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本体论”与“实事求是”

本体论的本质和魅力在于追求“终极”,这是由人类思维的本性决定的。传统本体论的失败,在于它总是以某种抽象的概念来框定未知的“终极”,物质本体论也难以摆脱传统本体论的阴影。实践本体论的合理性在于：实践是人的存在形式;实践既是人的最本真的存在,又是人通向终极境界的唯一途径。因此实践本体论正是对传统本体论的超越。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它蕴含着实践本体论的三个本体性的要素：具象本体——“实事”;抽象本体——“是”;能动本体——人。这是实践本体论的最基本的操作原则和操作原理。因此,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是实践本体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自然归结     

“诗言志”:一个关涉隐喻的诗学命题

“诗言志”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基本命题。本文通过对“诗学”及“诗”、“志”等概念的辨析和追踪,从释义学、符号学和诗学理论相结合的角度对这个命题作了新的阐释。作者认为,语言的深处是一种信仰,语言的权力就是隐喻的权力。如果在诗学理论上读解“诗言志”而追寻一条意义链的踪迹,这条意义链就是在“诗”、“志”、“意”、“识”、“记”等互为训释中组接而成的。如果认为诗是书写使意义出场的文本形式,那么,主体创作的诗作为既成的书写也仅是在隐喻中使儒家经典文本指归的道德伦理出场而已。说到底,“诗言志”是一个关涉隐喻的诗学命题,儒家诗学批评就是对“经”之隐喻的承诺,是经学中心主义的本体论隐喻     

儒道审美思想的比较

本文从美学的核心问题——审美本体入手,分析了儒道的审美本体——“道”,认为“道”在儒道两家有着根本对立的解说,即儒家是伦理之道,而道家则是自然之道。从这一点出发,作者认为儒家的审美过程和方式是一种把审美视为情感中介的感情活动;道家的审美过程和方式是一种超感性的纯主观的心灵活动即内省体验,由此决定了儒家审美的社会功利性和道家审美的超功利,即道家把审美看作人生的最高境界。最后,作者从美学史的角度论述了儒道审美思想的互补和融合。     

论“道治”政治哲学

“道治”是与“礼治”、“法治”相对的范畴,是对道家政治哲学的新概括,它揭示了道家思想的政治哲学性质。“道法自然”是“道治”政治哲学的核心,代表着中国古代的自由理念,也是中国古代民主观念的萌芽;“清静自治”是“道治”政治哲学的特征,无为和自治是其内在机制,“依道治国”和“以道治国”是其两种形态,二者之间体现为体与用、“道”与“术”的关系。     

帛书《道原》《淮南子·原道》《文子·道原》的道论思想新探——以“无”和“一”两个概念为中心

帛书《道原》和《淮南子·原道》《文子·道原》是三篇反映道家道论思想的重要文献。首先，这三篇文献从本体论的角度对“道”做了深刻论述，肯定“道体”具有“无”与“一”的特性；不过它们的具体诠释又是有差别的，如“无”有“虚无”“，一”有“统一性“”唯一性”和“本原性”的涵义。其次，这三篇文献都从“道用”的层面来展示了本体之“道”，但其如何展示有差异和侧重，如对于“道用”之“无”的诠释即有“虚无”和“无欲”两种。归纳起来看，这三篇文献所反映的早期道家的道论思想在宏观上是大体一致的，但亦有一定的差别、变化和发展，其中从帛书《道原》到《淮南子·原道》的间距较大。     

王弼的阐释学思想与经学玄学化的破坏性误读──兼论儒道诗学的“内道外儒”人格构成

在中国古典阐释学的发展历程中．由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向所引起的经学的玄学化是以王迅为肇事的历史界标的。儒家士人主体“立言”的经典文本在王迅的破坏性读解下开始走向意义的解构。王迅以玄妙的清谈即把先秦两汉多少巨儒封闭在经典文本中的儒家文化世界和儒家诗学世界颠覆得支离破碎，从而引起了一个民族文化形态和诗学理论思维的转型。     

儒家经济思想之深层土壤──兼论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的儒、道融合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五大主流派(儒、道、墨、法、农)中论其对后人影响之深远,可谓儒、道并举。在传统文化中,尽管独尊儒术,掩盖了其它学派,尤其是道家在传统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但事实上在民族性格和价值观念的形成上,道家起了儒学所无法起到的作用,并为儒家学说培植了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心理土壤。 与道家相比,儒学一直显得很吃香。它对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宰是显而易见、妇孺皆知的。而道家对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摄作用则如同其道体一样,无影无形。自汉武帝采纳董氏之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便交上了红运。但在…     

“兴寄”说发微──一种诗歌审美运动的剖析

“兴寄”说是华夏诗国中源头最早、内涵最富、歧义又最纷纭的诗学专论。本文从研究文艺审美“自己运动”的高度，剖析审美主体、审美客体诸要素对主客、心物之间兴会感应的决定作用；把握从具象到兴象、从心绪到兴义、从立意到取境等兴象与兴义间辩证运动的过程和形态；兼及此说所涉及的心、物、象、理等古代诗学概念的疏理。通过对“兴寄”说──一种诗歌审美运动规律的揭示，体现传统诗学所具有的科学性、系统性。     

论张载哲学中“气”的伦理意蕴

张载论“气”,正所谓“立标以明道”,在宋明儒家经典诠释及义理建构中堪称典范。“气”不仅具有一般宇宙本体的形上意义，而且包括个体人格的塑造、伦理秩序的生成以及万物生生的伦理本体形态，并通过逻辑的方式推衍形成系统的义理结构。“气”扩充、流行于天人之际所体现的自然属性与人文特质，以德性、伦理及秩序等方式在宇宙论的视野中肯定人、人性以及人道。于此，展开一个“生生”的伦理世界，又蕴蓄追寻至善的理想境界。     

儒家“诚”的道德哲学意蕴及价值本位

"诚"作为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不仅是道德准则,更体现为天道本体与人性的根源."诚"贯通天人,为儒家伦理道德价值提供了终极依据.内求于心的"诚之"工夫是达致天人合一的理想道德境界的修养途径.梳理"诚"的道德哲学的内涵对于诚信缺失的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道德启示.     

重塑本体论的现代诠释确立本体论的超验信赖

“追寻本体是哲学存在的根据”。“本体”的现代内涵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它是“可以说”与“不可说”的对应关系的存在 ;是“物———我”合一的澄明之境 ;是人对自身存在的一种信仰。哲学本体论的终极关怀是超验的。“超验”作为与“经验”相对称的哲学范畴和哲学规定 ,有着重大的本体论意义、人生意义和科学意义。确立“超验”的合法性 ,不仅必要 ,而且是一种事实。它不仅不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排斥对象 ,而且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争之地。否则 ,在终极信仰上的阵地就只能拱手让给宗教和迷信。     

老子之“道”和《薄伽梵歌》中的“原人”比较

《薄伽梵歌》是印度教宗教哲学的圣典，数论和瑜伽是其核心内容；《道德经》是道家思想的核心。“原人”和“道”在这两部经典中是核心概念。本文概括和确定两个概念的丰富内涵，并从本体论性质、本体论的意义及相关的人生论三个角度对两个概念和各自所属思想体系进行比较。所探索的问题和结论，有助于开拓《道德经》文本解读的空间，对进一步揭示以中印古代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内在特质有所启发。     

“西学”在“中学”中的命运：形而上学之例

本文以“形而上学”这个西方哲学范畴为例 ,探讨 2 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引进西学的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个普遍而独特的现象 ,即在对西方学术思维还没有搞清的情况下 ,就已迫不及待地用中国人自身的传统观念来理解之。本来在西方 ,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曾被长期作为最高层次上的“科学”来追求 ,因而其理想一直是成为严格的科学知识而非追寻人生的终极答案。但是 2 0世纪以来 ,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形而上学”范畴时 ,极为普遍地将它与中国古代的求“道”之学混为一谈 ,视之为一门专门追求人生的最高价值或境界———即“形而上”的价值“本体”———的学问 ,甚至于把宋明理学当成了真正的“形而上学” ,从而对“作为科学的皇后的形而上学”这一西方哲学中的历史事实及其所具有的深刻意义从未真正理解过     

简析《金瓶梅》“生殖崇拜”文化返祖现象

近几年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表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父系时期存在着“生殖崇拜文化现象。这是由于原始时期的初民缺乏科学知识,对生殖器交媾可以繁衍后代感到神秘莫测,大惑不解,因而产了生殖崇拜意识。由于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和理性意识的增强,这种文化到了先秦时期流变成一种哲学思想,即阴阳文化精神。进入封建社会后,“生殖崇拜文化离开了对象本体,其精神折射到儒家和道家的学说中,呈现出新的意识形态。儒家和道家对生殖的崇拜,避却了生殖器官的具象,转化为对生命现象的重视,如儒家对先祖的敬奉和传宗接代的重视,道家对“长生不老”的追求.…     

从“中和”哲学观到“雍容典雅”的诗学追求——有关刘勰《文心雕龙》的一个重要贡献

学术界许多论者以“和”或“道”作为诗学传统核心进行广泛论述。其实,“和”是哲学或伦理学传统,而非诗学传统。中国是由“和”的哲学方法论才引申出“雍容典雅”的诗学传统。刘勰初步认识到“经”与“诗”、政治哲学与诗学不能混同,从而把中和哲学观转化为“雍容典雅”的诗学追求。在“雍容典雅”诗学传统形成过程中,刘勰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认识这一点,对文学理论在向现代转化中如何处理诗学对现实的关怀,使其具备人文品位,有着重要意义。     

《老子》“道”的哲学释义

本文以“道”的逻辑演进为序，以哲学为视角，阐释了《老子》“道”的分成系谱，提出了“道”分为“无名”的本体之道与“有名”的规律之道，并对“道”如何内化为本体和外化为规律，作了详细说明，同时对《老子》研究中的一些疑难作了必要的辨析。     

“知者乐水”与“上善若水”--论柳诗“枯澹”之美

苏轼评柳宗元诗,好用“澹泊”“枯澹”等语,意指其诗歌创作形貌朴实而情韵丰满。所谓“枯澹”之美实与儒家所倡“中和之美”、道家所倡“法天贵真”本质相同。柳诗中具有“枯澹”之美的作品,集中创作于元和五年至元和十年之间。在此期间,柳宗元深受儒、道两家“知者乐水”“上善若水”等观点的影响,力求改变“躁进”心态,愤懑之意减淡,内心日趋平和,诗歌创作讲求自然,故这一时期的作品呈现“枯澹”之貌。此外,移居愚溪也是造成柳宗元诗歌风格变化的原因之一,而苏轼的个人处境和遭遇,也使他格外看重柳诗的平淡自然之作。     

“理由”的概念与黑格尔的目的性本体论

自从古希腊哲学发韧，对于存在者之存在的本质的发问便被放置到对存在者之存在根据(理由)的探索之中。在理性本体论产生之后，事物存在的“理由”往往是从其合理性方面得到解释。这里知性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黑格尔对理性本体论的扬弃主要在于，旧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实际上是一种“本质性的本体论”，而思辨哲学则是一种“目的性的本体论”。但它们都仍然属于本体论上的理由解释的层面。在本世纪哲学从认识论上的“理由”重新回到存在之本质的追问的总体思想语境之中，黑格尔的目的论思想再次显示出其特殊的意义。     

儒家的“创造性转化”与“转换性创造”——以林毓生与李泽厚中国式现代化为考察中心

林毓生的“创造性转化”与李泽厚的“转换性创造”,提供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同导向性方案,同时也是儒家得以“创化”与“转创”的现实路径。“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儒家的现代性转型,林毓生所要“转化”的乃是儒家人文主义,李泽厚所要“转换”的则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以西方自由思想为比照,林毓生将“仁”从“礼”中剥离出来,而且把“仁”置于“礼”之先,再与“天赋人权”观念接通起来,从而试图在“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西方自由人文主义”之间实现新的整合。李泽厚描述出“仁”本生于“礼”而后主宰“礼”的历史转变,又在公德与私德区分的现代意义上,主张“礼”“仁”分疏以区别于二者合一抑或对抗。据此,李泽厚以“西体中用”的方式,力求探索出“儒家宗教性道德”与“现代社会性道德”之间新的融合。当代儒家所在寻找的恰是“儒家性的现代化”之路与“现代性的儒家化”之道,“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对传统的从“创造性转化”到“转换性创造”之转变。     

社会存在是“关系”本体——解读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一个新视角

关于马克思哲学有无本体论以及是何种本体论的问题,中外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对此,卢卡奇提出了他的看法.在其晚期《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中,他提出并论证了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是劳动—实践本体论的观点.他通过对劳动形成的主客体关系的阐述,论证社会存在本体的关系属性,得出社会存在既不是实体本体也不是意义本体而是“关系”本体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