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货派的崛起原因探析

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食货派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迅速崛起并非偶然。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特定的学术环境为食货派崛起提供了历史的机缘。从学派外部看,世界的学术大背景和国内的学术条件适宜食货派的发展;从学派内部看,以师长为奠基人和以高质量弟子为核心的研究团体容易迅速形成强大的内聚力。食货派崛起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一是食货派对社会史论战的独特思考;二是受中外史学交流的影响;三是北平良好的学术环境的助益;四是陶希圣突出的学术组织才能及学派成员间的强大凝聚力。     

从食货之学到社会经济史——社会史论战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催生和形塑

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正式启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开辟出两种经济史路向:一种是直接源自论战、以理论为主导、以宏观通论为特征的经济史;一种是扭转论战方向、以史料为基石、以专题研究为主要方式的经济史.第一种路向使经济史后来居上、地位迅速攀升;第二种路向真正使经济史研究步入正轨.中国经济史研究驶入专业化轨道而日益发达,终于附庸蔚为大国,实由食货派导其先路.在论战时期,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已经形成.此时的经济史研究根本超越了传统的食货之学,呈现出"社会经济史"的形态,不同于单纯的社会史或经济史,而是一种具有总体视野或通史眼光的经济史.     

武仙卿史学发微

武仙卿在陶希圣的直接影响、指导与帮助下,逐渐走上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道路,成为食货派的核心成员之一。他的学术研究既有史学理论成果,也有史料搜集与整理的实绩及专题研究的佳作。武仙卿的史学思想独具特色,形成了自己的治史风格。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由盛转衰:食货派史学研究探析

抗战爆发之后,食货派的学术活动大致经过了中辍、重振及终结的历程。他们虽利用劫余的资料进行研究,但缺少极具影响力的著述。食货派秉持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旨趣,创办南京《中央日报·食货周刊》,重建食货学会,恢复学术活动,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由于政治立场的原因,食货派的事功精神缺乏革命性,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刊落在自己的学术视野之外,理论构建明显薄弱,逐渐丧失了个性和生气,其史学思想、治史方法因之顿然减色,史学成就也大不如前。     

试论中国古代食货法的存在及意义

中国古代并不是只重视刑民之法,而且重视关乎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的经济性法律。本文采用食货法的说法来区别当代经济法的概念,分析中国古代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的存在,结合＂食货＂一词在中国古代的特殊地位,举出证明中国古代食货法存在的例证,尤其是以汉代和唐代为重,目的在于指出中国古代食货法存在的意义,从而提炼出皇权以其来获取经济利益并维护统治的观点。     

陶希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转向

大革命失败后,人们以社会经济史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现象的发展、探讨社会的形态及其变迁的新趋向,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迅速兴起.然而,在社会史论战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试图重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时,简单化、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的倾向明显,一度陷入“谩骂式”政论.在反思社会史论战的过程中,在理论与材料关系方面,人们理直气壮地倡言史料,重视史料.陶希圣也积极倡导搜集史料,主张史料与理论并重,掀起了所谓的“食货运动”.     

深入研究与通俗表达:何兹全先生史学述略

何兹全先生是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大家,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其"魏晋封建说(汉魏封建说)",这一学说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史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其史学研究领域广泛,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中国古代中世纪社会经济史研究、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和汉唐兵制研究。此外,还有中国文化史。何先生用力最多最深、研究成果甚大的是中国中世纪社会经济史;寺院经济研究和兵制史研究,是其首创,也是其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两翼:寺院经济属于社会经济史的范畴,研究兵制也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在长期潜心于古代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其对中国文化的根源、走向、主流、未来等问题的思考也是着实深刻。     

"物欲"叙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新视角

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中,经济研究与文学研究经常互相推动。经济学著作的煽情性与修辞技术,乃至结构框架常常来自文学及文学研究,而文学研究也从经济研究那里获得了很多模式化和规律性的启示。在文学创作实践中,现实社会中的"食货"等物欲世态常常与小说文本的叙事形态达成一种同构共谋关系,发生结构层面的置换。因此,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我们应当冲破以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强势观念的束缚,不再一味地沿着"反映论"定律下的背景研究或投影研究的老路走下去,而应当别开生面地探讨小说叙述形态与社会物欲世态的同构关系,全面探讨以"食货"为重心的"物欲化"叙事形态及其结构意义。     

芬利范式及其批评者

芬利范式是近40年来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正统模式,它强调从社会结构而非经济本身研究古代经济.芬利范式对古代经济史研究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一方面,采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抓住了古希腊罗马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认识到古代经济在诸多方面有别于现代经济;另一方面,拓展了古代经济史研究范畴,将关注视线从传统的经济史、政治史转向乡村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芬利范式受到严峻的挑战.首先,范式与史料不尽吻合;其次,过于强调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对古代经济的决定作用,忽视了经济本身所具有的规律性;最后,忽视文化视角下经济的特定意义.研究古代经济史应既注重经济结构又注重经济实绩.     

李剑农:世界级大史学家--纪念李剑农逝世40周年

吕希安·波亚主编 ,美国纽约格林伍德公司 1 991年出版的《近代国际大史学家》一书 ,收录 1 80 0年以来各国大史学家 6 6 4人 ,其中中国 1 4人 ,李剑农是 1 4人之一。李剑农在史学上的主要贡献 :一是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研究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所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曾译成英文 ,为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和参考 ;二是开拓了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其《中国古代经济史稿》运用唯物史观 ,探求中国社会发展规律 ,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著作。他的史学观点和治学经验 ,足资后学借鉴     

经济史与社会史

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中外经济史的研究都经过了一个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过程,傅衣凌先生倡导的"社会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应当全力以赴的方向。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同样需要与社会史的结合。     

从《七月》谈古代文学的解读方法

讲授《七月》的最大的意义不在于该作品的文学价值 ,而在于让学生学会用怎样的方法去解读古代文学作品。这就是 :不能用庸俗社会学的方法先入为主地给古代文学作品贴标签 ,得还原历史 ,回到现场 ,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 ;立足文本 ,把握作品的情感内涵 ;要有扎实的训诂学知识 ,有疑古、求异之能力与勇气 ,不囿于前人之成见 ,不膜拜权威之论 ;同时还须关注最新的研究成果 ,了解学术研究的动态和信息 ,不要想当然     

傅衣凌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贡献及启示

傅衣凌先生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 ,他用社会史和经济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探究了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间的互动关系 ;在研究实践中 ,他特别注重挖掘民间文献 ,进行田野调查 ;在学术取向上 ,他极力超越传统的学术 ,不满足于厘清经济制度与官经济 ,也不止步于阐述社会的经济形态 ,而是把经济变动和人的社会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些方面与学界推崇的诺思的制度经济学理论以及西蒙的管理哲学理论有颇多切合之处 ,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与提升     

从历史中的灾荒到灾荒中的历史——从社会史角度推进灾荒史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灾害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学界对灾荒史的研究兴趣日见浓厚,成果颇多。适时回顾和反思灾荒史的研究途径,探究在新情况下如何全面深入推动灾荒史研究,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试从目前灾荒史研究的三种路径出发,提出在社会史的视野下,结合各类民间资料与田野调查结果,力求在长时段视角下拓宽研究领域,以丰富我国灾荒史的学术研究。     

胡应麟的小说史研究

胡应麟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有过深入剖析和独到见解,但并未引起学界注意。胡应麟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把握中国小说的发展,对小说史的论述从整体和局部两个方面进行,勾画出了中国小说发展进程的清晰轨迹。胡氏小说史研究与其敏锐的史家意识密切相关。胡应麟小说史研究深刻影响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在中国小说研究史上应该有其相应的位置。     

论鲁迅的古代小说史研究方法

发掘经典著作中所采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对于新时期古代小说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集中体现于《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的古代小说史研究方法,其将西方文学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治学之法融会贯通,将理论分析与文献考据相结合,以社会历史批评发掘小说的社会文化底蕴;以文化比较研究拓展小说审美维度;以古典目录学之法梳理小说观念的发展,从而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树立了学术典范。     

21世纪初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新资料的刊布促使研究工作呈现出持续进步的态势，研究者的兴趣点更为广泛，以及研究理念和学科建设引起了学界的思考,这些是21世纪最初13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趋势。目前中国古代史领域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第一，研究工作多致力于对古代历史的重建，而对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理论问题着意有限。第二，由于缺乏问题意识，出现了研究工作立意有限的情形。第三，学术评论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开展。第四，对新资料的使用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第五，在电子技术的背景下，提升研究者史识的紧迫性得到凸显。在未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我们需要打通不同研究领域的壁垒，思考学术研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更多地关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从而促进中国古代史研究质的飞跃。     

论侯外庐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

侯外庐运用唯物史观清理发掘清代学术史中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卓然成一家之言。他研究清代学术史是为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写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表现出对现实的深深关注。他始终以社会史研究作为学术史研究的基础,把社会经济视为解释、理解学术思想现象的基本立足点。他从明清之际社会大变动及思想剧变的历史关节点入手,探索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他运用跨学科等多种方法研究清代学术史,为我们树立起“实事求是”与“学贵自得”的一代优良学风。     

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关于编写中国文学学史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文学学史就是总结认知文学、研究文学变迁的历史。当前从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学史,对于张扬中国传统文学精神、加强当代的学术建设、促进文学繁荣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中国古代认知文学的最核心的基因与传统是文学原人论,而不是原道论。研究文学最具统率力的方法是以治经之法治文,具体表现为依经立义、文的关注、实证返原、因时适变、经世致用等,当然其中也有不少弊端。当前中国文学学史的书写可有多种方式,各有侧重,但都当有一定的学术追求,而不是写成一本日用账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