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法的价值追求

环境法产生和兴起于环境危机的时代,在法律领域承载着应对环境危机的历史使命。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与完成环境法的历史使命高度契合,环境法是保障生态文明建设首位重要的法律部门。为了保障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环境法的价值追求应该以生态文明为应然目标、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基本理念。由此,环境法呈现出完全不同于传统法律部门的价值追求:环境法的正义价值表现为追求多面的正义,包括代内环境正义和代际环境正义;环境法的秩序追求是生态秩序;环境法的利益追求是在优先保护生态环境利益的前提下,寻求生态环境利益、经济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协调与最大化。     

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审视

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是使工业文明生态化;其价值立场应当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作为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基本准则;其价值追求是实现生态正义,防范因资本逻辑所导致的少数个人或集团因追求私利而给整个人类带来生存环境危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旨归。     

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法制度创新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生态文明建设依靠制度先行,作为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法律部门,环境法应该着力于制度创新。因应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法制度与传统法制度大相径庭,这就要求环境法制度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将"生态人"作为基本的人性假设。因应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法制度原理要求环境保护制度设置以环境自身容量为底线、污染控制制度注重全过程管理、生态保护制度着眼生态系统有机整体、大量制定技术性规范。因应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法制度体系包括环境管理体制、环境保护制度、资源制度和国土开发制度。     

数字生态文明制度化：时代意蕴、发展困局与破局策略

数字生态文明制度化是数字技术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关键性保障。当前,我国数字生态文明制度化建设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在法律法规层面,呈现出生态环境数据确权与数据泄露责任认定的相关法律供给不充分、生态环境数据安全保护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生态环境数据区域协同的法律规则不明确等问题;在运行机制层面,存在环境智慧治理协同机制缺失、数字生态文明评价机制缺位和数字人才培养机制匮乏等现象;在技术伦理层面,数字身份危机、数据崇拜主义以及数字独裁风险等造成环境治理行为受阻、决策偏误和运行不畅。为此,亟须强化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并在此基础上健全其运行机制,加强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伦理约束,以促进数字生态文明制度化不断走向成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法治化研究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它深刻回答了当前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应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问题,深刻反映了在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关系上的权衡判断问题。传统法律体系以促进经济发展为主要功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价值导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转化为法律话语,就是要积极保护人民的环境利益,将生态环境保护优先作为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传统法律体系应在价值导向上进行合理调整,将生态环境保护优先贯穿于法制建设过程之中。     

“生态福利”的法学蕴涵及其学理证成

生态福利是生态危机时代公民的生态利益普遍缺乏法律保障的背景下提出的新型权利概念,是因居民生存和发展需要,由政府提供的以生态利益为内容的公共利益。生态福利符合权利的基本特征,它既是从生命健康权延伸出来的公民基本人格权利,又是从公民环境权分化出来的公民基本环境权利,是一种新型的应受法律保护的正当利益。对环境整体价值保护必然要求生态福利的权利化,对社会主体生态福利的法律保障是环境公平的合理内核,生态福利是法律调整生态利益冲突的直接结果,各国的环境司法实践也彰显了生态福利是环境法益的重要内容。     

“生态福利”的法学蕴涵及其学理证成

生态福利是生态危机时代公民的生态利益普遍缺乏法律保障的背景下提出的新型权利概念,是因居民生存和发展需要,由政府提供的以生态利益为内容的公共利益。生态福利符合权利的基本特征,它既是从生命健康权延伸出来的公民基本人格权利,又是从公民环境权分化出来的公民基本环境权利,是一种新型的应受法律保护的正当利益。对环境整体价值保护必然要求生态福利的权利化,对社会主体生态福利的法律保障是环境公平的合理内核,生态福利是法律调整生态利益冲突的直接结果,各国的环境司法实践也彰显了生态福利是环境法益的重要内容。     

环境法保护对象研究

环境保护法保护的对象不是环境本身,而是环境带给人类的利益即环境利益。环境利益是人类从环境中获得的非物质性公共利益,其包括生活环境利益和生态环境利益(简称生态利益)两类。环境利益是环境法正当性的基础,是推动环境法发展的动力。一切环境法理论的创新和制度的构建都不能脱离环境利益这一基本范畴,否则就会产生法律对环境保护的泛化和虚化。     

环境法保护对象研究

环境保护法保护的对象不是环境本身,而是环境带给人类的利益即环境利益。环境利益是人类从环境中获得的非物质性公共利益,其包括生活环境利益和生态环境利益（简称生态利益）两类。环境利益是环境法正当性的基础,是推动环境法发展的动力。一切环境法理论的创新和制度的构建都不能脱离环境利益这一基本范畴,否则就会产生法律对环境保护的泛化和虚化。     

生态法治的哲学经济学基础初探

全球化的生态环境危机对传统环境规制的治理思维、制度设立和规制效果提出挑战。完善生态法治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保障，但现有的理论研究较少。本文基于生态法治建设的哲学经济学基础理论进行探析，指出生态环境制度的建立缘于环境问题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要想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必须综合考量其哲学经济学基础和价值目标取向，以实现生态环境制度的有效供给，进而指导服务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环境正义与环境安全——二论环境资源法学的基本理念

环境正义表示环境资源法应该合乎自然,即合乎自然生态规律、社会经济规律和环境规律.环境正义既是将环境资源法学与整个法学联系起来的基本理念,也是将环境安全、环境公平、环境秩序、环境民主、环境效率和可持续发展等各种环境资源法学理念有机联系起来的基本理念.从环境正义理念可以推导出环境安全、环境公平、环境秩序、环境民主、环境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等环境资源法学理念.其中,维护生态安全、环境安全是对环境正义和环境秩序的起码要求.在影响我国安全的诸多因素中,环境安全是一个重要因素,它是其他一切安全的基础条件.环境安全是可持续发展观的一个重要观点.生态安全作为一项基本理念,贯穿在环境资源法整个体系之中,其中一个重要体现是有关环境安全或生态安全的专门法律.     

主权国家的生态道德:抑制全球环境加速恶化的重要伦理前提

在全球性生态危机被人类清醒地认识到后,全球环境依然加速恶化,其主要原因在于各个主权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极为缺乏把全人类的共同环境利益和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的生态道德。如果主权国家不能形成生态道德,克服国家形态上的伦理利己主义,国际环境正义也就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全球的环境保护事业将遭受严重阻碍。因此,每一个主权国家能否确立生态道德,就成为人类能否有效抑制全球环境加速恶化的重要伦理前提。     

国际环境正义及我国对策探析

正义是人类自古以来永恒不舍的追求,在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需要新的正义价值理念引领,环境正义应运而生。环境正义就是要求人类在处理环境危机时做到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的公平合理的分配与承担,以求整个人类共存与可持续发展。本研究立足于分析当前国际环境正义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在国际环境正义建设中应采取的对策。     

社会公正与生态危机

只有达成人与人之间的公正、和谐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公正、和谐 ,社会公正应是有效解决生态危机的基本前提。全人类利益的共同性 ,生态危机影响的整体性将促使社会公正成为可能 ,走向现实。     

"生态正义"还是"环境正义"?——试论印度环境运动的正义向度

“生态正义”和“环境正义”是有着不同正义指向的两个概念。前者是伴随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一些学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再思考的产物。其主旨在于构建人和自然之间的正义关系,关心的是荒野、湿地、国家公园和濒危物种的安全。后者则是有色人种、少数族裔和蓝领工人阶级等弱势环境群体为追求环境平等权益而掀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正义运动,关注的是“小微环境”也即人们“工作、生活和玩耍”的地方免遭环境不正义行为的侵害。用生态正义和环境正义观照印度环境运动的正义指向,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议题。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新型国家之一,印度同样面临着生态恶化的巨大挑战,但由此催生的本土环境运动却呈现出别样的旨趣和特征。这体现在它既不能等同于生态正义,也不能被简单划归于环境正义,毋宁说是二者的奇妙混合体。对印度环境运动正义向度的考察有助于甄别生态正义和环境正义,深化环境哲学的研究,更好地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和生态建设。     

浅析我国环境立法目的的定位

我国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的目是“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将该法有关目的的规定和同期世界主要国家的环境立法对立法目的的规定相比,在本质上其实还停留于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我国的环境立法应定位为彻底坚持以保障人体健康和生态正义为根本,以维护环境利益为中心,以可持续发展为伦理支持,最终确立“保护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环境保护立法的终极目的与价值追求。     

论生态文明建设中刑法与环境法的协调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对包括刑法与环境法在内的现代法治手段具有内在需求.分析表明,中国刑事司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贡献率较为有限,其根本原因在于刑法与环境法之间的协调性较差.导致两者协调性较差的原因有:(1)环境政策与刑事政策在一定时期呈现出价值分离的状态;(2)生态法益没有成为环境犯罪判定的核心指标;(3)环境执法的难点问题并没有转化为环境司法的重点.提升现阶段中国刑法与环境法协调性的主要进路有:(1)实现环境政策与刑事政策的紧密结合;(2)逐步实现刑事立法的生态化,促进生态法益的刑事保护;(3)加强环境刑事司法过程中生态法益的识别与度量.     

环境教育的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

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的加剧,环境教育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并取得了重大发展。我国环境教育在国际社会大趋势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推动下逐步形成、确立和完善,但较国外环境教育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要消除与国外环境教育的差距,解决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公众的生存困境、公共管理者的政绩偏好、企业家对最大利益的追求、学校的应试教育及当代人的利己主义倾向与环境教育之间的关系。     

论刑事司法政策的批判特性

刑事司法政策的批判性源自公共政策批判理论。不管是作为一种公共精神还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公共政策批判都为公共理性在公共福利的追求中保留了相当的地位。根据公共政策批判理论,刑事司法政策批判,不仅主张多元的刑事司法利益,而且将多元、普遍的刑事司法批判作为刑事司法民主、进步的标志。因此,现在的刑事司法政策研究（包括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仍然存在突出的批判不足问题。尤其是风起云涌的群众司法批判经常越界,这应当受到法律知识和法治原则的严格规制。     

环境法的现代职能探析

环境法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虽然它是为了应对环境问题而产生,但其职能已超越纯粹的环境保护,在全面实现环境正义、扭转传统法律制度中的“反自然”倾向、建立全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与自然相和谐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环境法的完善应该体现环境法的现代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