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时期敦煌民间结社的当代意义——以敦煌社邑文书为中心

从敦煌社邑文书所反映的情况看,唐宋时期敦煌民间结社的民主思想已经相当成熟,从社条的制定与实施到"三官"的选举与监督,无不渗透着社人的民主意识;敦煌民间结社的互助机制已比较完备,从生产生活互助到心理情感慰藉,无不体现着社邑的人性关怀。尽管它已然成为历史,但以今天的眼光审视,唐宋时期的敦煌民间结社仍具其当代意义。特别是当我们面对今天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基层民主自治贯彻不彻底、空巢家庭生产生活难以正常运行等问题时,这种一千年前的敦煌民间社邑智慧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借鉴。     

诗酒乐天真——宋代诗词的酒文化观照

宋代是词的繁荣时期 ,也是咏酒诗词、特别是词佳作迭出的一个时期。咏酒词将中国古典诗歌的忧患传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其一是思乡怀土、感离伤别、伤春悲秋等传统内容 ,但表现得更细腻、更为深邃 ;其二是感时伤事、忧国忧民 ,更具时代特征 ,拓展了忧患意识的表现空间 ,更具悲壮崇高的审美特质 ,更能代表咏酒词的艺术成就。     

唐宋时期买卖契约中的瑕疵担保——以敦煌契约文书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古代,特别是唐宋时期的契约制度已经渐趋完善。为了确保契约双方目的的实现,从汉代开始,民间契约实践中就逐步发展形成了越来越复杂的瑕疵担保责任条款,以保证各方能够顺利完成契约交易,实现契约目的。中国传统契约的瑕疵担保责任条款可分为物的瑕疵担保与权利瑕疵担保两种类型,而伦理化的中国古代社会又使得中国古代契约的瑕疵担保责任具有与古代罗马法的瑕疵担保诸多不同的特性。     

从敦煌文书看唐五代时期寺院的财产管理方式

算会和点检是敦煌寺院财产管理的两种重要方式,周期一般是一年,对象包括常住什物、常住斛斗、布、羊等物。敦煌教团四个层次的管理机构都进行算会。算会和点检是唐五代时期全国其他地区寺院财产管理方式的一个缩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内部控制思想,对于现代经济管理特别是现代财会制度的完善,应该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西汉敦煌郡阳关设置与功能——基于汉唐敦煌出土文献的考察

阳关是西汉政府经敦煌郡通西域这条东西交通干线上的关键关隘。通过考察发现阳关得名可能与西汉敦煌郡移民实边政策有关,即阳关最初或为侨置地名。而在玉门关之南,故名阳关的说法可能是后来赋予的文化含义。又据敦煌文书记载推测太初四年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后,玉门关自酒泉郡西移至敦煌西部的后世阳关位置。至后元元年,玉门关北移至小方盘城一带,这一关隘才被命名为阳关。阳关承担着迎送接待使者、使客和安置降民、传递文书信件、发放俸钱及物资等相关职能。至于以阳关为治所的阳关都尉是敦煌郡南塞的组成部分,阳关都尉下辖的候官目前能够确定仍只有雕秩候官。阳关都尉拥有单独上书中央政府之权,而其下属司马常在都尉空缺之际代行其职。阳关都尉与南塞其他边防机构构成了防范南山羌的统一的防御体系,并且在这一体系中阳关都尉地位关键,甚至发挥着主导作用。     

唐宋时期西部气候变迁的再考察——基于唐宋地志诗文的分析

本文采用以诗证史方法,主要从唐宋诗文、地志、笔记,探讨了唐宋时期西部气候分布特征与变迁的具体时间,认为唐宋西部气候呈现出复杂多变、山地气候垂直分布与水平分布差异明显特征;唐代西部气候从贞元、元和年间趋向寒冷,至五代、北宋时期则有一个气温回升期,西部普遍比较温暖,而自北宋末气候再次转向寒冷,南宋孝宗乾道六年至乾道八年下降到气候寒冷峰值。     

基于作格分裂考察敦煌文献PT1287的基础方言

敦煌文献PT1287是敦煌古藏文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关于该卷文书的书写地点和地理传承一直是文献学研究的重点,但它到底作于何地,迄今尚无一致意见。基于作格理论,详细考察敦煌文献PT1287的作格分布,并将之与同时代吐蕃碑文和敦煌契约文书相比较,同时辅以现代三大方言的证据,发现它与碑文共同呈现典型的作格分裂格局,而与契约文书严格的作—通格系统不同。这种格局与现代卫藏和安多地区藏语所呈现的作格配列差异正相一致,从而证明它大概率是吐蕃时代在西藏写就,然后被携带到敦煌,而非由敦煌本地藏人写作。     

中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的民间体育活动——以吐蕃为例

中晚唐五代时期,敦煌有大量的吐蕃移民融入当时的社会生活.本文通过敦煌文书、壁画的记载,考察了当时敦煌地区吐蕃与汉族文化交流形式,揭示中晚唐五代时期汉藏文化之融通.     

唐五代时期敦煌的宴饮“赌射”——敦煌文献P.3272卷“射羊”一词小解

敦煌文献P.3272《丙寅年(公元966)羊司付羊及羊皮历状》中的射羖羊一事,为正月期间归义军衙内宴会后一次赌射活动中,作为赏赐利物的一只山羊的支破记录。证之以他史料,表明敦煌人在较隆重的宴会期间也举办博射(赌射)活动。     

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及其性质——基于史籍和出土文献的考论

西汉玉门关设置于汉武帝元封三年,最初的位置在汉酒泉郡西部、敦煌郡的东部;汉武帝太初三年至四年间,为了征伐大宛战争的需要,由玉门关军正任文迁徙到敦煌西部,大约在西汉阳关的位置;汉武帝后元年间迁徙到敦煌郡西北一百六十里的地方,而原来玉门关所在的关隘改名为阳关。从此以后玉门关成为一个军事关口,凡是汉朝政府出兵西域或者接受西域投降等与军事有关的事务,都经由玉门关;而西域诸国使节进入西汉必须经过阳关,阳关成为一个通使为主的关隘。     

唐代西域史研究的创新与拓展——《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评介

刘安志先生论文集《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2011年2月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共收入16篇论文。其中既有宏观的新认识,如《唐初对西州的管理——以安西都护府与西州州府之关系为中心》、《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唐高宗咸亨年间的西域政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民宣誓探析——基于一种观念的考察

公民宣誓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项持久的举措,国民政府曾多次颁布相关法规对公民宣誓的条件、程序、誓词和仪式等作出规定,并进行宣讲,引起社会舆论的普遍质疑。无论是政府的解说还是舆论的辩难,都忽略了公民宣誓的真实内涵。     

唐代前期西州老年人口试探——基于对吐鲁番出土相关文书的考察

唐太宗贞观年间至玄宗开元年间,西州的老年人口约占当地总人口的6.4%～10.9%,有老人户约占18.7%～33.3%,比例均呈递增趋势;老年负担系数约为10%～19.8%,社会负担系数在56.5%～91.8%之间,社会负担相当沉重.在老年人口中,女性一直多于男性,丧偶率也高于男性,老年人生活的家庭环境具有破碎化、复杂化的特点.这种状况和西州地处西部边陲、局势经常处于动荡之中是密切相关的.     

家国理念下的政治传统与政局变迁——唐宋时期以山陵使为核心的政治文化考察

山陵使是指皇帝去世后,朝廷为兴办丧事临时设置的职位。自唐代设使以至宋代,围绕山陵使一职,衍生出独特的政治传统。这种政治传统在两个层面顺次辅开:一是山陵使必须由先朝宰相担任;二是山陵事毕后担任山陵使的宰相必须辞职离任。山陵使一职身兼政府首脑与私家葬礼主事人的双重身份,成为联系起家、国两端的纽带,从而在现实政治中发散出以山陵使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以之为切入点,可以对唐宋时期的家国构造体系有一个新的认识。     

建政时期中央对地方性事件的处置——基于中国共产党接管南京的考察

经验表明,建政不仅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容易出错.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正式打开了建政的时间窗口.但建政过程并非顺风顺水,事遂人愿,各种意想不到的事件层出不穷.高层对这些事件的认知与处置稍有不当或不及时,就可能延误建政,甚至前功尽弃.在诸多意外事件中,以地方性事件最为常见与频发.中共中央是如何知晓、判断、处置地方性事件的?对地方性事件的处置对其后的建政方略及全国性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何种影响?对逐步形塑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模式有无影响?凡此,都需要回到历史语境,将中共建政史的研究视角由上层转向地方.考察中共进入战略追击时期解放军接管南京时发生的地方性事件,可管窥地方性事件之处置与全国建政的大棋局之间的关联.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农村保甲设置实况及其职能——基于涉县甘泉村的考察

邯郸学院所藏"甘泉账本"中,有19册1938年的账册分甲编制,可以此为基本资料,深入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豫北农村的保甲设置实况。甘泉村是涉县第二区第二十四保,共分9甲,甲的编组方法由西向东按自然聚落就近组合,前、当、后三个庄片各分为3个甲,每甲包含15—19户不等。1938年,甘泉村的保长由既好事又有一定办事能力的人担任; 9个甲的甲长均有一定财力,多为本甲内地亩较多的上等户,甲长的更替都在同户之内进行,或子辞父继,或兄辞弟继。1930年代中期豫北保甲初设时,其职能与明清时期的保甲相类似,只负责治安事项,但到全面抗战初期,其职能则扩张至集治安保卫和赋役征收于一身,即集原保甲和里甲职能于一身,成为豫北农村中对抗战起全面支撑作用的乡里组织。     

延安整风时期党史文献编辑工作考察——基于《六大以来》的分析

党史和文献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史文献编辑工作。延安整风时期,中共中央组织编辑出版了一批重要党史文献集,尤其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编辑出版了《六大以来》。基于此对党史文献编辑工作的历史演进、方法运用和存在价值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可以为今天党史文献的学习和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民初女性被告人的婚姻家庭状况分析——基于1914～1919年司法统计的考察

民国初年,女性婚姻家庭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也就此诱发了更多的女性犯罪.由此际的犯罪统计可以看出,已婚女性和寡妇之所以成为女性犯罪的主体,与其婚姻处境有着必然的联系,实为其解决经济压力和摆脱不幸婚姻的一种无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