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

我国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方面,基本形成体系,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程度远不及对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参见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Declaration of Istanbul).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遗产生态发生了变化,一些文化遗产尤其是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的减少.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法律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百色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及保护对策

百色市属广西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是少数民族聚集区,民族民俗文化底蕴深厚,非物质文化丰富。近年来,百色市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做了许多工作,但由于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法律保障不力,保护机制不完备以及现代文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依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生存危机。如何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论土家族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对象

科学界定土家族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对象,是法律有效保护的关键。本文从比较法角度,论证了土家族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对象应包括精品物质文化遗产、一般性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法学:学科建设任重道远

[主持人语]自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一系列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公约以来,国内学者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理论及实践进行了较多探讨。从现有的研究状况看,学者们大都将关注重点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上,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以及特别权保护模式上,对于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则相对比较忽视,将文化遗产视为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二元模式初探——基于利益区分的分析视角

我国目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采取的主要是行政主导的立法模式,由于未能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的利益关系建立相应的产权制度,保护效果不尽如人意。按照是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新性利用可以区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上的存量利益和增量利益,进而初步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二元法律保护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应参照国内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状况,认真分析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制定出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对策。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版权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性与法律的滞后性矛盾十分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民族性、传承性、区域性和变异性的特点,由此带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难点。现在各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行政法保护模式和知识产权法保护模式两种,我国已有行政立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规制,为完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进行版权保护。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的建构

我国文化遗产法律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所确立的基本法律依据和准则;二是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性法律、法规和规章等。我国文化遗产法律制度建设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建立起全方位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制度,这也是我国文化发展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正式出台已指日可待。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机制探析

在当今如何保护脆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生态环境不受破坏,不被损坏和消亡,是一项紧迫而又重大的任务。该文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机制方面探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政府行为的法律规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基础工作,政府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通过法律明确政府的职权职责是必要的,但规范政府的行为过程,加强对政府行为的法律监督,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来讲尤其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应加强对后两者的规定,才能充分、有效发挥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导作用,促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传承.     

考古类文物返还的法律难题及解决之策

中国在对非法盗掘流失海外的考古类文物进行合理追索时,常常面临文物来源国与市场国之间法律层面上的障碍与困局。以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遗址被盗金箔饰片案为例,根据中国与法国的国内法规范,分析案件争议标的物所有权移交过程中的问题,关注原物所有者、善意取得者、时效规则、国家利益与公共政策等利益的平衡。依据国际软法规定,梳理出有利于中方文物所有权永久回归的规则。摒弃以往可行性较小的诉讼解决途径,由中国国家文物局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与法国吉美博物馆进行双边协商与谈判,并以物之所有权永久回归的方式推动考古类文物的返还。     

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从“二分法”到“四分法”

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走出"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或二元选择的困境。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并非只出现对立或趋同两种形态,还会出现并存、联结等连续形态或中间形态,至少会出现对立、趋同、并存、联结四种不同形态。因此,我们不能再采用传统和现代"二分法",而应该运用"四分法"。我们不仅要把文化遗产放在校园、博物馆、传承人工作室、非物质文化遗产研习馆等场所看其留存和继承,更应该将其放在具体的经济社会场境(如国家、地区、城市、小镇、乡村等)看其传承和发展。我们既要看到现代化进程对文化遗产的冲击,也要看到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遗产的并存;既要看到文化遗产被动受所处经济社会场境影响的特点,也要看到文化遗产具有的能动性,其可以自主生成各种企业、组织、产业甚至产业集群等。     

我国文物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反思

我国当前的文物立法存在着文物保护相关法律的执行效果较差、守法自觉性有待提高、立法过程中部门权力的博弈客观上降低了立法效率并影响法律内容的有效表达、文物保护法律体系的统一性不高、救济措施难以达到预期的社会效益以及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机制尚未形成等诸多问题,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公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其有待改进和完善.     

论新文物保护法的制度创新及其立法完善

论述了新文物保护法的制度创新,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制度、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制度、馆藏文物管理制度、民间收藏管理制度等。同时,还论述了新法的一些不足之处并提出立法建议,如“文物”概念的立法完善、保护文物“原真性”原则的立法完善等。     

论科举文化遗产

科举文化遗产包括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两大类,兼具传统考试文化、儒学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性质,在中国古代教育史、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历史性、传承性与多功能性.应加强科举文化遗产的教育、宣传和保护工作,普及科举文化遗产知识,深入开发科举文化资源,进一步发挥科举文物、文献的人文与经济价值.     

文物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及裁量基准科学体系建构研究

文物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文物行政执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有助于提高行政工作效率;而滥用自由裁量权,则导致权力寻租。规范文物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就是要根据文物行政执法的实际情况,细化裁量权力,构建科学的裁量基准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控制文物行政处罚自由裁权的实施保障机制,促进文物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公正、合法、合理地运用文物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聚焦与提升: “查海遗址”文化品牌

座落于辽宁阜新的“查海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古代居民的村落遗址,被尊称为“中华第一村”。作为人类文明的起源,它的发现对于追溯人类的文明史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但从“查海遗址”文化保护现状来看,这一文化品牌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打造“查海遗址”文化品牌迫在眉睫。聚集与提升“查海遗址”文化品牌,对于延伸中华民族文明史、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推动区域文化产业共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文物保护法》有关民间收藏文物诸条款的若干思考

2002年10月28日颁布实施的《文物保护法》将原法“私人收藏文物”更名为“民间收藏文物”，并由原来的3条增加到10条。新《文物保护法》对民间收藏文物诸条款的规定，一方面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所面临的新情况，另一方面在管理制度和政策上有利于实行适度开放的政策，从而达到规范市场，使民间收藏文物有序流通的目的。     

我国民间文物鉴定人管理现状及其规范

随着文物交易市场的不断繁荣,民间文物鉴定行业的发展也突飞猛进。由于我国目前尚无规范民间文物鉴定人的法律依据与行业管理机制,导致文物鉴定水平良莠不齐,严重影响到文物交易市场的发展。我国目前采取的行政干预方式进一步加剧了市场机制失灵的现象,应当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实行行业组织管理与明确法律责任的双重规范模式。建议确立民间文物鉴定人的市场主体地位,建构文物鉴定人的准入制度,并明确鉴定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论新时期中国民族文物的保护

民族文物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应该受到珍视并得到强有力的保护。然而,新时期民族文物的消失、流失现象仍然显得十分突出,其原因在于对民族文物的概念、范围、分类、价值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尚缺乏公允的、统一的认识。作者通过长期以来对民族文博工作积累的一点实际经验,对民族文物作了初步的界定和分类,并对民族文物的保护工作提出了几点具体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