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

前言“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作年代,最通行的说法是这样的:“它最初出现在南朝陈代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里。诗前有小序,大意说,这是汉末建安时期的人为焦仲卿夫妇被迫自杀的悲惨事件而写的一首诗。徐陵又把这首诗列在繁钦和曹丕两人的诗的中间,所以向来大都把它当作汉末的作品。但是这首诗里有些词汇是三国以后才通行的,有些诗句又象六朝人的口吻,大约在它被徐陵编选以前的300多年间,被人们传诵、传写,不     

错误的论证——评艾恒武、林青山“‘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

艾恒武、林青山两同志所写“‘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从多方面“论证”了他们所提出的“合二而一”这个命题,说它表达了辩证法的最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我们认为,这不仅与客观实际完全不相符合,而且在论证上也是完全错误的,站不住脚的。     

对“直言推论规则修正刍议”一文的商榷

马佩同志在“直言推论规则修正刍议”一文中,对传统的直言三段论式规则提出了具体的修正意见。我认为在该文中提出的三个问题还值得商榷:一,直言三段论式中要不要中词问题;二,直言三段论式中的联锁推理和直言三段论式规则的关系问题;三,直言三段论式的规则是不是保证从真实前提推出真实结论的规则问题。马佩同志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主要表现在对直言三段论式第一、二两条规则的修正意见中,对第二个问题的看法主要表现在他举出的修正第一、二条规则的几个例子中,对第三个问题的看法主要表现在对第二、四、六、七几条规则的修正意见中。对于这三个问题我和马佩同志有不同的看法,现在提出来讨论。     

《“悲秋”新探》一文商榷

赵振波同志《“悲秋”新探》(载《辽宁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收入“人大复印资料”J2专题1988年第6期)一文,从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文学史中“悲秋”现象的发生原因,不乏卓见。但该文将悲秋的发生与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悲秋现象混为一谈,忽视了两者间质的区别,未免过于简单化了,笔者未敢苟同。《新探》一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悲秋在西周、春秋时期的“发生”,即一,秋主     

论中国艾滋病“问题理论”的视角——与《中国艾滋病‘问题’解析》一文商榷

中国艾滋病问题的独特性和解决“问题”的对策究竟何在?本文与潘绥铭等人文章的观点不同。本文认为,“艾滋病传播的社会因素”、“对艾滋病预防认识的政治高度”并不是中国艾滋病问题的独特性,而是带有普遍性的全球共识。而中国在应对艾滋病策略上采取的严厉打击卖淫吸毒的方针以及政府以强控制手段和居高临下的管理者身份建构的社会预防模式,才构成了中国艾滋病问题的独特性。因此,中国要成功应对艾滋病,必须改变策略,设立国家和地方传染病基金制度,扩大艾滋病民间组织的行动空间,形成政府、民间组织和研究机构的互动与合作。     

关于《孔雀东南飞》中“严妆”一词训释的商榷

关于《孔雀东南飞》中“严妆”一词训释的商榷王小莘张舸近来看到一些文章为《孔雀东南飞》“鸡鸣外欲晓,新妇起严妆”中的“严妆”究竟当作何解打笔墨官司,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于是收集了十多种有关的训释进行分析考察,发现它们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１以“严妆”为状...     

对“论景廷宾‘扫清滅洋’起义”一文的几点商討

我讀了祁龍威同志在文史哲一九五六年第十期發表的“论景廷宾‘扫清滅洋’起义”一文,觉得在論点上、取材方法上对我啓發很大;我同意作者文中的基本論点,但在有些方面我認为有商討的必要,故以讀者身份提出几点与作者商討,希作者指正。一、起义的背景:作者首先提到“清朝在一九○○年的战爭失敗以后就完全投降了帝國主义?钡恢赋稣馐侵饕?当然也更沒着重論述。作者只从表面“通过一九○一年九月的‘辛丑条約’帝國主义向清朝勒索賠款四万万五千万兩?魇∮钟小贪纲r款’数十万至数百万不等。”同清朝的‘新政”等來說明起义的背景。我認为这样提是有商討的必要。我們首先研究这次起义提出了“扫     

“关于‘略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及其它”一文的补充

我在今年四月份的“文史哲”什志上,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略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及其它”——答陈湛若先生的文章。当时因写作时间的限止,并没有很好地把我自己的正面意见说清楚。最近接到三联书店的通知,知该文已被骗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所编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一书中去,并要征求我的补充意见,因此,我想乘这机会,把我最近研究“中国资     

对“略谈有关法则的几个问题”一文的商榷

“文史哲”一九五四年第十期刊登了王铁生作“略谈有关法则的几个问题”,读过之後,对作者一些论点,想提出来商榷。一、属於概念上的问题属於概念的问题有两个,一为经济法则和社会发展法则的区别问题,一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则与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则问题。关於经济法则和社会发展法则的问题,该文说,这两个东西,“按其实质来说,并没有什麽本质的区别,因为两者所包括的内容,主要都是反映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反映着人们的经济关系。”作者特别     

“以诗为文”——郁达夫小说语言的文体实验

本文从郁达夫小说语言体式入手,对郁达夫小说语言的文体构成进行了全面的剖析,探讨了他小说中占主体地位的语言样式,并从功能角度对这些语言样式做出了分析,认为这些语体样式的采用和郁达夫旧体诗表达之间有着文体写作上的承接关系,是郁达夫在白话小说文体上的创新实验。     

“用诗的语言评诗”谈概

我国是一个诗国.古往今来,诗人辈出,灿若群星.诗作词章,浩如瀚海.而评论诗人诗作的文字,也似万浪千波,激荡恣肆.在形形色色的诗评中,有的评者能运用诗的语言评诗,可谓别开生面,醒人耳目,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所谓诗的语言,是指语言形象、鲜明、生动、精炼,句式整齐,音律和谐.历代文人用诗的语言评诗的例子实在很多.这些用诗的语言评诗的文字,按其表现形式来分,可以归为两大类:其一是直接运用诗句评诗,其二则是以散文的形式,用诗的语言评诗.下面就这两     

与《释“斡脱克”》一文商榷

《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89年第2期发表了笔者拙文《起辇谷纵横探》之后,喀喇沁夫同志写了《释“斡脱克”》一文(见《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89年第3期),文中就“大鄂托克”一地提出异议,并表示愿意和笔者讨论。笔者读后受益匪浅,同时有几点看法,提出来,与喀喇沁夫同志讨论。     

从兴的角度对《诗经》中某些部分创作年代的推测

审美艺术中“兴”的应用与否及应用数量,是考察诗创作年代的一个明显的标志。本文通过对《诗经》各部分兴诗的定量分析,认为《魏风》非春秋时许,《商颂》作于西周时宋,《桧风》不应作于西周时,《幽风》创作下限到了春秋初期,“二南”是东周南方诗。     

从“以诗为词”“以文为词”谈起——与万云骏先生商榷

万云骏先生在《试论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的评价问题》一文中,引严羽和元好问的诗评,以证苏(轼)、辛(弃疾)“‘以诗为词’‘以文为词’就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缺乏比兴,缺乏形象”,“不利于词的艺术上的发展”;批评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对婉约与豪放两派的作家、作品“褒贬从心,抑扬失实”云云。对上述观点,我有不同看法,故不揣浅陋,与万先生商榷。严羽的《沧浪诗话》成书在苏、辛豪放词派形成之后,但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只批评了苏(轼)、黄(庭坚)的诗风,并无一字提及     

也谈对于“一个‘这个’”的理解——与朱克玲同志商榷

朱克玲同志的《对于黑格尔“一个‘这个”的理解》一文,对恩格斯的一句名言:“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作了探索性的研究,读了颇受启发。该文不同意“一个‘这个’”包含有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看法,而认为只是“为了强调典型人物应有鲜明的个性”;又认为“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所论述的‘这一个’来解释恩格斯这句名言中的‘这个’”,是“不恰当的”。这在我们看来是值得商榷的。下面就几个主要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一朱文认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第一章     

试析曹植诗的写“意”功夫

<正> 历代人们对建安文学的评价是很高的,“建安风骨”已成为多少年来诗人创作要求达到的标的。钟嵘《诗品序》提出“建安风力”问题;李白《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高度推崇了“建安风骨”;陈子昂《修竹篇诗序》叹惜“建安风骨”没有继续下来。 所谓“建安风骨”是什么呢?我认为它指的是建安文人用现实主义的笔触来写“意”(“意”指情思)这一点。历代文人主张吟诵诗歌必须以“意”为主。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诗贵写意。”王夫之《斋诗话》:“烟云水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袁枚《续诗品》:“意是主人辞如奴隶。”施闰章《蠖斋诗话》:     

对“关于宋玉”一文的意见

最近在“新建设”二月号读到郭沫若先生的“关於宋玉”一文,里面肯定宋玉几乎是一个“叫人摇头的”“热衷於利禄”的典型人物,我总觉得这里而还有待商榷的地方。他所持的论证,不仅是不够,而且有的几乎不能作为他的那种论证的。我也想谈谈我的一点不成熟的意见,请读者多予指教! 郭先生最重要的依据,是司马迁在屈原列传里面的这样一段话(在“今昔蒲剑”里也曾引用这段话的):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     

语言学的阶级性问题——对“试论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阶级性和党性”一文的商榷

在一九六○年第八期《学术月刊》上,习作之同志发表了“试论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阶级性和党性”的论文。作者用了很长的篇幅论证了一个中心主题,即语言学是一门阶级性和党性的科学。这篇文章中有些精神是很好的,例如,作者用大量事实,说明了语言学中有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在起着作用,论证了语言学必须为政治服务,说明了语言学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指出语言学领域中存在着两条道路和两种思想的斗争,超阶级超党派的语言学家是没有的,指出语言学家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     

一种值得商榷的语言、文学理论——彭富春同志《文学:诗意语言》一文略评

彭富春同志针对传统的“存在—思想—语言”观念 ,提出了“语言—思想—存在”的新主张 ;并以此为出发点 ,提出了真理来源于语言自身的言说的真理观与文学乃是诗意语言的文学观。这样的主张的确新颖独特、石破天惊 ,但它却是难以成立的。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将语言的存在设定在人与世界的存在之前 ,而且是将语言作为人与世界的创造者而本体化了 ,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尽管语言在产生之后对人的思想与行为具有一定的“规定”作用 ,但归根结底语言还是由人创造出来的 ;它只不过是一个由人造出并为人服务的工具。因此 ,真理只能是人对世界的一种正确认识 ;文学也只能是对人和世界的一种反映。尽管彭富春同志一心要把这些“传统观念”“剥离”与“排除”掉 ,但它们比起彭富春同志的“新观念”来 ,还是要正确而有力得多。     

在智性抒情的“僻路”上──评金克木三十年代的诗

正如施蛰存一直坚持根本不存在现代诗派的观点一样,金克木始终不承认自己是“现代派”诗人;但我们说他是“《现代》派”诗人恐怕是不会错的。金克木走进《现代》多少有一点仍然。他虽然在二十年代于故乡安徽寿县读小学时即已开始习诗,１９３０年前后来往于北平的几所大学旁听时笔耕愈勤;但当时他并“没有以诗出名的欲望,甚至没有挣稿费的‘野心’”①,只是借诗抒发感情而已。１９３２年,在山东的中学与初级师范任教的他,随意将草就的《秋思》等几首小诗寄给北平的一位朋友,不想那位朋友竟把它交给《现代》刊发了。因之诗人深得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