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罪犯私权利的保障问题

罪犯是弱势群体的一员。他们的人身自由被剥夺或限制，但其私权利常常被忽视。文章从三个案例中透视中国罪犯私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并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分析了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提出了完善罪犯私权利保障的对策。     

行刑社会化的内在逻辑合理性解析

行刑社会化在我国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普及和推广.本文在比较分析了目前有代表性的几种行刑社会化概念后,认为行刑社会化是为了弥补监狱行刑方式的缺陷,充分体现现代刑法确保人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统一的精神,对条件合适的罪犯适用非监禁刑,使其在社会上得到教育改造,并使社会最大限度地参与罪犯矫正事业,从而使刑事执行与社会发展同步,为罪犯顺利回归社会创造有利条件的一种行刑方式.文章接着从罪犯改造的目的性、可能性、正当性三个方面分析了行刑社会化的内在逻辑合理性.     

罪犯权利论纲

罪犯权利的根据有二一是基于人权而确认的罪犯权利;二是基于刑罚的目的而赋予的罪犯权利.刑罚权与罪犯权利在性质上相互对立,在限度上此消彼长,在内容上相互制约,两者又都根植于社会生活的需要,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罪犯权利存在着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三种状态,罪犯权利的发展就是通过一定的途径实现从应然向实然逐渐转化的过程.     

罪犯人权的保障理由及与罪犯义务之关系

罪犯人权的保障理由涉及监狱功能、人权保障、法治建设、政治文明等方面。根据人权与义务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既要保障罪犯人权,又要强调罪犯义务,罪犯人权和罪犯义务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未成年罪犯适用缓刑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缓刑作为对罪犯的非监禁刑处遇,已经被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广泛采用,特别是针对未成年罪犯。我国未成年人罪犯适用缓刑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就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的现状,从立法和实践角度进行反思,提出了重构未成年罪犯适用缓刑制度的有益建议。     

罪犯奖惩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完善的罪犯奖惩体系对于维护监狱秩序、促进罪犯改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目前的罪犯奖惩体系存在许多问题，法外奖惩措施多、奖惩体系杂乱、针对性不强，严重影响了其效能的发挥。本文借鉴国外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建立系统、完善的罪犯奖惩体系构想，以适应新时期监狱工作的法治化、科学化和文明化。     

现阶段罪犯劳动功能分析

在我国的罪犯改造工作中，对罪犯劳动功能的认识带有深深的历史烙印，把罪犯劳动功能主要理解为刑罚执行和罪犯改造；其次是经济功能。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需要重新认识和构建罪犯劳动功能体系．重视罪犯劳动的习艺、行为矫正方面的功能。现阶段过分地强化罪犯劳动的经济功能会影响其他功能的发挥．降低罪犯改造质量。监企分离改革是重建合理的罪犯劳动功能体系的前提和目标，科学合理地适应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罪犯劳动功能体系．对提高罪犯改造的质量和综合效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罪犯与性——以20世纪30年代罪犯性问题的争论为视角

罪犯性问题是管理当局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传统中国,罪犯性问题只是在特定的时期或特定的环境下,才会引起统治者关注。20世纪30年代对此问题形成了两种不同观点。一种从人道主义出发,主张应解决罪犯性欲;另一种从激进主义角度,主张以优生学解决罪犯性问题。在和谐社会背景下我们必须正视和解决罪犯性问题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结合,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改善服刑人员人性待遇,体现罪犯改造的人性化。     

浅议假释制度的完善——以罪犯权利保护为视角

罪犯权利保护是法治社会的本质要求,保护罪犯权利是实现保卫社会的必要条件.假释作为一种对法院裁判确定行刑期限的改变方式,是罪犯享有的权利而非对其奖励.该权利介入了对罪犯主观改造评判的因素,因而其完善对于罪犯改造及其重新回归社会保障措施之建构有重大意义.罪犯权利保护呼唤犯罪控制与罪犯防治的社会工程化,实现罪犯由监禁状态向社会的良性回归并最终保卫社会.     

人权视野中的罪犯权利保护

从人权角度来看,罪犯的权利本质上是一种少数人的权利、一种弱势群体的权利和一种宪法性的基本权利。罪犯权利保护要遵循权利推定原则、义务法定原则、克减明示原则和特别保护原则。在宪政意义上,罪犯权利的保护程度不仅是一个国家人权保护状况的衡量标尺,而且还是一个国家是否达至法治状态的重要标志。     

论夜间搜查——从两则案例谈起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搜查的时间未作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夜间搜查频繁出现。夜间搜查很容易侵犯被搜查人和与其同住的人的隐私权和生活安宁权,给其造成伤害,司法实践中也确实发生了因夜间搜查而把人吓病的案例。因此,我国在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应规定禁止夜间搜查。当然,在保护公民隐私权和生活安宁权的同时,也要兼顾打击犯罪的需要,法律可以设置一些禁止夜间搜查的例外。     

澳大利亚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启示

20世纪中叶以来,被害人在各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各国越来越注重强化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保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澳大利亚作为英美法系国家,传统上重视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但后来在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方面做出了重大变革,成为澳大利亚近时期刑事司法改革的特色.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存在不足,可以借鉴澳大利亚制度和学习澳大利亚注重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立法精神及制度安排,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中进一步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     

关于在我国实行沉默权制度的几点思考

实行沉默权制度是联合国认可的刑事司法公正的最低标准之一。但从目前来看,我国固有的社会价值现念,有关刑事司法程序的法律规定,保持社会治安稳定所面临的压力等,都与实行沉默权制度的基本要求存在较大的差异和冲突。因此,在我国实行沉默权制度应采取积极而谨慎的态度。     

论刑事程序对被追诉者的权利保障

刑事程序虽以追究与惩罚犯罪,实现国家刑罚权为其形成原因和基本功能,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程序价值的日益彰显,现代刑事程序具有越来越多的保障权利的功能。由于被追诉者是诉讼的核心和关键人物,现代各国的刑事程序均以被追诉者的权利为重点,设置了较为完备的保障体系,体现了刑事程序对被追诉者的主体地位和法律权利的尊重和关怀。     

被追诉人人权保障的价值维度与实现路径

刑事被追诉人人权保障问题是刑事司法体系建设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被追诉人人权保障不仅彰显法治精神,而且还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和刑事诉讼程序公正理念。当前,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加快,转变传统观念,增强被追诉人人权保障意识;完善被追诉人人权保障的相关立法,并使之落到实处;确保司法实践中刑事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平衡各方利益诉求等是实现被追诉人人权保障的有效路径。     

论人权法律关系理论

法律关系理论具有普适性,也是分析和研究人权、刑事诉讼人权保障问题的工具性理论。人权法律关系,是由人权法规定的国家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从法律关系的三个构成要素来看,其权利主体主要是自然人,义务主体在公法领域主要表现为国家,在私法领域主要表现为自然人和法人;人权法律关系权利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即义务主体所承担的义务,包括尊重、保护和实现等义务;人权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人的生命与健康、自由与尊严、幸福。     

受刑人权利保护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受刑人是国家公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保护监禁制度下的受刑人权利,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表征。受刑人的各种需要,国家必须以法律规范其满足需要的行为,以法律确认和保护受刑人权利是改造受刑人的基础,我国经历了1954年《劳动改造条例》与1994年《监狱法》两次关于受刑人改造和受刑人权利的立法过程,因受传统立法观念影响,现行《监狱法》仍存在法条简约,程序缺失,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应该在《监狱法》中增加有关规定,提高可操作性,同时建立完善的行政处罚程序和司法审查机制,以充分保护受刑人的权利。     

从刑事诉讼法的修订看立法者的价值取向--简论受刑事追诉者称谓的划分

受刑事追诉者称谓的划分,是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一个显著特征之一,它与刑事诉讼的目的和原则紧密相关.此次修订一方面反映出立法者加大对受追诉者人权保护力度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对于推进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加快中国刑事司法体制向国际化靠拢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环境权的伦理特征

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对人性尊严造成的威胁和挑战需要通过确认新的人权来予以解除,环境权即是这一新型人权。环境权兼具公权和私权的伦理特征,是公权所要保护的完整性、持续性的环境公益与私权所要保护的个体性、当下性的环境私益相统一的核心。而作为具有底线伦理意义的消极权利与体现更多人本理念的积极权利相统一的环境权,其伦理特征则在最终为人类过“健康而富有成果”的生活的服务中得到彰显。     

征收征用与公民基本权利保护

在我国的征收征用工作中时常出现侵权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各界都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但现实中侵权现象仍不断出现,公民基本权利所受到的侵害始终得不到救济。本文拟从这个问题展开,探讨我国征收征用中相关公民基本权利保护问题。同时,征收征用中的侵权主要还涉及补偿问题,因而本文还将对补偿协商机制作一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