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建之以常无有”

<庄子·天下>篇讲"关尹、老聃"之学时,有"建之以常无有"一语,"常无有"之义自来不得确解.本文认为"常无有"本当作"恒无有",并根据楚简中"互"字每可用如"亟"字的现象,推测在<天下>篇较原始的本子中此三字本作"互无有","亙"本应读为"极",但被后人误读为"恒"(已有学者指出,<庄子·天地>篇中就有"未始有极"被误读为"未始有恒"之例).上博简<互先>篇的"亙"字亦应读为"极".此篇首句为"亙(极)先无有","极先"与"太始"、"太初"同意,在篇中还被简称为"极".<天下>篇的"极无有"即是<亙先>篇的"极先无有",与<庄子·天地>所说的"泰(太)初有无,无有无名"同意.     

“魅”之视野下自然观的历史嬗变与生态难题

生态安全是关系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的全球性问题,人类作为自然之子,应当关注"魅"之视野下的自然观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演变流转。历经远古文明时期自然之"附魅"(古朴有机的自然情怀)、近代工业文明时期自然之"祛魅"(主客二分的机械自然观),应当推进生态文明时期自然之"返魅"(共生和谐的生态自然观),这是人类为了拯救自然之"沉沦"的命运所进行的生态思考,对于启发人们的生态觉悟并推进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青年罗尔斯批评“自然主义”的伦理学涵义

罗尔斯道德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一种义务论的观点,这种观点的最初形成,在新近出版的罗尔斯的一部早年著作《论罪与信的涵义》中可见端倪。罗尔斯通过对自然关系与人格关系的区分、"自然宇宙"与"扩展的自然宇宙"的区分,通过对居传统主流的有神论和无神论"自然主义伦理学"的批判,明确而坚定地确立了一种贯穿其终身的反对目的论、赞成义务论的思想原则,使他的哲学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现代伦理学的品格,但其正面的论述其时还不很充实和清楚。     

方以智的“太极不落有无”说

方以智结合其家传之易学,提出了"太极不落有无"说。"无极即在有极中——无即在有中——先天即在后天中"和"太极即在无极、有极中——太无即在无、有中——中天即在先、后天中"这两组命题的交互融合构成了"太极不落有无说"的基本内涵。"太极不落有无说"是方以智"统泯随,交轮几"思维模式的运用,或者说是其"统泯随,交轮几"与"不落有无"的圆融。     

刘勰为什么肯定“般若绝境”

刘勰所用之“般若”虽来自印度佛教逻辑,但从《文心雕龙》篇章中内容上看,却与佛教没多大关系。刘勰是从其哲学本体上肯定般若学在对待“有”、“无”关系上的基本态度的。刘勰的哲学受魏晋玄学尤其是王弼的观点的影响,认为“无”是哲学之本体,但亦不完全否认“有”的存在与价值。王弼主张以有训无、举本统末,与王衍、何晏为首的贵无派完全否认“有”的存在与价值和以裴■、郭象为首的崇有派完全否认“无”的本体意义的观点都不同。而般若学所谓六家七宗等各派,虽观点有分歧,但在对本末有无问题上却基本一致,他们都不像何晏与裴■那样偏执一端,完全否认“有”或完全否认“无”,而是如王弼那样,既肯定“无”为根本,也不否认“有”的存在与价值,这正是《文心雕龙·原道》中所表现出来的刘勰的总的哲学观点,所以他才肯定“般若之绝境”,而不是团于宗教门户之见。     

科技伦理批判--一个反拨

关于近年来的科技伦理之争,学界的观点大体可以分为三类:(1)主张将科学与技术分界,是技术而非科学才应受到伦理的规范。这种观点把实践理解为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从而将科学性质的认识活动排除于实践的有机图景之外,它无视科学与技术的有机联系,必然导致"客观自然主义"或"自然功利主义";(2)认为科学和技术都应该关注伦理问题。这种观点混淆了科技工作者个体主体与社会主体甚至类主体之间的区别,把只能由社会主体甚至类主体所承担的社会伦理责任强加在科技工作者个体主体身上,实质是变相的"科技决定论"或"科技万能论";(3)科学技术都不应关注伦理问题。这种观点把科学和技术当作与实践无关的纯粹的认识活动,忽视了"主体际性"或"交往"对于科技主体的引导和制约作用,实质是割裂了"人—自然"(科学技术)与"人—社会"(主体际关系)的关系。     

“欧战”与中国的现代性

在近代中国的"转型时期"(1895—1925)中,思想界对于现代性的争论,其主流意见常常有以激进主义的形式,来宣扬普遍主义现代性的倾向。相对于此,多元主义现代性的论点,则多半被当成保守主义(或甚至是反动主义)。研究20世纪初年的"欧战"(1914—1918)对中国的影响,重新检讨以《东方杂志》和《新青年》杂志为代表的民初中国思想界对现代性的两种观点,可以更深入地认识此一对立论述在思想史上的主要意义。     

康德的“先验”与“超验”之辨

本文对康德哲学中的"先验的"(transzendental)和"超验的"(transzendent)这两个历来颇有争议的术语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并结合相关概念如"先天的"(a priori)、"经验的"(empirisch)、"内在的"(immanent)等术语作了细致的区分,说明康德使用这几个词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严格限定的、不可取代的含义的,以为康德对这些词的使用存在"混乱"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文章后面还对Kemp Smith以及牟宗三在这个问题上对康德的误解和批评进行了逐条反驳,维护了康德思想的一贯性和严密性.     

诠释与文本的契合——论老子之“道”“无”“有”的关系

道体与"无""有"的关系是老子《道德经》第1章的核心问题,受王弼注解的影响,把道体等同于"无"的观点甚为流行。"无""有"属于同一层次,是一种逻辑上的并列关系,竹简文本第40章与牟宗三的阐释的一致性表明了"无""有"同为道体的属性。     

“生活化英语”教学实践中的“文化—工具”关系

"生活化英语"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处理"文化—工具"关系,"文化动机"强调语言学习是文化"习得"(acquisition)活动,而非机械"学习"(learning)活动,但在"工具动机"下,"生活化英语"被当成是一种更好的急功近利的教学手段。如何回归"生活化英语"教学的本来面目?本文认为,英语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而不是将英语强行"灌输"或"转移"给学生,要抛弃教师表现比学生表现更能影响学生学习的观点。在目前情况下,主张借助"工具动机"来摆脱"工具动机",最终督促英语教学向语言文化回归,向生活化知识回归,在文化情境中掌握英语。     

古代汉语语法三题

本文以较翔实的语言材料说明:"何役之不会"的"何"是疑问代词,作定语,修饰"役";"辱、羞、耻"都有使动用法与意动用法,它们在这方面的用法没有什么差别;"尔欲吴王我乎"这类句子处理为使动用法更合适.     

个体与名教的统一--王弼名教思想探析

魏晋是个体自我觉醒的时代。王弼作为士阶层的典型代表,援道入儒提出“名教本于自然”的命题,倡导在尊重个体本性的前提下重塑名教的权威。道家的自然既是世界的运行法则也指个体的自然本性,它是个体与名教沟通的桥梁。个体既是名教的遵循者也是名教的载体,对名教有效力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王弼名教与个体统一的名教思想的基本观点是：自然之性是名教存在的基础;自然之道是名教施行的方法;“性其情”是名教与个体统一的人格范式。个体安于名教,圣王施行名教,以及性其情的个体人格范式。个体与名教的统一,既可以维护个体本性又可使名教生命力持久不息。     

“抱布贸丝”等训释三则——兼论搞好训诂应把握的三种新方法

本文通过"抱布贸丝"、無通亡、生杖等词语的考释,提出训诂要重视当代考古学的成就,要关心古文字的研究成果,在探索中古汉语双音口语词的合成词词素意义时要和词的意义演变结合起来。所有这些为当代训诂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补充建议。     

《诗》“无自暱焉”考辨

"无自暱焉"的"暱",毛传训近,三家诗训病;根据"暱"在上古文献中都训近且没有训病的用例,以及从全诗的内容来看,以训近为是。     

从佛教词语考辨《大方便佛报恩经》的时代

从12条佛教词语(短语)入手,可以考察《大方便佛报恩经》的年代。其中“观世音菩萨”、“四围陀”、“释氏宫”见于后秦译经;“大悲愿”,“不请友”,与《大方便佛报恩经》中如来十号相同的十种具体名称“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以及“萨遮尼乾”,“天宝香、天宝花(华)”和“一箭道”均见于东晋以后译经;“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最早见于东晋十六国及以后译经;“三藏九部”除《大方便佛报恩经》外,其余用例均见于南北朝以后的中土佛教典籍;“五盖十缠”最早见于南朝梁的《慈悲道场忏法》。这12条佛教词语表明,《大方便佛报恩经》不是东汉时期的文献。如果是译经,它的翻译年代当在东晋之后。     

嵇康伦理思想探析

竹林玄学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阶段。竹林七贤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基本倾向,但在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体任上又有所差别。其中嵇康以反“理伪”“争夺”的名教礼仪道德作为自己对道德本质的阐述,以“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作为自己的玄学实践,将庄子的人生哲学演绎为更具有人间性和示范性的生活模式和人格模式,也由此确立了自己在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无/不+M"类双音节词的结构类型

本文拟讨论首字为"不、无"的双音节词的结构类型.我们认为,多数情况下,"不"后跟动素和形素,构成偏正型合成词,"无"后跟名素,构成动宾型合成词;但"不"后也可以跟名素,"无"后也可以跟动素、形素,其结构类型应具体分析;还有一些语素意义不明的双音节词不宜讨论其结构类型.     

孟子“以意逆志”的语义学诠释——基于修辞理解角度

东汉以还,众多学者对孟子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进行了注释、疏解,但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修辞理解的角度看,"文"、"辞"、"志"、"意"固然是准确理解孟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关键,而"逆"更是关键中的关键。它包括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个方向的解读过程,涵盖面广,表现力强,可用"推求"对应之。"以意逆志"的过程,实际就是融"意""志"为一体、由已知而未知、"推陈出新"的理解、阐释过程。     

理学与释"理"——试论戴震对朱熹学说的继承与扬弃

朱熹之学与戴震之学最大的分歧在于对"理"的哲学阐释上。朱熹将"理"绝对化从而产生"理"的本体哲学,戴震将"理"纳入生活则形成了"理"的伦理哲学。戴震在对善、义、理、道等作阐释时态度谨慎,并无意指责程朱。     

中国绘画中的"兴"

“兴”是中国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中国绘画创作中必须经历的心理过程。这一过程可分为“起兴”、“神思”、“灵感”三阶段。而“养兴”则是绘画前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