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性与有效性： 基层社会治理中传统乡规民约价值的扬弃与再造

作为一种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传统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仅承担着政府“有形之手”的治理功能,而且发挥着市场“无形之手”规范引导与“第三方力量”组织协调的重要功能,是维护乡土社会良序美俗和社会稳定的“地方法”。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城镇化发展的不断加速和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加快,传统乡规民约面临着治理理念落后、合法性不足、治理效果日渐式微、手段单一落后、治理效果不具通约性等现实困境和治理限度,严重阻碍了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价值与功能的发挥。为此,扬弃和再造传统乡规民约,推动乡规民约与时代精神、法律规范、基层自治和政府治理等现代治理文明有效衔接,积极回应当下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变化,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从“后常规科学”看环境风险治理的技治主义误区

传统的环境风险治理,主要采取的是基于“常规科学”方法的技治主义模式,旨在以“技术统治论”寻求关于风险的确定性、真理性的科学结论。当前,科学已经进入“后常规”时代,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程度极大提高,原有的“常规科学”方法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其合理性,技治主义治理模式的弊端和局限性日益显现。应充分认识“后常规科学”的特点,适当调整权威式、中心式的精英决策过程,超越技治主义误区,建构多元开放型的科学家-政府-公众联合治理模式,才能真正提高环境风险治理的实效。     

统合治理”模式下的高廉政风险及其制约监督研究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其典型的组织化治理工具是“管委会-公司”架构的政府项目平台。“统合治理”模式具有较高的治理绩效,但随之而来的是公权力“遁入私法”现象,从而导致廉政风险不断增加。公权力“遁入私法”在一定程度上绕过了一统体制下自上而下的制度约束,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并使其经济权力得以扩张;但同时由于制约与监督制度未能有效构建,导致权力失控危险增加,集中体现在公权力可以在政府与企业的双重身份中切换,使公权力能够借由“遁入私法”的方式摆脱传统的控权制度。“统合治理”模式能否避免高廉政风险并继续保持较高的治理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现有制约监督机制的重构。     

跨界环境污染区域共同治理框架研究——新区域主义的分析视角

新区域主义为跨界环境污染区域共同治理提供了一个包括“谁治理”“治理什么”“怎样治理”“治理绩效是什么”等内容在内的分析框架。基于新区域主义分析视角,我们认为跨界环境污染区域共同治理主体是多元的、治理对象主要是跨界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应当建立跨界环境污染区域共同治理模式和治理网络、治理绩效包括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生态绩效和综合绩效等。     

代理人还是管家

家族企业往往以代理人和管家两个对立的角色出现在文献中,但两者皆难以准确刻画现实中家族企业的行为和绩效。通过引入社会嵌入理论,从微观上“企业如何嵌入家族”和宏观上“家族如何嵌入社会”的双重视角来探析这一问题：微观上企业主要在认知、关系和权力三个维度嵌入家族,但家族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具有状态依存性,取决于由上述三维嵌入而产生的“家族治理情境”,宏观上家族主要在法律与规制、政治结构和社会文化维度嵌入社会;微观层面“企业如何嵌入家族”决定了家族影响企业的性质（或导向）及绩效,而宏观层面“家族如何嵌入社会”则很大程度决定了微观层面“企业如何嵌入家族”。当前国内家族企业治理的优化离不开家族治理的优化,而外部广义治理环境的改善是实现企业治理优化和家族治理优化的基础。     

“现代民防”： 安全治理新建构

随着安全重心从军事、政治等“高政治安全”逐步向经济、社会、环境等“低政治安全”下沉,安全维护的内容更加丰富与复杂,手段更加多元与综合,安全治理已成为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范式”。我国安全维护的实践特别是民防建设更多地停留在传统安全的理念与框架下,在安全维护上存在的诸多困境使之无法全面有效应对常态化、复合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现代民防”涵盖“战备民防”、“灾害民防”与“生活民防”三个维度,为新时期的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导向。我国应在“现代民防”的框架设计下,逐步深化现代民防的法律法规、反应机制、专业队伍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建设,建立现代民防体系,着实提升我国安全治理能力。     

“富二代”大学生群体形成的差异论分析

从差异论的视角分析,“富二代”大学生是社会差异化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求异思维时期的必然产物。由于儒家思想中“家本位”观点,使中国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形成了由家族成员治理的模式,“富二代”大学生群体得以形成。“富二代”以其群体个性张扬的“富人”特征而与所谓“穷二代”大学生形成巨大反差,这种大学生群体之间的差异,是当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困局及其路径重构——“社会化供给与多元主体参与”模式的一种设想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存在着供给不足、供给不均与供给无效等问题,未能有效满足农民工群体日益增长的复杂化、差异化文化需求。基于多元治理和参与原则,创造条件让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构建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主体参与和社会化供给模式：一是重塑政府主体性地位,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策引领和统筹监管;二是政府与市场形成“掌舵”与“划桨”的平等合作关系,实现文化企业生产与政府购买的社会化供给;三是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鼓励“官民合作”与志愿性服务,推动社会组织与公益力量积极参与;四是激发农民工的“文化自信”,提升农民工自身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参与能力,挖掘农民工自身文化创造潜能。     

“凝闭型”政策体制下地方治理的现代化——以公共事件的地方治理为视角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依靠地方治理现代化,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地方政府与社会赋权增能双赢发展的过程。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凝闭型”政策体制体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也存在两个方面的客观情势：公共事件本身的诉求、影响程度和地方政府的资源与空间直接决定凝闭型政策体制下的政策议程设置;凝闭型政策体制下公共事件的地方治理表现出体制钝化式的被动反应特点。地方治理的本质就是地方性公共权力权威性、市场化、公平公正配置公共资源或公共利益的政策过程。要实现地方治理现代化,就需要坚持制度化分权,将政策体制从“凝闭”转向“开放”,从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运行规则和参与趋势三个方面构建理性与共识并存的新型常态治理模式。     

人类安全议程新探

目前,人类安全研究大多局限于20世纪50年代的传统主题,如援助机构、联合国发展和经济增长模式等。近年来,城市地区安全问题、发达国家人口、原住民族、商业利益集团、新全球治理和三方合作等日趋成为影响人类安全的新变量,应该纳入人类安全议程研究范围。其中,跨国公司在冲突管理、冲突化解与和平重建中的角色增进了政府、社会和企业的互动合作关系。“多行为体治理”与“多层次治理”相结合的组织机制突破了国家间合作的传统谈判机制。总之,只有以社会安全为“增量”,以人类安全为“根本”,以环境安全为“超根本”,同时兼顾边缘群体安全,不断拓展安全建设新途径,才能实现动态的、可持续的人类安全。     

欧美社会风险管理制度的借鉴与思考

伴随风险管理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等研究的不断深入,重大决策与社会稳定相关性研究逐步增多。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城市管理等方面的重大决策,已经形成了较完备的风险评估与防控机制。其主要做法是:依法确立风险评估主体,构建风险评估的法律框架,建立风险评估的基本流程系统,成立专门的风险评估组织机构和协调机构。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重大事件风险管理的成功经验,提出中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建设的基本体系:加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理论研究,增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意识,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法律制度,完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管理机制。     

社会治理创新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变革路径

在社会转型与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下,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日益增多、日益复杂化,越来越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有序发展要以创新社会治理为契机,在深刻把握其内涵精神基础上,从转变稳定理念、增强制度内聚力以及建立新型社会稳定格局与运行机制等方面超越传统的社会维稳体制格局,不断推进社会向动态稳定与和谐变革.     

非正义化与找回社会：空间城市化中社会风险质变研究

社会风险质变是理解当前社会非正义化与“社会脆化”的重要视角。它是阶段性社会风险受到“冷处理”,积聚、质变为社会结构性风险的动态过程。经济锦标赛、制度改革和迎合、道义价值的辩护以及社会理性程度低是空间城市化中社会风险质变的发生力量。风险利益评估、风险界定以及对抗争行为的漠视是社会风险质变的具体机制。社会风险质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发展代价,其直接后果是社会结构性风险的产生,并进一步造成社会风险分配不公以及社会的非正义化,使社会陷入发展和纠错困境中。找回社会,改变经济锦标赛的发展路径,构筑“强国家-强社会”的发展模式,让经济发展嵌入到社会完善之中是摆脱社会非正义化、走出纠错困境的出路。     

论银行业的稳健经营与风险监管

银行业的安全与稳健是关系国家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国银行的发展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周边社会信用环境的影响较大,同时银行巨额不良资产、企业信用资源缺失使我国银行业的稳健经营困难重重。风险监管的核心在于制度建设。为了确保银行业的稳健经营,银行业要做到:加强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按照巴塞尔协议精神实行充足的资本金制度;优化和净化银行业的外部经营环境;加强对银行业的风险监管。     

试析民间金融风险与应对策略

作为一种自发式的融资方式,民间金融在规范化、公开化过程中,其风险灾害可能对社会的稳定、金融体系的安全以及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产生负面影响;民间金融发展中的主要风险及权重排序依次为内在制度风险、借贷利率风险、借贷“条件风险”和国家“政策风险”,必须按照风险管理的要求,采用风险回避、降低、转移、留存等不同策略来加强风险应对。以促进民间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矛盾凸显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对策研究

完善的社会管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保障,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存在着政府社会管理理念和手段落后、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自觉性和机制的缺乏等问题,这与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极不相符。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多发凸显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紧迫性。对此,应通过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对社会管理的领导;政府应转变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充分发展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等途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化解各种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风险社会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启示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采取的是＂压缩型＂的跨越式发展模式,在几十年内走完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完成的现代化里程,极大地刺激了风险的产生,风险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很多领域不断呈现。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对当今社会所面临的风险状况的描述和分析,为认识、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风险问题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和丰富的借鉴。有鉴于此,需要最大限度地防范和规避风险,走综合生态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谋求合理的经济社会发展;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风险治理的全球合作;增强人们的风险观念和风险意识;反思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稳定探析

社会稳定是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然而,许多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却极易出现社会动荡。其原因是错综复杂的,诸如人们的期望值过高、政治参与渠道不畅等,还有历史的国际的原因。这些国家获得和维持社会稳定的途径主要有：提高政治制度化层次,建立合理而强有力的政党制度,坚定不移地推行全方位的改革政策,强化政府能力和巩固政治权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也属于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我们党和政府应根据中国国情,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社会管理,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疏导机制、调控机制、缓冲机制等一整套社会稳定机制。     

风险理论语境下危机管理机制的战略性构建

转型期中国社会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各领域社会风险不断加大,现阶段中国社会亟需从顶层设计和战略层面出发,从危机治理的关键因素入手,努力构建与完善公共危机治理的利益维护机制、能力提升机制、信息沟通机制、法律规范机制,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化解社会风险,推动改革深入进行,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环境风险分配、传播与认知机制中的道德冲突

环境风险生产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不平衡关系,如社会经济地位与风险地位的差距,解释环境风险以确定责任分担的专业知识与话语权力的失衡,对环境风险的传播、接受与认知造成巨大心理影响,产生诸如怀疑、焦虑与怨恨的心理影响与道德冲突,对社会安全的潜在影响不亚于环境风险本身;因此,环境风险的生产与分配逻辑、传播与认知机制及其心理影响与道德效应,与社会的稳定和谐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人们的高度关注与慎重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