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河南散曲创作

元代河南籍散曲家共10人,现存散曲作品247首。10位曲作家中,王恽、薛昂夫、滕斌等人的作品更显文采,姚燧、钟嗣成等人的作品更见本色。王恽、姚燧、薛昂夫、钟嗣成四家传世作品较多,在散曲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位置,可称名家。其余诸家传世作品虽不多,但亦有可观。     

元代散曲审美新变论

在审美追求上,元代散曲与唐代以来以诗词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审美意识明显不同,由蕴藉委婉变为张扬的“豪辣浩烂”.具体而言,元代散曲在审美倾向上崇尚直率的向外扩张,在风格上追求不拘传统的自由随性,在意识表达上强调现世享受的极情尽致.从元代散曲审美方面出现的新变化,可以更明确地看出元人对于中国传统崇雅审美的突破.     

从散曲中管窥元代文人的人格精神

元代文人身处逆境 ,散曲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叛逆性 ,从中可管窥到元代文人的人格精神 :他们反叛现实反叛传统 ,力求寻找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坐标 ;他们崇尚自由、任情任性 ,以极端的放浪不羁实现主体人格的高扬     

元代诗歌与散曲创作精神殊途悖反探源

有元一代自始至终的文化冲突形成了元代文人极其复杂的心态,当传统文化面临危机时,他们做出的不同的抉择,影响着元代文学的创作精神。元代文人对传统诗学继承的两种极端趋向,接受者不同的“期望阈”造成的诗、曲创作精神的悖反,创作主体情感意识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形成的诗、曲迥异的审美倾向,使得元代诗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雍容典雅、尊经循道、情在理中、合法合度;而元代散曲则冲破了传统诗学的藩篱表现出惊世骇俗的浪子才情     

“马、牛、羊”与元代儒士地位

在元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元散曲中出现了一些借动物之口反映社会底层之苦的"诉冤"之作,这些作品反映出元代儒士地位之低下。出现这种现象,究其原因有三:废除科举制度,儒士入仕无门;世袭之风浓烈,官职成为蒙古人、色目人的专属;卖官鬻爵,穷儒生难以跻身仕途。     

新诗诗体学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兼论新诗诗体学的构建策略

一、新诗诗体学建设的历史回顾在新诗史上,诗人的秩序与自由及文体自觉与文体创造、诗体的破坏与建设及诗体的自由化与格律化等矛盾尖锐,一直存在新诗是否需要诗体,特别是定型诗体的"诗体之争",即自由诗派与格律诗派之争。"中国新诗将近80年的艺     

试论元代散曲创作的美学特征

元代散曲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真正美学意义上的返朴归真。散曲创作是适应了特定历史时期文人的生存状态 ,并且以俗朴、直露之笔展示了他们精神世界的俗文学。散曲创作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 ,以灵活自由的创作表现了元人的新的追求     

全真教与元散曲讽世精神的淡化

元代兴盛的全真教，对文学尤其是散曲影响巨大。在思想上，它削弱了散曲的讽世精神，将特定与现实的批判泛化为一般与空洞的感叹，将不满情绪升华为宗教认识，从而在失意者与统治者之间制造了缓冲地带。     

许学夷“诗体”论的文化整合特点

许学夷的诗体论具有鲜明的文化整合特点。其诗体论的特征是文化与审美二重因素共生 ,整合了各执一端的两条诗学路线 ,形成诗学思想的一次超越 ;其诗分三体 ,是在发展论维度上体现了整合文化的意图 ,呈现“大本文层次”的理论色彩 ;许氏以儒家“中和”观整合历代意识形态审美与语言审美两种审美文化 ,表现了鲜明的对“情”、“志”合一、话语与蕴藉统一的美学样态的追求 ,这一文化整合方法论也体现着他的“入神”的诗歌终极理想形态。     

论元代《文选》学衰落之原因

《文选》学在唐宋时代非常发达,进入元代则迅速衰落,相关的研究几近空白,直至明清时才再度繁荣。造成元代《文选》学衰落的原因有三个方面：蒙元伐宋时所造成的时局动荡对儒生文士的冲击,影响了《文选》学的传播主体;《文选》与科举的词赋科密切相关,而元朝科举的废兴则导致了《文选》学的迅速边缘化;元朝科举考试时科目设置重理学的倾向加速了重词赋的《文选》学的衰落,这是元代《文选》学衰落的主要原因。     

《诗经》学的神圣化与元代《诗经》研究

由南宋至元的一二百年间，我国的《诗经》学发展经历了一段十分特殊的历史道路。由于理学家的介入，南宋开始，出现了对《诗经》及其研究的神圣化，并以直接、间接承继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诗学为荣耀。有元一代紧承宋后，自然也就形成朱熹一家之学独擅的局面。元代诗学唯宗朱传，少见异说，严重流于封闭化和狭隘化，极大地束缚了元代学者的创造性和开拓精神，最终导致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少有创新，实在值得深思。     

元代文人的心态写照——元散曲咏物诗之析

元散曲中之咏物诗,在元曲研究中尚属空白。元散曲咏物诗大致分为五个方面,即歌咏人生哲理与处世态度、百业世态与世风评贬、动植物具象、文化娱乐、女性体肤衣饰。它反映了元代文人的精神状态及理想取向的变化,彰显了元代文人自高自傲、自得自许的心态。     

尴尬与挣扎中异化的精神悲剧——论乔吉叹世散曲

乔吉是元代文人的典型代表,他的一生＂沉屈下僚,志不得伸＂,其作品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精神特质：歌隐颂闲的心灵之幻、否定功名的无奈之叹、不满现实的愤世之吟、悼古伤今的共鸣之悲、穷苦困顿的落魄之恨、颠沛流离的羁旅之苦及韶华易逝的迟暮之悲,体现了尴尬与挣扎中异化了的精神悲剧。     

归隐中的人格精神——对元散曲隐逸意识的解读

归隐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恒久的主题,但它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像在元代那样表现得如此强烈和普遍。较之前人,元人的归隐是不同的。他们不是消极避世,首鼠两端,而是对现实和历史深刻反思后所做的坚定而明智的选择,是肯定自我价值后找寻到的一种新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元散曲中就流露出浓厚的归隐意识。那种时不我遇之后的强烈的反叛精神在其中得到前所未有地绽放,表现出散曲作家蓬勃的活力;那种悠闲处世淡泊存身的人生态度,使他们享有潇洒自在又饱满充盈的生活;那种挣脱名利羁绊后新生的喜悦和对生命自由的热爱,表现了突现自我、放荡不羁的生命意识,展现了独特的人格精神。     

元代诗经学刍议

元代政府规定科考<诗经>以朱熹<诗集传>为主,由此,申述朱熹诗经学便成为当时学风之所趋.元代不少诗经学者诸如许谦、梁益、朱倬、梁寅、刘瑾、朱公迁、刘玉汝、胡一桂、罗复等人虽对朱熹诗经学做了大力卫护,但学术界的尚实精神并未消亡,而马端临对朱熹诗经学的大力挞伐,又给当时的诗经研究增添了一道靓景.元代诗经学在宋、明诗经学中具有承启作用,我们不能轻视其学术价值.当下的元代诗经学研究所出现的惨淡景况,是由目前学术研究过于追逐"热点"这一畸形现象所导致的,应该得到及时矫正.     

元代散曲的“趣”

<正> 黄周星《制曲枝语》云:“制曲之诀,虽尽于‘雅俗共赏’四字,仍可以一字括之,曰‘趣’。”李渔《闲情偶寄》则曰:“‘机趣’二字,填词(指曲)家必不可少。……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中国古代的诗词虽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一入调笑,易成“打油”,故唐宋诗词中虽有诙谐滑稽者流,但毕竟只占很次要的地位,且为人所轻贱。而在元代散曲中,诙谐风趣却成了一种主导风范,构成了其特有的审美标准。任讷《散曲概论》说:“散曲之重俳体,出乎异常。”俳体之格势极多,制作不穷,几占     

从《吏学指南》看元代吏员意识

作为元代中期出现的一部吏员初习启蒙读物,《吏学指南》是元代吏员出职制度的产物,也是此段历史的有力佐证。它反映出在元代官员铨选制度下,官府胥吏在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政治地位的同时,更加形成了独立的自我意识。这种独特的胥吏意识的凸显,在我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中具有一定意义,应该受到必要的关注和认识。     

元代的民族语言学校及其历史作用

元代实现了空前的全国大统一,在辽阔的国土上,生活着汉人、蒙古人、回回人等多个民族。为适应大统一的政治与经济需要,元政府下令创制了八思巴蒙古字,下令从中央到府、州、县开办蒙古字学,下令开设回回学,教授亦思管非文字（波斯文）。蒙古字学和回回学以孔孟经典为教材,培养了一大批掌握民族语言的人才。加强了元朝国家的统一,增进了中外交流,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     

元代儒家道统说探析

道统说是关于儒家传道谱系之论说,一般认为其传续谱系具有政治和学术两个维度。因儒家各时期、各派别在构建道统时的立场不同,所选取的历史人物不尽相同,使得儒家道统说双重维度的表现形式也各有侧重,体现出差异性。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元代道统传承的政治意味突显,与学术的传续一起,显示出政学兼重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