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个人生活价值体系的历史性转换

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社会转向市场经济社会,个人与社会的联结方式从"人身依附关系"转向"物的依赖关系",这彻底改变了个人的存在特性,使个人生活价值体系在基本价值关系、重要价值和生活意识等三个方面形成了全新内容。但是,根深蒂固的群体性生活文化、转型期的制度缺陷以及由自上而下的社会转型导致的理性启蒙的不足,使个人生活价值体系的历史性转换遭遇了巨大的困境。走出困境,一方面依赖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健全、民主法治社会的高度发展、社会的人本化程度;另一方面依赖个人生活的理性自觉以及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人格的形成。     

以法治实践培育公共理性————兼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现实意义

公共理性是一种公共化的思维方式和合作共治的公民能力,对于转型期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公共理性是理性的公共化,是一种使“理性”步入“合理性”的观念,其基本要素包含主体的平等性和目标的公共性。对于法治的建设与发展,公共理性是其必然内涵和重要基础,因为公共理性可以测量法治社会的水平,公共理性与法治社会密不可分。公共理性的形成在实践上说就是一个公权与私权不断沟通的过程,而司法透明指数、电子政府发展指数和余杭法治指数等一系列法治实践在公权与私权层面对公共理性的培育都具有现实作用。因而,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提出初衷和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着眼于转型的中国社会,经由法治实践培育出普遍的公共理性,整合力量以共建法治社会。     

亚当.斯密和文明社会的四个隐喻

亚当.斯密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居于什么位置,这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讨论的问题。借助“公正的旁观者”、“经济-理性人”、“看不见的手”、“守夜人”等经典隐喻,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有关未来文明社会的乌托邦。这些隐喻影响深远,黑格尔的“理性的诡计”、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德沃金的“赫拉克勒斯”、罗蒂的“自由反讽人”以及诺齐克的“最小国家”等观念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思想源头。不同于克罗波西、罗尔斯等人的消极评价,斯密应当在政治哲学史上占据某个核心位置。就“斯密的启蒙困境”而言,斯密从哲学伦理学向政治经济学转向,既符合其思想发展的历程,也符合其思想发展的逻辑。尽管他后期对《道德情操论》多有修订,但尚不足构成推翻其基本主张和从政治经济学向哲学伦理学倒转的条件。     

邻避冲突治理：权利困境及其超越——基于环境公民权视角

邻避冲突是围绕生活环境而争取权利和利益的社区实践和环境运动。这一冲突过程生成的环境权利维护与公民责任外推的道德困境、重利益诉求轻环保理念的转型难题以及生活环境与社会发展的优先性问题,既构成“邻避冲突”权利困境的三个维度和邻避冲突双方三种差异化理念,也为治理“邻避冲突”提供了可能。而走出“邻避冲突”及其权利困境,需要在融合“邻避冲突”双方理念的基础上达成三种实践转向,即环境权利与公民义务平衡、利益诉求与环保理念同构、社会发展与生活环境共进。     

基于利益博弈的共享价值观企业文化构建

当前员工和企业利益博弈的支付结构决定了个人理性必然导致消极合作的“囚徒困境”。共享价值观的企业文化能够实现员工和企业积极合作的利益均衡,从而走出利益博弈的“囚徒困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构中的“核心”与“大众”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是在社会群体利益不断分化,价值需求多元化,甚至庸俗化的现实背景之下展开的。当人们已厌倦、摈弃了以往的权威主义、形式主义、虚无主义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强行灌输或脱离人民群众的抽象教育之后,真正地面向大众、立足大众、依靠大众,根治社会腐败,消除贫富两极分化,把“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建设与具有法治和民主意识的公民社会发展相结合才可激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     

关于报告文学的学理性与功利性-报告文学本体新论之一

报告文学本体论中的传统“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已不能规范和指导当今的报告文学“现实”,而必须代之以“文本内涵的学理性”等新“五性”。如果说 ,新时期以前的报告文学侧重的主要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政论性”,那么 ,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则不但将其潜在的批判理性与政治理性发展至新的阶段 ,而且还增加了批判传统、反思历史、文化启蒙与学术性、知识性等理性内涵 ,从而形成了以追寻“现代性”、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新理性精神”。“学理性”与“理性美”的价值和意义有三 :一是在理论上补充和丰富了哲学社会科学 ;二是在实践上推动和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三是在精神上启迪心智、激励斗志、陶冶情操。以往学界对报告文学的轻视 ,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文体。实际上 ,注重文学价值的“功利性”是中国现代文论现代性的重要特色。报告文学“学理性”与“理性美”的凸显 ,说明我们的时代仍是一个需要高扬“理性”而没有进入“真正的审美”的时代 ,也说明文学的“功利性”价值观仍值得尊重与肯定。     

人虽有限而可无限——牟宗三对康德“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命题的超越

将康德“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命题分成“人是有限的”、“上帝是无限的”、“上帝是理性所设定”以及“理性是人的理性”四个方面来理解即发现“理性无法理解自己”的矛盾。牟宗三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为化解这个矛盾而论证了“人虽有限而可无限”的命题。新命题的提出说明了物自身的无限性及价值意味，从而为建立道德形而上学准备了条件。     

体验·隐喻·历史——福柯“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研究

福柯文艺思想的根本方面是“关系本体论”。福柯在“文学时期”就思考并提出“文学本体论”的问题,其文艺本体论性质是“关系本体论”,基本方面由“体验”、“隐喻”、“历史”三个维度构成：“体验”是存在与他者的关系维度,体现出理性与非理性对话交流的开放思维;“隐喻”是形式与意义的关系维度,体现为语言内部与外部关系的新型构造;“历史”是结构与变化的关系维度,话语分析成为有效的批评方式。福柯的“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对后现代主义文论具有反思与认识价值,对当代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运动式政策参与：公民与政府的理性互动——基于广州番禺反焚运动的分析

从“传统官僚理性”的“控制”逻辑到“工具-价值”理性的“回应”逻辑再到“治理”理性的“合作”逻辑,公共行政理性的变迁推动着公民参与政策空间的理性释放。公民的理性需求内在地区分为“个体理性”、“团体理性”、“公益理性”三个层面。公民参与空间的大小取决于行政理性与公民理性的有效互动,不同的行政理性配置不同的公民理性,会引致不同的政策参与类型。从公民参与的视角看,以“运动式政策参与”为分析概念,广东番禺反焚运动,展现了一种基于公民与政府理性互动的非正式的政策参与过程。应通过理性的认知和引导,提升政府和公民的理性能力,将频繁出现的公民集体行动转变为公民理性的政策参与,而非滑入群体性事件的深渊。     

论和谐社会新视野下的公民意识教育

公民意识是指作为现代社会成员的公民对自己在国家中的角色包括政治地位、法律地位及其价值的自觉反映。加强公民的国家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道德意识和平等意识教育，对发展政治文明，建设法治国家，完善市场经济，提高公民素质，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应当通过完善法律制度、探索多种形式、改进教育方法、加强学校德育、建设公民社会等途径，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公众法律意识问题浅析

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法律与现代中国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当今 ,公众法律意识的淡薄已成为了推行法治的一大障碍。这种观念上的滞后有其来自传统社会结构、文化、生产方式等深层次的原因 ,与今天的市场经济、民主与法制建设和全球化的大趋势格格不入。我们有必要通过法律认知、法律感受到法律最终被信仰 ,使公众的法律意识从淡薄到投入 ,进而从根本上确保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顺利进行。     

转型期弱势群体法律价值观初探

转型期弱势群体具有实用主义的法律价值观,偏重于从个人利益出发认同法律的功能价值,法律意识水平尚处于朦胧的、自发的意识阶段,权利意识不明确,法律权利价值观处于较低水平,通过法律实现其正义、获得正义的观念意识较弱。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个人正义的法律价值观,对法律的社会正义持一定的非支持态度;对法律的公正性认同感不高,对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的公正性理解也较为客观、实际。在建立社会支持和帮助网络时,要落实宪法精神,在体制内使弱势群体有正规的、合法的利益表达机制和需求表达渠道。     

高校生命教育的伦理维度

高校生命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困境,需要伦理维度的价值理解与价值支持,它包括三个层面:生命权利的价值视觉凸显个体生命在社会宏大价值背景中的价值合理性;唤醒生命主体的理性自觉,建立成熟独立的个体人格,才能有效地承担自我生命价值与尊严的维护;追问和建构意义,对生命存在进行引导与超越,为价值意义上的人的存在提供安身立命的基地.     

市场经济的道德走向与个人的伦理责任

:判断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后的社会道德走向 ,应从分析市场经济对人的行为有何改变入手。市场经济对人的最大改变就是允许人利己或追求利益最大化 ,并不必然导致损人利己。关键在于社会的制度安排是否合理。中国目前之所以会出现“道德滑坡” ,是因为新旧规则体系正处转换期。尽管恢复正常道德生活的根本在于能否尽快重构社会规则体系 ,但个人此时也有个人的伦理责任 :其一是积极参与社会规则的制定与看护 ;其二是在面对社会规则的“空场”时 ,要注意守住自己的良心。     

论三维价值关系

使用价值、商品价值、人的价值关系相互作用结构的合理建构 ,是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的重要环节。人的价值是人的直接生命生存状态与规定性的反映。三维价值关系相互作用根据于人的直接生命生存活动与劳动生产活动的相互作用。后者相互作用两个过程的“衔接性”与同一劳动生产过程中的“二重性”也就是前者相互作用的环节。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应当在“制度”与“观念”层面上建构合理的动态平衡的社会三维价值关系结构     

神圣化到世俗化的交换与财产权——对于黔东南台江苗族婚姻制度的思考

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与婚姻制度有关的各种文化习俗、道德义务、财产继承制度等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以苗族社会婚姻制度的变迁为线索,分析这一制度与苗族社会的交换体系和财产权的关系时,可以看到苗族的婚姻制度在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中,很大程度地浸入了外来文化和市场经济的特点,从而促使了苗族社会的礼物交换体系与...     

论公民社会组织对公共精神的涵化

公共精神是现代公民所应具备的基本精神之一,但这种精神却不会像"理性人"的利益观念一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自发形成。它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公民社会组织的存在为涵化公共精神提供了平台。它对于公民的责任意识、法治精神、公德意识、参与意识和志愿精神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孕育、熏染功能,而这些意识和观念正是公共精神的体现。     

市场经济语境中的两种价值观辨析

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价值观的根本对立 ,二者在世界观、经济基础、价值体系和实践效果等方面有着根本区别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 ,应划清个人、团体正当利益与极端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适度消费与享乐主义、金钱意识与拜金主义三个界限     

农村留守妇女性别平等意识研究——基于常德市安乡县实地调研的经验分析

通过调查问卷和入户访谈的方法,对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4村100名留守妇女进行实地调研,从留守妇女对社会地位、劳动分工、家内事务和两性性别角色的认知四方面可以看出,新时代农村留守妇女的性别平等意识呈现出有所觉醒却依旧保守的特点。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落后且结构单一、基层行政主体的性别平等意识欠缺、传统性别观念根深蒂固及农村留守妇女自身局限等。只有立足于农村留守妇女的现实境况,建立针对性强的就业保障体系,增强公共政策与管理中的社会性别意识,注重性别平等的文化教育,调动妇女们的主体积极性,使她们从意识层面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从而推动农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