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土族地区土司军事活动述略

土司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中央政府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统治形式。中央王朝通过对控制一定地域、掌握一定军事、政治、经济权力的各族首领,授给不同级别的世袭文武官职,让其缴纳一定的贡赋、承担一定的义务,并对本部落或本地区进行世袭统治。明清时期,这种制度曾广泛存在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民国时期在部分地区依然存在,解放后才被彻底废除。在我国北方,青海土族地区的土司制度颇具代表性。它自明初形成至1931年被明令废止,在土族地区竟存在了560余年。为了对土族地区历史上的土司制度获得更全面的认识和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评价,本文就明清时期土族地区土司的军政活动作一考察,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李土司宗族的丧葬、祭祀活动述略

李土司宗族作为明清以来受汉文化影响颇深的土族土司世家大族，其社会行为中体现出极其浓厚的宗法思想。考查《西夏李氏世谱》等关于李氏宗族墓、祠堂祭祀方面的记载，其中贯穿了封建宗法文化最基本的孝道思想。然而，作为与一般百姓家族不同的世家大族，其丧葬与祭祀又呈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     

土族纳顿面具舞解读（二）

民和土族纳顿的三国戏系列面具舞能够进入土族纳顿是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当时国家统治教化需要是重要因素,民间凭借国家倡导借机发展民间信仰是内在因素,而汉族人口大量进入土族地区乃至于被融合进土族是其进入并获得立足进而得到长久发展的基础条件、重要保障,土族完成从游牧生活向定居农耕生活的彻底转变是接受三国戏并一直上演的经济基础。纳顿中的"五官舞"再现土族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土司接受中央王朝封授这一历史事实。     

望更多同志参与土族历史研究——兼答李友楼同志提到的几个问题

(一) 学报编辑室转来李友楼同志《对〈土族族源考〉所引用材料的几点意见》,读后认为该文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即对土族族源应该展开学术争鸣和深入讨论。我又读到周伟洲同志《关于土族族源考问题的管见》,周系我的一位汉族朋友,对吐谷浑史颇有研究。周文在评《土族简史》的第三部分中提到该书关于“土族李土司的族属问题”的论述:“可能《简史》编者是以芈一之同志《土族     

土族人民谱新篇——纪念互助土族自治县成立三十周年

祁连山麓,彩云飘拂,威远镇上,春意盎然,互助土族自治县屹立在青藏高原,已经三十年了。 三十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霎那,而土族之乡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鸦片战争以后,土族地区和全国一样,逐步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但是,由于土族僻处在祖国西北角的山区,山脉连绵,交通闭塞,距离沿海地区又比较远,土司、地主一直在这里实行封建割据。所以,百多年来土族社会发展较为缓慢,经济、文化都很落后。自     

试探明清时期西北蒙古裔土司的基层社会组织及其家族婚姻--以永登鲁土司为中心

西北土司制度起于元,完备于明清。分布于河湟流域的蒙古弘吉剌部宁濮郡王--岐王系家族入明后分化为众多的土司,延续着其部落式的统治。土司制度在维护中央对民族地区统治的同时,也维系了蒙元后裔的政治文化联系,使“土鞑”这一政治、文化群体长期存在,最终催生了新的民族共同体--土族。永登鲁土司家族的联姻既反映了明清时期西北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政治网络建构的情况,也是“土鞑”这一共同体内部认同的真实写照。     

土族的土司制及其式微

中国历史上历代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统治特意实行不同于中原内地的一种羁縻政策.自明至清,基本上也是延续了元朝的治边方略,继续实行“封土司民、以夷治夷”的羁縻政策.随着中央政府权力的增加及其实力的巨大膨胀,对少数民族及边疆地区实行的封土司民的“土司制”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因为地方政权或地方势力的崛起或存在,对中央政府始终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所以,在中原及汉族地区行之有效的“流官制”最终取代被统治者仅仅作为一种权益之计而不得不为之的封土司民的治理模式,便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土族的土司制度同样也经历了由盛及衰的这一过程.     

总有天使相伴

朵儿说：“好孩子出门在外，小天使无处不在、”这个走出大山沟的少数民族姑娘从来都是个“乐天派”。她从小学舞蹈，长大后到北京，随着事业逐渐走上轨道，每年都会带着爸爸妈妈妹妹，全家出游。最经典的一次是：朵儿摇小旗，     

土族民间文学浅说

土族是我省独有的民族之一。长期以来，土族人民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了丰富的民族文化。作为土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土族民间文学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形式繁多。本文对土族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及谚语寓言等进行简要介绍。     

多元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变迁——从土族神话传说看民和土族认同的历史变迁

本文以土族的起源、发展、形成与延续为背景，探讨在历史时空变幻中，土族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经历了怎样的传递和调整过程，以及当前土族精英分子如何利用部分历史记忆和学术资源影响土族民众，土族民众如何利用历史记忆资源获取各种利益，从而为土族族群自我认同的历史变迁及现存的学术争论提供较为合理的解释。     

明代永顺土兵军事征调述论

明代的土家族土兵制度作为中央王朝军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明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本身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双重影响下飞速发展。永顺土司区作为明代最大的土司区之一,其土兵的发展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发展的直接表现就是明代永顺土兵频繁受到中央王朝的军事征调来维护明朝地方社会稳定。而永顺土兵受到频繁征调的原因也与明代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明代惠水八番土司探析

使用大量史料,对明代在惠水地区八番土司的治理措施进行了介绍,并从建置沿革、职官设置、土司承袭、奖惩、朝贡等方面作出详尽分析说明,从而揭示了明代土司制度的逐步成熟与完善的进程。     

明代安多藏区土司制度略论

安多藏区的土司制度主要可分为三类:即典型土司制、卫所土司制和僧纲土司制;并依据正史、地方志和家族谱等资料,分析和诠释了各类土司制度的主要特点。     

论明朝初期对水西彝族地区的法律控制

明朝初期,朝廷通过设立土司、加强对土官的管理、推进司法管辖等措施,加强对水西地区的法律控制。延续因俗而治,利用水西地区特殊的政权治理彝民,实现了对水西地区的有效统治。     

从哨堡到边墙：明代对湘西苗疆治策的演递——兼论明代治苗与土司制度的关系

苗疆边墙是明代在湘西苗疆修筑的一项拟军事工程,它在发挥军事震慑功能的同时还具有诸多的社会功能。明代边墙是在萧授兴建“二十四堡”,张岳改建“十三哨所”的基础上,由蔡复一组织修建完成。治理苗疆的政策从表面上看变动十分明显,但若就其实质而言却一脉相承,核心内容都是要对苗民实施招抚和教化,征讨和防御等军事手段仅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关键得力于明代完善的土司和土官制度。因而,不管是“二十四堡”、“十三哨所”还是“边墙”,都是以土司和土官为依托,军事设防仅仅局限于土司领地的缺口,也就是“滇黔驿路”主干线起点地带的软肋。明代“治苗”决策的调整,其根本动因不是苗民“叛服”无常,而是依据苗疆区域特点与民族文化差异实施地“因俗设置”。     

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初探

通过对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设置的情况及设置源流的探讨,可见湖广土司政权机构划分为行署、旗、峒三级,在宣慰司署那一级又分设为致仕宣慰司署、已袭宣慰司署和经历司署三个系列,它们形成三足鼎立格局。其自署职官分为土官、流官两大系统,内分文武两个职别。自署职官的形成深受明代卫所制度和清代绿营制度的影响,并糅合了以明代军职为主的明清兵制的成份。     

明儒赵贞吉之行履实录及著作

赵贞吉不仅是明代一位以诗文名世的文学家,亦是一位思想敏锐的政治家和理学家。就其学术思想而言,早年沾溉阳明学说颇深,其思想倾向应属王门心学系统无疑。时下研究赵氏之专著不多,其代表作《赵文肃公文集》屡经翻刻而得流传至今,嘉惠士林。本文拟就赵贞吉之宦履行历及著述作一探述,以见其在明代学术思想界及政治领域中之显赫地位。     

中国传统词学视野中的“明词”之论

我国传统词学视野中的“明词”之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明词总体性否定的判评,二是对明词衰亡的多元分析探讨,三是对词亡于明的消解与纠偏之论。其中,在第二个维面,人们主要从词曲相混、自度曲律、委靡软俗、意格不高等方面对明词之弊予以论说;在第三个维面,况周颐、赵尊岳从较为辩证的角度论说明词不足与值得肯定之处,显示出超越于时代的卓越识见。传统词学对“明词”的批评,从一个独特视点展开与深化了对古典词史演变发展的认识,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论“土司学”的独特性

任何一门专业研究领域,都有它的独特性。舍此,便不能称“学”。土司学的形成,不仅是土司研究长期发展的产物,更在于它有独特的学术内涵。这一独特的学术内涵源于独特的土司制度史。自元以来,土司制度就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它对西南诸省的治乱兴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西南各省之历史,土司制度的研究是无可替代的。土司制度的独特性表现是代表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土司作为世袭的地方官,其承袭、朝贡、征调等规定,也与流官完全不同。特别是作为边疆地区的管理制度,土司制度与明代东北的卫所制,清代蒙古的盟旗制、新疆的伯克制也是差异明显的。而现存众多的土司遗址、土司文化遗产更集中表现了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独特性。可以说,没有独特性的土司制度,就没有土司学的独特性。     

赵暄墓志与都洛北魏朝廷的道教政治因素

~~赵暄墓志与都洛北魏朝廷的道教政治因素@赵振华$洛阳古代艺术馆!河南洛阳471023~~~~[1][北齐]魏收.魏书[N].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朱亮，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3][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