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素知觉论普里莫·莱维幸存回忆录中的肉身“即刻性”伦理

见证纳粹大屠杀的悖论性难题在于如何避免将见证的亲历者化简为再现的事后者。由于两者间难以缩略的伦理距离,以及自然从出的受害者禁区,这一莫衷一是的历史浩劫正在变成稀松平常的历史悬案。作为兼有亲历者和事后者的幸存者,从奥斯维辛幸存的普里莫·莱维撰写的回忆录《这是不是个人》与《缓刑时刻》中的肉身“即刻性”现象,成了切入这一悖论性难题的入口。以莱维的元素知觉为支点,本文借助列维纳斯对元素的现象学分析,揭示奥斯维辛的肉身性穷竭与涌现之间的互动关联,并论证置身其中的肉有别于置身事外的思,进而将事件的静态再现校准为事件性的动态见证。     

南京大屠杀与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

南京大屠杀是南京市民记忆中永远无法忘却的一页。 1982年 ,日本教科书事件后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纪念碑相继建成 ,架通了南京市民连接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记忆通道。在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中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与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情感 ,两者相互缠绕 ,共存共生。幸存者对大屠杀的史实记忆刻骨铭心 ,而他们的情感记忆更多的则表现为宽容。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已超越了原始复仇阶段。创伤记忆理应置换为人类追求和平的宝贵财富。     

当代承认话语的缘起·演进·指向

当今时代，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人们之间的分歧、对抗乃至斗争日益凸显，而当代承认理论恰恰是适应时代需求并寻求解决之道的现实选择。所以剖析承认理论的历史演进和理论旨归，一方面有助于深刻理解承认理论的思想意蕴与精神价值；另一方面，也探究了人与人之间信任淡漠、道德缺失等"承认"问题的深层思想动因，进而为如何消解社会承认问题贡献了理论基础和价值导向，担负起构建共同体的文化支撑和实践导向。     

海外华裔文学的创伤叙事研究

创伤叙事是对创伤的抚慰和治疗,因为生命通过艺术而自救。美国华裔文学中普遍存在个人、家庭及族裔创伤经历。小说《骨》中作者伍慧明通过莱拉这个人物对自身创伤记忆的叙述,使得那些被压抑进美国华裔后代潜意识的创伤体验重新浮现,使她们能够在痛处哀痛,以此释放那些影响着自己当下生命的过往感受,重新获得生命的自由;特别是揭示了美国华裔小说的创伤叙事与族裔历史、其他华裔的心灵自传和历史拷问之间的同质互文关系,并可以从中反思小说的个体叙事在历史和文化创伤愈合过程中独特的作用和价值。     

新世纪欧华文学中的“二战”记忆书写

作为"二战"策源地的欧洲,表现"二战"与大屠杀题材、反思战争和人性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21世纪以来,欧华作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二战"记忆书写,透过长篇小说的宏观视野表现欧洲乃至人类史上的战争灾难、生命创伤和灵魂救赎主题。作品或强调以个人记忆抵抗集体遗忘的写作,或在特定历史场景中打捞战争往事,或彰显人类面对大屠杀悲剧时的爱心拯救,或呈现"活在纳粹之后"各色人等的生命图景,发掘美好的人性、爱情及和平愿景之于战争的超越力量。这些"二战"记忆书写,成为欧华作家长篇小说创作超越的一种标志。     

生成机理·科学内涵·实践导向: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三维解读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其理论体系缔造源于实践经验的总结、理性观念的凝练和理论认知的升华。科学理解这一思想，要坚持历史、理论和实践三维逻辑的有机统一。从生成机理来看，习近平法治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学思想的内核精要，汲取了中华法治文化的智慧养料，是对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理路的深刻总结与创新发展。从科学内涵来看，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一个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深刻回答了“什么是全面依法治国”“如何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等重大问题，为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根本政治方向、基本战略目标及重要保障力量。从实践导向来看，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要坚持问题导向，准确回答全面依法治国现实课题;要坚持方法导向，运用哲学思维解决法治建设实际问题;要坚持目标导向，精准聚焦全面依法治国目标要旨;要坚持效果导向，确保全面依法治国取得实际成效。     

共同价值·普世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者关系的哲学辨析

价值概念的主体哲学辨析是价值观念实践效能发挥的前提.在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视野中审视价值领域的相关概念:共同价值基于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诉求的中国价值倡议,普世价值是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我美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现阶段人民共同诉求的民族性价值凝结.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是我们宏观把握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者关系的哲学基点.充分确认人类共同价值,吸收和批判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应然的价值选择方向.     

1940年代初延安保育困境的文学书写

生育、保育对抗战时期的延安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持久战"状态下,保持并补充人口、鼓励生育、保护儿童成为延安的一项具有长期性战略意义的政治任务。对于1940年代初延安面临的保育困境,当时的文学写作者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出现了雷加的《孩子》、尤淇的《泪》等重要作品。虽然大多数作品没能真正触及延安保育问题的根本症结,但其为延安时期的保育困境敲响了警钟,这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这类作品所展露出的社会批判意识及其对女性生育权利的维护意识是十分罕见的。     

精神·精神价值·文学精神

一精神就是客观事物的主观映象。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思想、观念、理论、学说、情绪、决心、干劲、政策、方针、计划、办法等都是精神性的东西,既包括思维、意志、情感等有意识的方面,也包括人的一般心理活动等无意识的方面。唯物主义常常把精神当作和意识同一意义的概念来使用。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唯心主义者所讲的“精神”是对意识的神秘化,把它看作是脱离物质独立存在的东西,从而否认精神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人脑的产物,是对客观外界事物的反映。在哲学史上,精神的含义往往随哲学家本体论的不同而有所不…     

大屠杀记忆与创伤书写：“第二代”叙事与以色列人的身份认同

二战结束后的七十年里,大屠杀一直在以色列的社会政治生活与公共话语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第二代”叙事文学逐渐发展起来。其创作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首先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或者说大屠杀“第二代”;其次是父母并非幸存者的作家,但本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大屠杀给以色列社会和个人心理带来的冲击,于是选择“第二代”体验为描写对象。他们都经历了以色列国家重建大屠杀历史与大屠杀记忆的过程,并把大屠杀历史与记忆融入到个人身份的建构之中。     

大屠杀见证：创伤记忆与历史再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70周年,但对于纳粹大屠杀的研究和讨论却一直没有停止。战后对于大屠杀的见证分为三个部分：大屠杀幸存者的见证、德国人对罪恶的见证和历史的再现。幸存者的见证由于创伤后应激反应,充满了再现的困境;德国人的见证则聚焦于集体罪恶和个人罪恶的问责;而历史学家的再现则从道德的、法律的、文化的、现代性的角度规范了再现的过程。这三个部分体现了大屠杀见证过程中的三个阶段,都将成为历史经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文从这三个部分出发,对大屠杀的再现过程进行特征描述和归类,以求获得创伤后各类反应的发展逻辑及各种问题间的整体关联,在概念和经验上揭示和解释大屠杀的原因和现象。     

南京大屠杀的后遗症:幸存者的创伤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对于幸存者而言,南京大屠杀的影响并没有随着1945年战争的结束而消除,战争的创伤像梦魇一样一直伴随着所有经历者的一生,甚至影响他们的下一代。60多年过去了,社会各界在重视幸存者证人角色的同时,应加大关爱幸存者晚年生活的力度,投入精力治疗幸存者的战争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