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笔下“女学生”形象文化透视

"女学"、"女学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的能指符码之一。作为"现代性"转喻象征的"女学生",在沈从文的笔下成了现代性批判的指代,显示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男性本位特色。作为"他者"形象的女学生,在其听闻传播与成论生成的形式中寓含了其异己性与欲望化特征,在抽象与矛盾描写中显示了其客体化与对象性本质。"女学生"形象在沈从文笔下作为"第三方"话语谱系,折射着乡村对都市的想象、都市对乡村的影响,以及来自乡村、身居都市的作家回望自我与民族来处,对国民性、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批判与反思。     

“自我”与“他者”审美歧途中的“湘西形象”

中国文学中的“湘西形象”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与文学现象,表现出多重美学样态。其中民俗传奇的“湘西形象”中却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态势,深刻的体现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审美歧途。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诗意呈现、对湘西子民生存形态的展示实现了对湘西最为成功的“自我塑形”。其作品中浪漫与诗意的民俗湘西形象背后蕴藏着深邃的价值核心,即对于人性的洞察与展现。而当代网络文学中的“湘西形象”书写则表现出一种“他者”视角下,对湘西民间秘闻、诡魅习俗的猎奇演绎与神秘文化趣味,其众多文本刻意塑造出“鬼魅幻象”式的湘西形象,这无疑是对“湘西形象”的一种单向度的书写与审美。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沈从文的“凤凰情结”及其小说的文化特质

沈从文的“凤凰情结”,一是地理上以凤凰故里为核心的湘西情结,一是精神上的楚文化情结。 这种情结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的价值取向,积淀成他的小说创作的文化特质。     

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精神和社会生态状况

沈从文的许多作品虚构了理想的社会形态，但他没有忘记构筑这样理想社会的精神和社会生态的平衡。在更现实的题材作品中，这种平衡状况被打破，经济的发展伴随着道德的沦丧，社会政治的变革也不仅造成社会生态的紊乱，还造成精神生态的失衡。沈从文头脑中的精神生态意识使他感到了苦恼、隐忧和无奈。     

关注“幸福”何为？

“幸福”是近年中国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国际社会颇为关注的对象。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却往往被忽视。实际上,对“幸福”和“幸福感”的关注常常与价值观危机密切相关。资本主义常常将“幸福”划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尤其是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实际上幸福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当代中国的幸福观经历了两个差异极大的发展阶段,对当代中国幸福观问题的讨论理应将之置于现代中国/革命中国的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     

“湖湘四记”简论

晋陶渊明《桃花源记》、唐柳宗元《永州八记》、宋范仲淹《岳阳楼记》以及现代沈从文《湘行散记》合称“湖湘四记”。它们植根于湖湘文化,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涵和底蕴,是体现湖湘文化和中国意境美学的绝胜华章。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存在”译法是一种误译吗

王路认为用“存在”翻译Sein是一个根本的误译,因为“存在”在汉语中只有“时空存有”的含义,不能恰当反映“存在”问题的系词背景,造成我们对西方哲学基本问题的误解。其实,从语言与义理两个方面看,“存在”译法都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在现象学家的文本中,“存在”比“是”更能反映他们的思想旨趣。     

“水”和“树”——沈从文与福克纳的乡土文化认同

“水”与“树”是沈从文和福克纳叙事世界中反复出现并极具象征性的文化意象。透过这两种乡土世界的象征物,不难看到,基于共有的相对务实、保守的人生态度和文学观念,他们以不同的风格和方式鲜明地认同着、追述着各自独特的乡土文化传统。     

论沈从文文本中的近代湖南镜像

沈从文的创作对近代湖南镜像有充分的动态描绘。社会变革带来家族镜像的变形,凸现出家族命运的变化、家族内部的分化;社会思潮则裹挟着湖南人前行,引发世风转变与心理嬗变,导致人性的变异与价值立场的错位。家族分化、世风转变等带来社会阶层的重构,促成人的社会角色转换,进而打破彼此的身份疆界,发生身份置换。凡此种种,皆是文化冲突使然。这是湖南镜像在近现代发生变化的深层原因,也是最能够凸显沈从文创作特色的所在。     

沈从文创作初期的人类学诗学创作

创作初期,沈从文在湘西题材的创作中,用审美的方式对湘西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系统进行深度描写,为我们保存了一个异质于现代文明的文化空间,他这种异质的文化空间成为了现代文明的种种堕落的反观之镜,这使得沈从文湘西文学题材选择与创作具有了极高的人类学价值,也使得他的湘西题材创作具有了鲜明的人类学诗学特征。沈从文湘西题材的文学创作本身具有比较鲜明的原始主义倾向,沈从文梦回湘西,营造了一个审美乌托邦世界,把湘西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资源之一,这是沈从文的艺术审美思想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但此时沈从文的人类学诗学创作面临着困境,缘于沈从文对湘西文化的思考缺失历史理性。站在历史理性的高度,从为湘西文化到为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甚至是为人类整体文化而代言,创作思想着眼于关爱人类整体的命运,这种悲天悯人、大仁大爱的思想立足点,是沈从文的人类学诗学创作困境突破的根本途径。     

现代文学场与沈从文的经典观

沈从文置身于具体而复杂的现代文学场,通过继承或辩驳形成了一系列鲜明的经典观：将小说作为经典体裁,并且深化了小说抒情化的路径;将文字作为经典的基本媒介,强调文字的节制及其形神的统一;兼顾经典的精英化和大众化,更执著于前者的独创性和持久性。     

沈从文之于“乡土”——兼谈乡土文学在当下的发展

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激发的人道主义、平民主义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乡土”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思考提供了现代启示；他的乡土文本使民间习俗文化与风物传统以及多样的民间生活成为了乡土文学的重要“养料”与“维生素”，完成了乡土中“自然人性”的美学构想，并为历史与文化、乡情与理性、城市与乡村的双重审视的文化母题，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解答思路。当下乡土文学应该注意当代农村问题、乡村题材的创作与研究，城乡整合中农民的关注与关怀，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建构以及土地大地的生态追根等问题。     

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探析

沈从文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可分为五类,即原始质朴型、蒙昧悲凉型、独立自主型、纯美圣洁型、虚伪病态型。不同类型的女性存在性情、人格差异,寄托着沈从文对不同生命形式的认知与把握。     

用形式表现意象：沈从文40年代的文学追求

重新解读沈从文1940年代的主要代表性作品《看虹录》、《摘星录》、“七色魇”系列等，发现他1940年代的文学追求是用文字构图作曲，用文字保留生命中的永恒的线条、色块、旋律等等美感意象，最终达到“用意象构筑形式”的艺术目的。他所要诠释的是“爱”与“美”的永恒。他希望用永恒的“美”去创造理想的生活，以此保留永恒的生命形式。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创作具有突出的文学史的价值。     

沈从文剧体作品论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小说家,不过他最初的创作和最早的文学成就中较多地包含着剧体作品。沈从文少年时代培养了浓厚的戏剧趣味,但特定的戏剧观念决定了他较早终止了剧体作品的写作。这些剧体作品是极富于原材料价值的“生活的体操”。其中所包含的不尚修饰的戏剧趣味和天然成趣的喜剧素质,很值得我们欣赏和玩味。     

沈从文作品的美学特色

沈从文的作品鲜明而又朦胧 ,伟大而又平凡 ,深刻而又质朴 ,冷静而又热烈 ,以冲淡清远的审美意境给人带来隽永迥长的美感魅力     

撑向彼岸的渡船——《边城》的一种解读

渡船在小说《边城》中, 不仅是一种象征,更是一种具有原型意味的意象。它作为通向彼岸世界的承载物, 对应于小说的故事叙述,通过《边城》富于生气的描绘, 使之成为一种文化的原型。它暗示了一种诚与善的文化的不完善性。小说因此透视人生命存在的本质状态,实现了它的形而上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