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我国城镇化过程的隐蔽性

根据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国城镇人口数是二亿零六百万,占全国总人口的20.6％。人们对这一较低的城镇人口百分数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城镇人口百分数“增长缓慢”是执行有关政策的“胜利”;而另一种意见则抱怨城镇人口百分数太低、城镇化过程太慢。很明显,由于政策因素的改变,观察我国城镇化过程的角度和态度都有变化,出现满意或不满意的表示。但要正确认识我国城镇人口增长的过程,关键是要把我国城镇人口增长的特点认识清楚。本文仅谈谈其中的一个特点——城镇化过程的隐蔽性。     

农村城镇化与城镇农村化研究

80年代城镇标准的改变和“市管县”、“镇带村”、“整县改市”等方案的实施,使我国城镇化产生和加强了两种特有的重要现象:一是农村城镇化,农村地区城镇迅速扩张,即所谓小城镇道路使农村城镇人口占县域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二是城镇农村化,即大量的农业人口或村委会人口被划入城镇“版图”,市镇人口中农业人口比重迅速上升。     

辽宁省城镇人口不同增长过程特征分析

<正> 辽宁省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之一,人口城镇化水平高居全国(除三个直辖市外)各省、区的最前列,城镇人口增长过程也独具特点、本文旨在通过对辽宁省城镇人口不同增长过程的分析,得到一些规律性认识。     

西安市人口迁移新探

作为“中国城镇人口迁移与城镇化”课题参加协作单位之一,我们于一九八六年下半年对陕西省的西安市、铜川市、汉中市和宝鸡县城虢镇镇的人口迁移流动情况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主要目的是取得建国以来四城镇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基本资料,总结城镇人口迁移经验,探索人口迁移和城镇化规律,为决策提供依据。这次调查的总体目标包括家庭户和集体     

我国三大区域城镇人口—经济增长速度的比较

有关我国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关系的既有研究,大都偏重于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而对于城镇化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都较少涉及,尤其缺乏从动态的角度对我国不同区域城镇化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进行比较分析。本文仅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企图把人口城镇化过程、人口增长过程和经济增长过程作为“共体相生”的总体,首先建立一个“城镇人口—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型”,尔后,在模型的基础上,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城镇人口—经济增长的速度进行比较,以期说明我国城镇化同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和规律联系。     

城镇人口问题会议在北戴河召开

“城镇人口问题”学术讨论会于1986年9月10日在北戴河举行。这次会议是由国家教育委员会委托南开大学人口研究所举办的。来自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以及党校系统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要就我国城镇化道路和城镇人口问题进行学术性探讨,同时也为将于明年10月在天津举行的“人口城市化与城镇人口问题国际讨论会”作准备。会议收到论文50多篇,内容主要包括:解放后中国人     

分析人口城镇化直接因素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直接影响人口城镇化进程的因素是人口的自然变动、迁移变动和区域变动。但在深入分析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人口城镇化时,往往会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本文是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考。一人口自然增长究竟如何影响人口城镇化的水平发生变化呢?出于需要,我们把分析对象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低于     

城镇人口过半的挑战与应对

我国城镇人口历史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51.27%,但这一社会结构历史性转变的背后却存在城镇化水平虚高的问题。如果将城镇人口总数扣除被迫城镇化且生活困难的失地农民,以及未享受市民待遇的流动人口,我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约为41.6%。同时,城镇人口过半以后也面临诸多挑战:整个社会没有建立起顺应城市社会形态的价值体系;对于城镇的作用以及应该怎样发展城市缺乏清醒认识;城市管理对城镇化发展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城市常住居民享有平等的市民待遇任重而道远。因此,应对城镇化挑战,提升城镇化质量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城市化的作用和实质,遵循城市发展的自身规律以及积极探索建设顺应城市社会形态的文化体系。     

中国1986年74城镇人口迁移抽样调查目标量的估计方法与精度分析

“中国1986年74城镇人口迁移抽样调查”(以下简称“迁移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承担,得到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资助,被列为国家‘七五’期间哲学和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联合十六省(市)人口研究单位共同合作研究“中国城镇人口迁移与城镇化”课题的组成部分。此项“迁移调查”填补了我国城镇人口迁移资料的空白,提供了我国自1949年以来城镇人口迁移的流量、流向、结构、原因和后果的主要数据,它们不仅是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生态学等学科所需的基本数据资料,也是国家决策部门制定改革政策的参考依据。     

我国近年人口城镇化问题

引言我国人口城镇化问题可以从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以及非农业人口与总人口之比来讨论,本文讨论这两个指标从1980年到1987年所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内部结构。一、背景城镇人口是指市(不包括市辖县)镇辖区内的全部常住人口,这是一种以地域为基础的概念,因而比较简单,然而市与镇的标准却比较复杂,就市而言最基本的标准是1955年的规定:“常住人口十万以上可设市”,这只是说明设市的一般条件,并不是具备了这一条件就一     

中国五十城镇人口迁移分析协调会议在广东召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牵头,有十六个省(市)社科院人口所和部分大学参加的《中国五十城镇人口迁移调查和城镇化研究》课题组最近在广东召开了分析协调会议。西北地区陕西省和宁夏省社科院人口所参加了会议。会议邀请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驻中国付代表拉奎恩博士到会就调查数据资料分析问题做了专题讲课。会议宣布,《中国五十城镇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研究》课题已经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批准列入国家“七五”期间重点研究项目。本项大型社会调查也于一九八六年经国家统计局依据统计法有关规定予以批准。此次会议是一次阶段性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是总结前段工作,互通信息,交流经验和研究安排下段工作。     

广东人口非农化与城镇化现状分析

我国城镇化二元结构表现为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城镇化指的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不断由农村向城镇地区集中。衡量一个地区城镇化水平的主要指标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非农化和城镇化是关系到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关键问题。本文用广东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有关资料,对1990年“四普”以来广东人口非农化与城镇化现状作简要分析。 一、广东人口非农化与城镇化的特点 1.人口非农化速度加快,城镇化速度相对放慢 进入 90年代,广东经济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发展,特别是 1992年在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讲话的推动下,广东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实现了高速有效增长。1980～1990年,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3％,而1990～1994年则达到了20.2％。与此同时,产业结构也不断得到调整,非农产业发展很快,三次产业比重由1990年有26.1:39.9:34.0转变为16.4:50.4:33.2,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经济的发展给人口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人口非农化进程加快,人口城镇化也不断得到推进。1990年广东省非农业人口1477.31万人,1995年增长至2035.37万人,增加了 558.0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同期由23.51％提高至 29.77％,上升了 6.26个百分点。1990～1995年平均每年递增6.62％,比80年代的4.     

中国城镇化：演进逻辑与政策启示

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城镇化演进历程,归纳我国城镇化改革与发展的逻辑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我国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政策启示。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化进程经历了起步、失常、稳定和高速四个阶段,对城镇化趋势和波动分解发现我国城镇化进程主要表现为,中央强制性政策推动下的地方政府非公共利益无序驱动。未来,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应该坚持：一是中央政策要协调好发展需求“拉力”和政策制度“推力”的关系,防止新型城镇化脱离客观规律;二是要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扭转地方政府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非社会利益行为;三是地方政府推进新型城镇化,要从拆迁等强制性推动向诱导性推进转型,诱导性推进要体现公共服务先行;四是要统筹城乡发展并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镇化进程的自动均衡。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村人口城镇化

<正>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以及随之发生的城乡人口分布结构的变化,是我国正在经历和必将经历的人口变换过程。其特点是:农业劳动力在向非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并不表现为向大中城市的迁移运动,而是在“离土不离乡”的人口流动中向小城镇移动和聚居。农村人口城镇化,是指伴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通过人口迁移发生的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的过程。我国人口的城镇化道路,是农业劳动力首先大量地转为亦农亦非人口,继而向“就地靠乡”的小城镇移动和聚居,有层次、分阶段地分别进入小城镇体系;在大城市“截流”、中小城市“疏导”、小城镇“蓄水”的交互作用中,将“人口流”截在小城镇这一格,减少大中城市在“超负荷运行中”的人口压力,形成工农结合,城乡结合,以就地转移为主,小城镇容纳为主,亦农亦非为主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基于六普、五普的城镇化人口统计数据修补

由于城镇人口统计口径频繁变化,导致主要年度之间不同口径城镇化人口比重数据出现差值,必须进行科学修正,而已有的修正方案均存在一定缺陷。本文根据我国现有城镇人口数据特点提出了更完善的城镇人口比重数据修正方案:其一,以月度作为两个代表期间的细分时段,利用联合国城镇人口比重预测法估算期间各年度城镇化理论值;其二,再以各年度基于人口变动抽查的城镇化速度对城镇化理论值进行校正,得到既具有同一统计口径又反映年度实际波动的各年度城镇人口比重数据。并且利用该方案对1991～1999年、2006～2009年城镇人口比重数据进行了有效修正。     

我国城镇人口统计的有关问题

确定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是研究城镇人口发展变化的首要问题。由于我国城镇人口统计口径几经变化,并出现过一些争议,至今尚未取得明确的统一的认识,使我们在研究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和城镇建设相关政策的过程中,遇到一定困难。因此,对我国城镇人口统计的有关问题作些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一、我国城镇人口统计口径的几次变化 我国城镇人口统计口径有过三次变化:1949～1963年,根据当时我国的市镇建制规定,聚集人口10万人以上的可以设市,聚集人口2000人以上,其中非农业人口占50％以上的可以设镇。城镇人口的统计范围为市镇辖区内的全部常住人口,其中包括了区内的农业人口。 196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调整市、镇建制,缩小城市和郊区的指示》,规     

我国近年人口城镇化问题

<正> 我国人口城镇化问题可以从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以及非农业人口与总人口之比来讨论。本文讨论这两个指标从1980年到1987年所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内部结构。城镇人口是指市(不包括市辖县)镇辖区内的全部常住人口,这是一种以地域为基础的概念,因而比较简单,然而市与镇的标准却比较复杂。就市而言最基本的标准是1955年的规定:“常住人口十万以上可设市”,这只是说明设市的一般条件,并不是具备了这一条件就一定设市,有些不具备这一条件的也可设市,因而这一标准不是充要条件而是一种可以有例外的一般条件,这就     

合肥城市区域的城镇化水平及其城镇人口规模等级体系初探

本文是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拟通过分析计算合肥城市区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结合区域内城镇的现状人口规模及其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提出到本世纪末,本区域城镇化水平和城镇人口规模等级体系的预测和设想,供有关方面参考。 文中所用的“合肥城市区域”,指的是在安徽全省经济区划基础上的合肥市地方性城市区域。考虑到与相邻城市的合理的地域分工与联系,合肥城市区域以合肥市为中心,包括除已划入合肥市行政区的肥东、肥西和长丰(仅包括杨庙乡,下塘区和陈刘乡及其以南地区)三个县外,还应划入舒城、庐江和巢湖三个县、市,计两个市、5个县、40个区、315个乡,总面积1.2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551.7万,其中非农业人口88.5万。区内共有建制市、镇18个。城镇总人口113.14万,其中城镇人口77.82万。区域城镇化水平为20.5％,高于全省(14.4％)与全国(20.8％)持平。(1982年底数字,下同)     

中国城镇化度量研究

中国城镇化研究最棘手的问题是度量问题,这里依据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提出度量的合理方法。一、城镇化度量的国际经验城市化的度量问题实质是一个城镇人口的操作定义问题。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的定义有6种类型:(1)人口规模型。这是一种专门用人口聚集地的规模来作为划分城乡人口的标准。例     

辽宁城市群人口就业结构的变化

辽宁省是我国除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外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1982年它的城镇人口比重为42.4％,1990年达到50.9％,增加了8.5个百分点。与全国的平均增长幅度5.6个百分点相比,辽宁的城镇化发展速度更快。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辽宁城镇化的发展主要依靠大中城市,而不是小城镇的发展(董黎明,杨齐,刘红星,1992)。大中城市不断扩展,形成了一个以沈阳为中心的城市群。 大城市在现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Kim,1991)。从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城市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在国内总产值中占绝大部分比重。然而,对大城市来说,一个紧迫而困难的任务是调整人口的行业(产业)及职业结构,因为就业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生产效率也一直在下降。在80年代中国大城市的就业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1982年和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提供了详细的就业结构数据。本文将对1982——1990年间辽宁城市群的人口就业结构与变化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