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偏见(第三讲)

1853年卡尔·马克思论述不列颠人在印度的统治时对沦为殖民地以前的亚洲作过如下论述: “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接着,他在同÷篇文章中又说: “从遥远的古代直到十九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多么大,可是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马克思把传统的印度经济结构看成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它的顶端是国王,它的基层是大量的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农村公社之所以能够自给自足,是由于农业和制造业都是在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再反思

马克思基于俄罗斯社会土地共有、农村公社和专制国家三位一体的事实,认为俄罗斯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从而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灾难。马克思的这一东方社会理论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依据,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所证实。     

关于印度封建制问题

一、问题所在将人类的全部历史划分为几个阶段,这种作法尚未被学者们全面接受。山西方历史学家尤其是社会史及经济史学家所提出的这种关于发展阶段的假说,实际上主要是以西方社会的历史事实为依据的。在他们看来,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因此在他们提出这种假说时,没有把对东方社会实际考察的结果考虑在内。这主要是由于缺乏古代东方知识和忽视东方社会造成的。对于东方社会的发展,他们往往给戴上一大堆“停滞性”、“落后性”之类的     

论“社会个人所有制”

理论界长期将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提出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概念的涵义等同于或混同于社会主义公有制,进而也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论断纳入了社会主义范畴,这使得我们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遇到种种难解之谜。本文认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个人所有制”实际上是一种介于“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的所有制形式,属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范畴;相联系着的所谓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亦是指私有制下的“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这种“社会个人所有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现实体现,就是股份公司和垄断组织。弄清这一问题,不仅使我们在理论上对公有制必然取代私有制的认识加深,而且对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社会"框架中的法律发展——从《国家与社会:传统东方法律的运动机理》谈起

法律源于社会,由国家进行创制,社会、国家与法律之间三位一体,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就是各类规则的制定与实施的关系,国家角色转换与社会历史变迁共同影响着法律的发展.按照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东方社会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个人依附于村社的村社制度,使个人失去了人格的独立和自由,从而必然产生东方专制,这种政治上的专利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就使得法律--这一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存在于人们相互交往过程之中的国家社会规范--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更多地表现为刑罚),进而导致民众在心理上多尊崇习俗而不是信仰法律.东方社会要想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就必须掌握社会历史变迁、国家角色转换与法律文化发展的运动机理,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从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推进法制现代化建设.     

马克思的中国社会观与法律观简论

了解马克思本人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判断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但遗憾的是,马克思的中国社会观尚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的亚细亚型法权具有自己独特的规定性,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真正基础。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土地公有制、国家社会一体化、以父权为中心的宗法制度以及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严酷的法制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显现。而且,这导致了思想上的奴化心理蔓延、公民意识的缺乏、心理封闭落后和道德沦落。重温马克思的中国观对正确理解中国国情、推进中国当代的法治建设和进行国民性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从佛教碑铭看印度安度罗王朝的土地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对印度古代社会土地所有制的观点是很明确的。1853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贝尼埃完全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恩格斯完全赞同马克思的观点,并对“东方各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一观点在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在1879—1880年间研究了科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后,基本上没有改变。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指出,古代亚洲的土地所有制是国有制,他写道:“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象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境遇和影响

一二十世纪初是刚刚走进新世纪,新思潮开始蜂涌的时代,是正在摆脱世纪末的绝望空气,重新审视一切的时代。在中国,大批有识之土也从人道和伦理出发,对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贫富对立和工人受奴役的罪恶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这一伦理上的切入,乃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初契机。从当时各派对社会主义的宣传情况看,首先,他们都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为其正宗。其次,对中国人最具吸引力并被最早接受的,是实行公有制,各尽所能,各取所值这一理想模式。社会主义当时被概括为:“土地资本之公有”,“生产之公共经营”,“社会的收入之分配”,“社会收入之大半。归于个人之私有”四个方面。这是一个尚不知如何实现但却是极美的境地。他们惊叹:采用公有制、“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主义,“非奴隶之制度,平等之社会也。”“非专制之国家,博爱之社会也。”(《社会主义神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改革的基本途径——兼评何伟的《试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向社会所有制过渡》

本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所有制”范畴的内涵和外延作了正面论述;第二部分对何伟同志在《试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向社会所有制过渡》一文中提出的“马克思所讲的社会所有制”的理解,提出不同意见,开展商榷;第三部分论述不能把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理解为“政府所有制”,认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不应根本否定,不应取消,而是应该通过改革使之不断完善;第四部分从理论上阐述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根本界限,指出现在不论在理论工作或实际工作中,都存在着对公有制和私有制混淆不清的情况。     

试论古代印度农村公社的性质——兼论亚细亚生产方式

印度古代的土地制度和土地关系是一个极为复杂而又长期争论的问题。国外学者曾就此写过大量文章,发表了许多见解,但至今还是众说纷纭。现在要全面论述这一问题困难很大,因为我们缺乏系统的史料。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进行分析和概括,更非易事。本文只试图对古代印度农村公社的性质作一初步探讨,提出个人的一些看法,目的在于引起注意并进行深入讨论。一、古代印度的农村公社印度地域辽阔,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各个地区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古代印度保存了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等原始社会形态,但农村公社占优势,氏族公社只存在于某些地区,如印度西北地区。土地私有制虽已产生,但没有获得大的发展。农村公社的长期     

“公共自信”：“公共自卑”的“天敌”

具有公共性质的自卑心理态势已成为当下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瓶颈问题。35年前的“个体自卑”促成了改革开放,现在改革开放又造成了“公共自卑”。这种自卑心理上的螺旋式运行是否是社会的一种常态,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现实是,一方面是人际之间的交往、沟通、理解和支持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则是“私性”的认同、私欲的膨胀、私利的猖獗,进而导致了世风日下甚至人心迷乱。对国家来说,“公共自卑”是“国家意识”的一种毒瘤。既然是毒瘤,其内部就势必蕴涵有一种特别和特殊的势能。用好了,可以把“反能量”转化为“正能量”;用不好,则容易把“正能量”转变为“反能量”。十八大报告的“自信说”不仅提出“公共自卑”管理的“公共自信”的方向、方面和方法的思路,而且还提供了一个克服“公共自卑”的心理学上的有力武器。     

公有制民主论

社会主义公有制尽管已经建立多年,但始终未达到预期效果。实践中的主要矛盾是财产关系的非明晰性、劳动的非自主性、利益关系的模糊性和生产活动的超计划性。所有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既要保持公有制的框架,又要体现劳动者的自主利益,既要消灭剥削和实现平等,又要激发人的积极性和促进经济效率。达到两种目标和谐统一的有效途径就是公有制民主,即在公有制经济中“重建个人所有制”,建立劳动者的“自由人联合体”。本文还提出了公有制民主的理论目标模式,实现公有制民主的有效途径和具体对策。     

社会组织的差序公共性:兼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同心圆模式

基于一个异地商会组织的深度个案研究，本文从内部组织原则入手，展现了该社会组织构造差序公共性的实践。“差序公共性”包涵了三个逐渐外推的层次：“团体的公共性”体现为组织内部对领导层结构的协商安排，克服派系关系的分裂效应而实现组织整合；“地方的公共性”体现为对组织会员资格的弹性界定与模糊运用，通过会员资格的非排他性和延展性建立社会归属意识；“政治的公共性”,体现为将组织积极纳入国家政治的自我要求。从社会组织的内部结构出发，“差序公共性”形成了一个由主导性地方派系为中心、以会员为一般边界、以来源地社会为归属、以政治社会为外延的差序格局，这使得社会组织在构成组织单位的同时又融入地方社会和体制政治。本文的讨论，弥补了当前社会组织研究中“社会”分析不足的缺陷，展现了一种“同心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体现了社会组织现代化发展的一种特殊路径。     

没有公众的公共空间:北京大栅栏院落调整中的国家与个人

本文采用社会学干预的研究方法,在北京大栅栏的院落空间调整中讨论了公共空间的含义与公共重建的问题。与西方将公共空间作为具有政治或社会意义的公共生活不同,大栅栏的居民从所有权出发将公共空间定义为国家财产,又在使用中逐渐侵占并瓜分了这些在管理上被忽视的国家空间。这既是住房等公共服务欠缺的结果,也被历史形成的国家与个人关系所建构,公共空间因此充满了各类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与社会实践中的互动。本文将介绍两个强干预的社会行动案例,它们分别以“孵育社会生活”和“划分公私边界”为思路进行院落空间调整实验,但前者失败,后者成功。结论部分对此进行反思并指出,公共重建需要调整空间中的国家与个人关系,并建立公共空间使用的规则。     

我国经济基础的转型与道德重建

本文认为，我国的经济改革是经济基础的一次深刻转型。在劳动交换关系上是从国家统制的半自然经济转向市场配置的现代商品经济，在劳动占有关系上是从单一的、国家垄断的公有制转向以分散、独立的公有制为主的多元占有制。经济基础的转型决定了我国的道德观念形态必须重建。作者指出，我国原有道德观念形态的核心实质上是国家统制观念，主要倾向是对个人自主性的排斥和对服从国家统制的强调。其所造成的负面后果是社会成员中出现的依附人格和双重人格。文章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群体、社会和国家等不同社会利益的高度整合和集体精神的基础是契约性机制，是个体的独立和自由。对道德传统的继承和道德理想的坚持，都必须以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生活为前提。     

社会经济结构的规律和社会演化的模式

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史,依据的主要是欧洲的历史经验。西欧是世界史上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阶级关系表现得最为彻底。因此分析生产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到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政治体制的影响往往大于经济规律的作用。尤其以农为主的国家,土地制度和政治关系非常复杂,经济发展相对停滞,因而社     

公共领域的异化:哈贝马斯视域中的"公共性"危机

哈贝马斯对于公共性的关注,是基于近现代的社会背景提出并加以讨论的。从批判功能上说,它被称之为“公共性”;从存在空间上而言,应为“公共领域”(即政治公共领域),它处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公共性”观念不仅具有解释性功能,而且具有批判性功能。由于私人领域的扩展或公共权力领域的膨胀,因而存在这样的发展趋势:公共性过多,公共领域忽视并削弱甚或侵占了私人的权利;公共性过少,公共领域当中秘密日益增多,批评的公共性失去了其原则力量。也就是说,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相互渗透导致社会国家化、国家社会化同时发生,因而公共性处于危机之中。其中,哈贝马斯最为忧虑的便是社会的国家化,因为它将致使公共性原则及其批判功能不断消解致使公共领域异化,真正的公共领域将不复存在。     

論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土地所有制——兼論封建社会自耕农的土地关系

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表现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土地所有制西种形态并存。本文将着重說明中国封建社会內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具体內容及其表现形式,并企图論証它并不排斥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关于国家土地所有制,属于馬列主义經典作家所說的古代东方或亚細亚土地所有制的类型。由于我国史学界对經典作家关于亚細亚土地所有制的指示,还存在着解释上的分歧,在此有必要申述我个人对这一問题的认識。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說沒有土地私有制存在是东方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里說:“百湼正确发现东方——     

论“两权”分离

一、“两权”完全分离会导至所有制性质发生变更所谓“两权”完全分离,就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一定时期完全放弃对这些生产资料的占有、使用及支配等权利;而经营者在此期间则享有完全的、独立的经营权,不受其所有者的任何干预。完全分离最终导致所有制性质变更的现象,最早发生于原始社会的末期。氏族公社最初根据当时生产的需要,把共同所有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分配给原始家庭,让其占有和使用。后来由于公社职能的逐渐削弱和丧失,土地经营权职能的不断强化和长期化,“两权”有限度分离演变为完全分离,最后原始公社公有制趋于瓦解。氏族公有制经由“两权”分离导致所有制性质变更,是有其社会经济条件的。第一,一夫一妻制为基础的个体家庭成了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人类在蒙昧时代和野蛮低级阶段,由于生产工具简陋,产品不丰裕,只     

从分税制到项目制:制度演进和组织机制

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国随之进行了公共预算体制改革,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项目制。地方政府的项目支出主要有三种类型：上级专项转移支付、上级非补助性项目支出和本级项目支出。三类项目支出在地方得以汇聚和重组,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基层政府的财政结构。项目制本质上不是对科层制的一种摆脱或超越,而是国家主动对政府科层体系的一次完善和补充,是近代国家政权建设在新时期的延续与拓展。项目制的直接目的是“硬化”预算约束,深层目的是增强政府的回应能力,二者在实践中呈现一定张力,政府治理的理性化和技术化并不必然增强其对公共需求的回应能力,甚至可能形成反向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