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大历诗歌的社会心理特征——兼论盛中之变

如何重新认识向来被看作为“诗道初丧”的大历诗歌,这不仅关系到大历诗歌的评价,而且涉及到如何进一步探讨和弄清盛中唐诗歌变化的问题。本文企图通过剖析大历诗歌所表现的社会心理来把握大历时代精神的特征,说明其精神在盛中唐诗风变化中所起的重要中介作用。 一、战乱心理 大历诗人的战乱心理是极为特殊的。汉末和魏晋六朝时期的诗人对长期战争纷乱、朝代更替的现实有着已被磨钝的习惯的、因而不甚敏感的心理和感觉,以及随遇而安的性情。与此不同,大历诗人大多生长在开天盛世,在盛唐自由风尚的熏陶下,养成一套固定的理想模式和行动方式,并满以为按此能够取得功名。     

清空晓畅 圆熟蕴藉--从刘长卿的诗歌艺术特色看大历诗风

唐大历时期,诗人多官居下僚,有志难伸,常集会唱和,因此诗歌风格、体式趋同,有类型化倾向.在"大历十才子"之外,还有江南地方官诗人群体.其中刘长卿地位特殊,诗为翘楚,是大历诗风的代表.     

大历诗坛上的一个特殊存在──试论韦应物诗歌古近诸体的艺术风貌

唐代大历时期是五七言古、近诗体演变的重要时期。在诗体变化的过程中，创作主体对诗歌体式有着不同的创作观念、审美体认和运用方式，因而创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形式特征也各有卓异之处。将韦应物放置于大历时期诗体变化的特定创作环境中来考察，既可缕出这一时期诗人运用五七言诗歌体式的共同特征，又能发现韦应物运用诗歌体式的个性特质。不论是古体还是近体，韦应物与其他大历诗人相比，都是一个特殊存在。     

儒禅互融与大历诗风

安史之乱后的大历、贞元时段是中国古代儒学、禅学、文学发生衍变的重要时期。儒学、禅学的新特征在大历时期已显端倪 ,儒学吸纳、认同禅学与佛学趋于儒化倾向是互逆背反而又和谐归一的现象。从形式上看 ,大历时期的思想价值体系已不复统一 ,但实质上 ,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形成的有特点的意识形态的表现。这一特质对大历及其后的诗人的艺术追求、艺术表现、语言运用有根本性的影响。诗人力争学通儒释 ,半儒半禅 ,亦禅亦儒 ,心态夹缠复杂。诗人的“儒释观” ,“出处观” ,形成了“尘内”与“尘外” ,“勤王”与“事佛”的矛盾与融通 ,在儒释之间都经过了一番转换与互融。这使得大历诗歌在艺术表现上给人以亦俗亦雅 ,亦执着亦超脱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但其内在心理机制是同一的。文学语境上也呈现出多极化的特点。     

大历诗歌意象的禅意特征

在大历诗歌中,流水意象、花意象、芭蕉意象出现的频率很高,这些意象往往突破传统意象的内涵,带有浓郁的禅理禅趣,体现出佛学对大历诗人思维方式的影响。     

“大历十才子”无李益

大历时代在唐诗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具有特点的时代。它处于唐诗发展的两个高潮时期之间,总结这个时候多数诗人在创作上的教训,研究少数诗人能够摆脱文坛风尚而获得成功的原因;以之与前后两个时期作对比,对阐明唐诗繁荣的原因大有帮助。但哪些人是“大历十才子”呢?众说纷纭,迄无定     

《箧中集》诗人——王季友生平考证

王季友是盛、中唐时期有一定知名度的诗人,才学人品受到岑参、杜甫、钱起等人推重,同时代殷璠《河岳英灵集》、元结《箧中集》并收其诗。但王季友身后湮没无闻,生平失考,诗歌散佚。今人较少关注,研究亦有疏漏。本文认为王季友隐居河南时期的身份是隐者、诗人兼商人,宝应元年因友人李勉的举荐出任华阴尉,此后仕宦经历与李勉息息相关,并于大历二年归隐山林。     

大历十才子与盛唐边塞诗派边塞诗歌内容之比较

边塞诗派是唐代著名的诗歌流派。盛唐过后,唐代宗大历时期的著名诗歌流派“大历十才子”诗派也创作了不少边塞诗,他们的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派的边塞诗有同有异:其同在于两者均有边塞景色的描写及胸臆愁懑之情的抒发。其异之一在于盛唐时期蓬勃的时代精神造就了盛唐边塞诗中瑰丽雄奇的西域风景画,“大历十才子”边塞诗中的边地风物则少了盛唐逸气多了感伤色彩;之二在于盛唐边塞诗中的离愁别绪表现得愁而不惨、悲而不凄,而“大历十才子”笔下的乡思之情则凄惨愁郁、幽怨绝望。     

唐诗中城市意象的空间意义——以桂林为例

我国古代文学中久已有记录城市变迁的文字.唐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城市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伴随着古代城市的发展,城市诗歌所体现的内容也愈加的丰富多彩,包括城市地域、水文风貌、民俗风情.风光秀丽的桂林在当时便是作为“贬谪地”的城市意象出现在唐诗中,承载着诗人的离愁和愤懑,构建了一个与众各别的精神空间与美学空间.同时,它又是诗人心理空间的投射,承载着诗人的城市观念和文学理想.     

戴叔伦诗歌意象新解

戴叔伦是大历、贞元年间著名的江南地方官诗人。戴诗所摄取的意象既是大历时代前途黯淡令人失望的社会现实的外化,更是叔伦超然物外的精神追求和坚贞自守的人格理想的表征。本文将从自然和人文两方面阐释传达诗人生命状态的意象涵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