审视

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严复是一个相当独特、甚至有点让人费解的人物。对他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宪政思想重新进行梳理,将其划分为三个演变阶段,透析每个阶段他为近代中国宪政制度建立所作的努力及主要宪政观念,可以对其宪政思想进行重新审视,肯定其贡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贡献——以“两个结合”为视角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理论化体系化的哲学表达,探讨其新贡献问题,也应以其哲学层面的贡献最为根本。任何思想的新贡献内生于它的形成逻辑当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两个结合”是其形成的内在逻辑,以此为视角,或更能阐明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哲学层面上的新贡献。遵循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两个结合”为内核的形成逻辑,可以发现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深化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考等方面作出了新的哲学贡献。     

西方近代抽象人性论的哲学基础

我们通常把近代哲学的各种人性理论概括为抽象人性论。导致抽象人性论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思想内容上的,也有思想方法上的,而更为根本的、深层的原因则是在人的理解原则上的知性逻辑的本体论哲学思维方式。对近代哲学抽象人性论原因的追问和分析对理解马克思人性理论变革和哲学变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甲午战前中日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军事之比较

甲午战前,中日两国在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及军事方面存在一定差距。无论从警察制度、公共交通,还是从学校制度、产业发展来看,与处于前近代国家阶段的清朝相比,日本都已经走上近代民族国家的道路。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是福泽渝吉提出的“脱亚入欧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是由早期维新派的一批思想家提出来的,内容从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到政治、经济、外交、文化诸方面改革,但改革主张尚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清朝与日本在海陆军和武器装备上差距较小,在战略、情报战和培养军事人才方面存在差距。清朝实行雇佣兵制,日本采取征兵制。     

清末回族留日学生的进步活动和思想

清末回族留日学生的进步活动和思想,既是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进步活动和思想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近代回族历史上的一个光辉篇章。清末甲午之役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了寻求自强的途径,纷纷负笈东渡,留学日本。据日本学者实滕惠秀氏研究,至一九○六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已达八千名左右。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不少青年学生积极组织团体,创办刊物,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成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运动的一支有生力量。     

传统科学机制的缺陷与近代科学的落伍——“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中国古代有杰出之科学成就,何以近代科学崛起于西方而不是在中国”?这个世称“李约瑟难题”,在李约瑟博士九十诞辰之际,依然催人深省！ 原因究竟在哪里?最根本的当然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原因,但也不能忽视它与中国传统科学内在机制的缺陷的关系。     

论19世纪后半叶日本对华政策渐变的思想根源

19世纪后半叶是日本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西方势力的强力渗入打破了幕府的锁国政策,对国家发展和民族生存形成了巨大压力;幕府的倒台与明治政权的建立,集中实现了社会变革的价值;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宗藩体制的渐次解体,则为日本的变革与崛起提供了双重动力——中华民族的全面危机激发了日本发愤图强的意志和决心,清王朝的腐朽堕落激起了日本步西方后尘走对外扩张之路的野心和行为。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日本对华态度和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改变了传统的亲和膜拜理念,加入了疏离、贬抑的色彩,继而采取窥视、试探的手法,最后孤注一掷地发动了甲午战争,向中国的权力和权威挑战。导致这种渐变的原因是复杂的,日本社会各界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以不同的方式炮制出了一系列的针对中国的扩张思想主张,并最终付诸实施,是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些扩张思想来自于日本社会的不同层面和领域,对明治政府的决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们通过酝酿、传播,或包容于政治家、学者、文学艺术家及其他社会权威人物的言论作品里,或流布于国民教育、战争动员、道德评判、社会规范之中,或潜藏在民间人士的野史絮语中,甚至广泛地渗透于国民的心理意识、风俗习惯里。它们间处杂陈,相与为进,共同写实了侵略中国基调下的近代中日国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