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总论”辨析——和牟世金同志商榷

一 牟世金同志在其《〈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二期)一文中说,《文心雕龙》的总论,提出了“两个最基本的主张:‘原道’、‘宗经’。”以前有人曾指出:“《文心雕龙》基本观点是‘宗经”。或者说:“归根到底,只是‘宗经’一义”。我觉得,这后一种提法,是比较确切的。牟世金同志的“两个最基本的主张”的看法,和他对“原道“、“宗经”的不正确理解有关。     

《质量互变规律质疑》的质疑

吴鹏同志的《质量互变规律质疑》一文(见《河北学刊》1986年第6期,以下简称“吴文”),对质量互变规律提出质疑,有助大家对唯物辩证法的这一规律展开深入地讨论,这是有益的.但他的观点有片面性,我们不敢赞同,特和吴鹏同志商榷.恩格斯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吴文说:“量与质的相互转化,实质上是一物的某种质的‘量’与另一物具有一定量的另一种‘质’之间的相互转化,它们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物体之间的量与质的相互转化.显然,这种转化与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状态之间的相互交替,是完全不能相互等同的两码事.”     

斯密著作中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和“真实价格”

陈岱孙教授在《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中指出: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斯密提出了“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和“商品的真实价格”两个概念,并实际上赋予二者以截然不同的含义。他的根据是:斯密先是说:“一个人占有某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国富论》上卷,第26页。下同,均只注页码)按他的理解,“在这里,劳动一词指的是‘购买或支配的劳动’。而‘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也就意味着‘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另外     

论《诗经》中的两种赋

《诗经》中有两种赋:一种是朱熹说的“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诗集传》),另一种是李仲蒙说的“叙物以言情,谓之赋”。从《诗经》的景物白描句子中,最能看出这两种赋的区别。现论述如下。一李泽厚同志说:“所谓‘诗言志’,实际上即是‘载道’……‘记事’……,就是说‘诗’本来是一种氏族、部落、国家的历史性、政治性、宗教性的文件,而并非个     

古汉语多义词中的对立义

所谓对立义,指的是一个词语具有两种互相对立的含义。例如[沽]这个词具有“买”和“卖”两种相反的含义。《论语·乡党》:“沽酒市脯不食。”“沽”在这里指“买回来”,而在同书的《子罕》篇中:“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这三个“沽”却作“卖出去”解。对这种义兼正反的现象,我国传统的训诂学运用“反训”加以说明。反训是训诂学上进行语义注释的一种手段,即反义相训。这是由《尔雅》开创,并由郭璞注阐明的。例如《尔     

“读懂”马克思——马克思“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范畴

俄苏模式所谓“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社会形态”一词,有违马克思原著文本“社会形态”范畴的本义;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的舛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抗形式”‘‘社会形态”的“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不等于“社会形态”范畴.     

有用性范畴辨析

有用性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中都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基础性范畴。可是至今却甚少有人对它作过系统的考察。本文试就这个范畴的含义、分类、特性、演化和地位等略作辨析。一、有用性的含义和分类据《辞海》、《汉语大词典》和（TheOxfordEng－lishDictionary》，有用性(Utility)与效用同义。这里的‘审”是“存在”的意思，“用”是“功效、作用和影响”的意思，所以，“有用”是指“存在功效、作用和影响”。本质上它表示一种关系，一种“存在”，因而具有客观性。目前许多辞典都没有把有用和有利加以区别。其实，有利的对称词是…     

我们应如何表述运动?

关于运动的实质,经典作家多有论述。黑格尔说:“某物之所以运动,不仅因为它在这个‘此刻’在这里,在那个‘此刻’在那里,而且因为它在同一个‘此刻’在这里又不在这里,因为它在同一个‘这里’同时又有非有。”(黑格尔《逻辑学》下卷第67页),恩格斯也有与之含义相似的言论,他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     

校勘二题——校读《管子》所想到的

古籍整理中,校勘是一个重要环节。校读《管子》,觉得有两个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第一:由于对古字古义的训解有所不察而发生误校。略举数例,加以说明。如《轻重戊》:桓公问管子日:“民饥而无食,寒而无衣,应声之正,无以给上,室屋漏而不居,墙垣坏而不筑,为之奈何?”王念孙的校勘是:“‘居’当为‘治’,字之误也。《齐民要术》一,《太平御览·木部一》引此,并作‘治’。下文‘室屋漏者得居’,二书‘居’亦作‘治’。”(见《读书杂志》)大概王氏以为“居”是居住、居处的意思,在这里讲不通。而《齐民要术》、《太平御览》引此正作“治”     

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问题

“社会存在”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范畴。如何理解“社会存在”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问题。多年来,国内外哲学界对于这个范畴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目前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上刊登的《‘社会存在’范畴释义》(以下简称《释义》)提出:“从本体论意义看,‘社会存在’相当于作为社会实体的人类及人所改造的、人的肉体之外的自然物;而从现象论意义看,‘社会存在’指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人能转化客观规律吗?——与马俊芝同志商榷

马俊芝同志在《学术月刊》第三期发表了“略谈主观能动性”一文,他在批评德麟同志的“规律消灭论”时,指出“消灭”规律,就是否认了规律的客观性;同时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论点,认为人可以转化客观规律。他在文章中比较明显而集中地写道:“如果说‘消灭’规律,是指的人们促使某一事物转化为另一事物,这一事物不存在了,那么这一事物的规律也随之消失了作用的意思,这最多还只是说法的确切不确切,容易引起误解和思想混乱的问题,内容还是对的。”又写道:“从严格的哲学上的意义来说,‘消灭’是     

试说《诗·小雅》与《易·卦爻辞》之间的关联

<正> 《诗》与《易》之间有某些关联,这一点,多少年来我已经受到过不少的启示了。尚秉和先生在其《滋溪老人传》中说,“始吾以《易》象失传,故易说多晦;乃浏览《毛诗》新旧各说,其晦黯与《易》同。”闻一多先生在其《说鱼》中说:“隐(言隐)和喻一样,而目的相反。‘喻’训‘晓’,是借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说得明白点;‘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的不明白点”。他又说,“隐在《六经》中相当于《易》的‘象’和诗的‘兴’”;“……占卜家的语言中少不了象。诗人的语言中尤其     

“客观性”范畴初探

一、问题的提出 在哲学的研究和教学中,人们广泛地使用着“客观性”这一范畴。“客观性”范畴似乎“贯穿”于整个哲学体系。本体论(唯物论)、辩证法、规律论、认识论、意识论、社会论(社会历史观)都少不了它。也许正由于人们对“客观性”范畴使用多了,就把它当作一个不证自明的、熟知的常识来接受,而对“客观性”的含义及其表述,从不作为一个     

也谈对于“一个‘这个’”的理解——与朱克玲同志商榷

朱克玲同志的《对于黑格尔“一个‘这个”的理解》一文,对恩格斯的一句名言:“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作了探索性的研究,读了颇受启发。该文不同意“一个‘这个’”包含有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看法,而认为只是“为了强调典型人物应有鲜明的个性”;又认为“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所论述的‘这一个’来解释恩格斯这句名言中的‘这个’”,是“不恰当的”。这在我们看来是值得商榷的。下面就几个主要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一朱文认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第一章     

对德育问题的探讨

在德、智、体等方面的教育中，德育居于首位。而作为学科，德育又是一门建设中的学科。它有很多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本文，仅就它的涵义和本质试作探讨。一、德育的涵义中华民族拥有自己的传统美德。我们根据汉语典藉，对“德”、“育”及“德育”试作述评。“德”有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方面的意义。“德”的哲学意义是：事物从世界本原中所分得或获得的特性。《庄子·天地》：“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这里所说的‘’物得以生”是指某物之所以为某物的特性。《管子·心术上》…     

“掩”、“盖”通用别议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潜。”《史记·吴太伯世家》及《刺客列传》、《吴越春秋》“掩余”并作“盖余”。李富孙曰:“《释言》曰:‘弇,盖也。’《释文》:‘弇,古掩字。’《〈周语〉注》《〈淮南·说林〉注》并云:‘盖,掩也。’是掩与盖义同。”又引武氏亿曰:“《韩非·说林》‘将攻商盖’,《书》作‘商掩’,《孟子》作‘伐庵’,此奄、掩、盖字异而义同。”今按:武、李二氏之说实皆本于《史记索隐》。《〈吴太伯世家〉索隐》曰:“《春秋》作‘掩余’,《史记》并作‘盖余’,义同而字异。或者谓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也。”武氏、李氏正是据《索隐》前说立     

关于对立统一规律和其他规律、范畴关系的一点质疑

长期以来,我国哲学界在表述对立统一规律同其他规律、范畴之间的关系时,都持这样一种观点;对立统一规律“派生”了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同时,其他规律和范畴又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补充”。这种“派生说”和“补充说”在国内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教科书中时有所见,似乎已成为定论。下面仅引《唯物辩证法大纲》中的两段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当时的具体斗争任务所限,‘不能详细地考察这些规律的相互内部联系’,因此,也就没有进一步指出这三条规律中哪一条是最基本的规律,哪     

“两个过程”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刍议

在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中,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两个过程”是毛泽东同志对近代史基本线索最重要、最完整、最确当的概括,全部“近代史的重要内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包括在‘两个过程’的范围之内,都是可以用‘两个过程’论的思想来加以解释的”;因此,必须坚持以“两个过程”而不是其他意见作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对此,笔者有两点不同的看法。第一点,笔者认为毛泽东同志并未用“两个过程”来概括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所谓“两个过程”,是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以下简称原文)中的这样一段话概括出来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     

对“客观性”的再认识

“客观性”范畴是目前涉及较多、含义模糊的哲学范畴之一。对它的众多界说中,以那种从与“主观性”相对的角度把“客观性”表述为不依人的意识为转移的说法最为流行。广义地说,这种表述是正确的。但是,仅从这种规定来了解“客观性”,并未把握这个范畴的真实思想。因为,翻开哲学史就会发现,无论是洛克把“客观性”说成是外物存在的属性,还是康德把它说成是先天范畴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或者是黑格尔把它说成是“绝对精神”的本质属性,他们都不否认“客观性”是一种不依人的意识为转移的普遍必然性,相反,承认这一点正是他们的不同学说的共同之点。哲学史上的这个事实提醒我们:“客观性”的含义     

内容形式范畴与经济体制改革

唯物辩证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武器。内容形式范畴在应用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时所起的指导作用,便是一个证明。本文主要讨论内容形式范畴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应用问题,并对“以‘结构’取代‘内部形式’,而以‘形式’去指通常所说的‘外部形式’”的观点(见《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内容和形式范畴新议》一文.简称《新议》)提出不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