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的经济思想(续完)

上面我们批判了马歇尔的分配理论的一般观点,亦即批判了他所谓“分配和交换”的中心问题。现在我们进一步要考察的是:一、工资,二、利息,三、利润,四、地租。     

大数据时代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对当代中国的现实启示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分配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形成了其独特而深刻的分配正义理论。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权利”的过程中构建起来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产阶级权利”存在的根本原因。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按劳分配中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权利”,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实施按需分配,才能够真正超越“资产阶级权利”。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揭示了分配由生产决定的重要观点,主张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可以为大数据时代中国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现实启示。     

评桑德尔的分配正义观

在分配正义的问题上,西方社会存在三种基本的观点,即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正如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是在批判功利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桑德尔的社群主义分配正义观念也建立在批评罗尔斯式自由主义的基础上:一方面,他批判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反驳了罗尔斯对平等主义和差别原则的论证;另一方面,他主张以应得为原则的分配正义观,用社群主义来对抗自由主义。     

超越分配正义:马克思正义理论研究的前提批判

"分配正义"是当前国内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话题,多年来通过分配正义来切入马克思的正义理论成为许多理论工作者未经反思就基本予以接受的理论前提。但是,从根本上讲,自由主义的分配正义与马克思的人类社会正义是两种异质性的理论范式,前者是以市民社会的等级制和私有制为基础的补救性正义,后者是以市民社会批判为基础、以人的自由个性与自我实现为目标的超越性正义。在这个意义上,把分配正义作为马克思正义理论研究的基本范式,实际上是一条走偏了的道路。因此,我们需要对当前的马克思正义理论研究进行前提批判,以此来澄清"分配正义"在马克思正义理论中的地位及其限度,推进马克思正义理论研究的范式转换。     

论马克思劳动批判理论与“共享”发展理念的双重统一及其意义

马克思劳动批判理论是指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劳动概念的全面批判,指出它在资本所有制、劳资关系以及"共富"的最终目标等方面的观点都是未加澄清的理论设定,且与社会现实不符,最终论证了消灭雇佣劳动与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当前中国"共享"发展理念主张在共建、全面、渐进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最终实现"共富"。这一观点与马克思劳动批判理论在发展目标与实现路径等双重方面具有高度统一性。深入探讨这种统一性既有助于说明经典理论的当代生命力,又有利于在此基础上总结、构建"中国话语"。     

"恋母情结"与哈姆雷特

"恋母情结"(又称"俄狄普斯情结")是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它对20世纪的艺术理论、艺术创作产生了广泛影响.佛氏著名弟子欧·琼斯运用"恋母情结"理论对哈姆雷特形象给予解释.本文对佛氏"恋母情结"理论作了阐述,介绍了琼斯的主要观点,并对"恋母情结"理论和琼斯的观点进行了分析批判.     

从承认到自由——霍耐特正义观的逻辑演进评析

霍耐特以承认理论开始了对社会批判理论的规范性重建,之后借鉴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思想,将实现社会自由作为正义原则,把"承认"构建为实现社会自由的途径,完成从承认正义观到自由正义观的发展。霍耐特用承认范式取代分配范式,使自由正义观区别于当代主流正义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承认蕴含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中,社会自由蕴含在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观点中,自由正义观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政治哲学领域的发展。     

科学:解放的力量抑或意识形态奴役——马克思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观比较研究

马克思认识到科学在工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也看到了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但他坚信科学必将成为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推动力量,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并没有超越启蒙主义"科学是解放人类的力量"的观点.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的这一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意识形态.这在某种意义上发展了马克思的观点,但他们由于把对科技异化的批判转化为对科学技术本身的批判,因而从根本上偏离了马克思理论的初衷,陷入了"泛意识形态"的理论困境.     

基于正义的批判与基于批判的正义——兼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维度与价值维度

早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左翼学者就"马克思与正义"的问题展开了争论。罗伯特.塔克最先提出,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或者,马克思并没有谴责资本主义的不正义。艾伦.伍德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胡萨米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正义等观念既受生产方式的制约,也受社会阶级的制约,马克思完全可以提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正义观念。杰拉斯考察了两方的争论之后,提出马克思是依据超历史的、非相对的正义原则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控诉,而这种规范标准是有关利益与不利、资源与责任的社会分配。如果超出词语上的不同理解,可以把这场争论从另一个侧面来加以考察:"批判"是基于"正义",还是"正义"基于"批判"?"批判"在这里被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的现状与趋势的揭示与分析。这样,以上的争论可表述为:是基于某种永恒的价值观念而后展开对资本主义的道义谴责,还是基于对资本主义主义的科学分析而后阐明无产阶级的价值选择。这也就牵涉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维度与价值维度是否统一以及如何统一的问题。伯恩斯坦与阿尔都塞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偏执于价值维度,或者偏执于科学维度,他们的理论主张皆存在自身难于自圆其说的困境。     

停滞背景下的资本主义金融化——福斯特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探讨

福斯特对近年来美国的金融爆炸现象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资本主义金融化"的观点,认为美国经济自"福特制"以来正经历着长期的停滞,这种停滞催生了美国金融业的大发展,而这种资本主义的日益金融化却内含着资本主义灭亡的危机.他对美国经济长期处于停滞以及对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批判立场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在分析过程中,固守消费与分配的逻辑,放弃了生产方式的批判,这就使他无法进入到本质的层面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根本性的批判.     

反模式化思维与隐喻批判——马尔库什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研究

"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术语是马克思主义框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然而这一术语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直具有一种隐喻性的意义,甚至被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为简单的因果关系。布达佩斯学派的思想家乔治.马尔库什直接批判了教条主义对"基础与上层建筑"隐喻性意义的种种歪解,而且通过对隐喻的当代有效性的批判,最终提出了转换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解释范畴进而保留文化多样性的观点。     

西方"列宁学"视域中的列宁主义及其批判

西方"列宁学"在列宁主义的历史起点、思想来源和理论本质等问题上提出了各种新奇的观点,并据此对列宁主义展开批判。本文透过这些互不统属的学派和观点的综合考察,依据列宁思想发展的客观进程和思维逻辑来揭示列宁主义的科学本质。     

从"公共领域"到"交往理性"--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批判理论述评

本文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批判理论的基本观点,并加以评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工业"变成了一场大骗局,成为束缚意识的桎梏.马尔库塞对此作了更深入的论述和批判,他认为文化工业是向大众提供了一种"虚假需要",使人日趋成为畸形的"单面人".哈贝马斯在对大众传媒被资本主义国家所掌握和垄断,公众失去了自由发表意见的媒介物的现状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了"公共领域"交往理性"的理论.这些理论为我们认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材料和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但也分别存在着缺陷仅限于意识和精神领域,缺乏充足实证依据;常有乌托邦色彩;缺乏普遍性等.     

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与发展观的范式变革--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先驱的分析

可持续发展观内在地包含着对"人类绝对中心论"的批判.其理论先驱不仅批判了传统自然观中的"人类绝对中心论"倾向,而且提出了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案.利奥波德提出,以"土地伦理"取代"亚伯拉罕式"的土地观,卡逊主张用"生物控制"代替"控制自然",这些观点对于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及其积极意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兴学派.在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生态问题的批判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生态危机理论、异化消费理论、稳态经济理论,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对于我们批判资本主义现实、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促进生态和谐都有着积极意义.     

正义的尺度何以可能?——南茜·弗雷泽正义观的政治哲学解读

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的正义观重拾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中的平等主义思想,并将"反常规正义论"的规范性力量定位在预设的"参与平等"原则之上。与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发扬了黑格尔的承认理论,以图实现社会文化、道德冲突语境下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不同,弗雷泽从全球化最新视域审视正义之尺的刻度,从再分配、承认、政治代表权等多重维度透视当下正义的实质、主体以及路径选择,最终努力实现一种批判—民主的正义建构模式。作为女性主义和批判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南茜.弗雷泽的正义观为我们透视当下全球化背景下正义问题的诉求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中国道路与中国梦研究中的辩证法价值论与实践观前提

研究"中国道路"或"中国梦"问题必须坚持辩证法,这就要求我们反对任何抽象独断,对各种理论和观点进行批判性考察。在这里还必须运用价值论和主体性分析的方法,也就是在考察不同的理论观点时,首先要分析其主体取向如何,是否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先进社会群体的需要和利益。我们还要看到实践高于理论,中国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根源于日常生产与生活的实践需要,不被经典的理论和教条所束缚。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价值论与实践观前提出发,就会看到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上,必须辩证地批判走"邪路"和走"老路"的危险,走"邪路"归根结底是体现了极少数人搞资本主义发财致富的要求,而走"老路"则是根源于超越历史条件和无视人民群众真实需要的官僚主义。这些"邪路"和"老路"在当前表现为几个理论灾区: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市场经济、社会发展观中片面的GDP标准论、模糊其词的正义分配论。实践证明,这些理论灾区不除,我们就难免要陷入混乱和迷失。     

社会批判理论:从马克思到霍耐特

批判性是贯穿马克思理论发展始终的思想精髓。马克思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创始人,是以资本逻辑为核心展开社会批判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对马克思的批判精神进行了继承与发挥;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二代领导核心则把社会批判的矛头转向了工具理性;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领导人霍耐特则以"为承认而斗争"为旨向对批判理论进行规范建构。批判理论主题的转换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依据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新拓展,批判理论的演变逻辑彰显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时代"在场"。     

"专制"问题讨论中的一个理论误区——论如何看待西方学者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

关于"专制"问题的讨论目前已成热点,但其中存在一个理论误区,即:在梳理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源流并对其进行激烈批判时,回避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这就导致了对该理论的源流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和切实合理的评价.以思想史与社会史的事实为依据,对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源流重新审视,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是立足于人类普遍价值的观点、"世界历史"的观点继承和发展"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不存在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东方专制主义"概念是依据中国政治史事实所作出的科学抽象.     

改革开放以来公平与效率关系提法的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上,中央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认识过程,根据改革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多次改变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提法;此间社会各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对公平与效率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学界的讨论与中央作为指导意义的提法是相互交织的;"十七大"关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新发展,与"平均主义"的分配理论有着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