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国际法价值多元化

国际法发展呈现价值多元化的趋势。国际法首要和基本的价值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传统国际法追求的是国家价值,即独立、平等、自治、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等,集中表现为主权原则。现代国际法日益关注个体的人的权利,强调人的价值。在国际法的发展上表现为人权的普遍化与国际化及国际法规则的人本化。中国需要坚持国家主权原则以维护国家利益,而人权保护和国际法的人本化又与“以人为本”、“和谐世界”不谋而合。     

论领事关系中的个人权利

由于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发展,国际法出现人本化趋势,领事关系法也不例外。国际司法机构通过解释《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件,确认嵌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下的个人权利,并且将这些个人权利纳入最低程序保障和生命权等人权框架内,推动领事关系法的人本化。     

胡锦涛法律思想初探（下篇）

胡锦涛法律思想是对邓小平法律思想、江泽民法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他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方法和论断,内容丰富,涉及到了法理、宪法、行政法、刑法、民商经济法、程序法、社会法、国际法,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集体法律智慧的结晶,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崭新成果。下篇主要是就胡锦涛刑法、民商经济法、程序法、社会法、国际法等思想进行了梳理。     

胡锦涛法律思想初探(下篇)

胡锦涛法律思想是对邓小平法律思想、江泽民法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他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方法和论断,内容丰富,涉及到了法理、宪法、行政法、刑法、民商经济法、程序法、社会法、国际法,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集体法律智慧的结晶,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崭新成果.下篇主要是就胡锦涛刑法、民商经济法、程序法、社会法、国际法等思想进行了梳理.     

四百年国际关系的流变及其与国际法的互动

对国际法发展阶段的划分,并不与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完全一致。国际法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在欧洲产生并形成初步体系;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晚期从欧洲扩展到全球,并逐步形成较完整的体系;从冷战后至今直至未来,处于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成熟体系的阶段。新世纪在国际法"当代化"的进程中,应当为形成一个完善与成熟的国际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国际法发展之新思路

中国国际法发展的新思路包括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在理论方面,应遵循以下两条主线：一是将中国的和谐与西方的正义、公平、平等、善意等原则相结合,构建完善的自然国际法基本原则体系;二是将自然国际法与实在国际法结合,弥补以往割裂性移植西方法学理论的缺失。而在实践方面,应当建构适应于新世纪的实在国际法基本价值,促使实在国际法向符合自然国际法的方向发展。新的思路将即使中国国际法更好地融入主流国际社会,又使其具有独道特色;既有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有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     

国家官员的刑事管辖豁免权在国际司法实践中的弱化

以皮诺切特案为起点,首先简要介绍了当前国际和国内法庭对国家高级官员刑事管辖豁免问题的相关司法实践;其次以属人豁免和职权豁免两大理论为基础,结合其他国际法基本理论分析了这些实践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及其产生原因;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受国际法人本化的影响,国家官员的刑事豁免权在司法实践中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虽然国际社会对该领域某些问题尚未形成统一观点,但该领域的国际法正在朝着更加明确的方向发展。     

国际法定义新探

通过对目前国内出版的各种国际法教材中国际法定义的比较 ,指出在定义问题上存在的过于简单化的倾向 ,根据定义的要求提出简要应以确切为前提的观点 ,基于法的一般原理和国际法的特殊性归纳出一个较为全面体现国际法本质特征的定义 ,并就其涵盖的几层意思逐一作了解析。     

关于国家承认理论的发展

冷战后,国家承认的理论和实践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国际社会的国家承认实践对传统的国家概念及国家概念的某一要素在程度上的要求产生了重大影响;"宣告说"虽然在传统国际法的理论中占据相对优势地位,但"构成说"更多地获得国际社会的国家承认实践的支持;国家承认还呈现出所谓"权利化"趋势,除了自决权之外,人权与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民主、法治等都成了欧美强国国家承认的标准和条件。     

日本“正常国家化”及其影响

日本国家的"非正常化"集中表现为国际法意义上的"敌国身份"、战争的"非法化"、国家安保的"外包化"、国家主权的"残缺化"及领土范围的"模糊化"。随着日本国内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正常国家化"成为日本的战略诉求。日本对"正常国家"的追求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国际经济法

经济全球化必然对国际经济法产生重大影响。国际经济法对经济全球化已作出３方面的回应：国际商法统一进程的加快；国家对国际商事交往的管理的弱化；国家之间在经济领域中彼此约束的加深。未来国际经济法的走向将受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的影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妥协将决定国际经济法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商人的力量、国家的力量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将是对未来的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产生决定性作用的３大主要力量。在国际经济法日益走向体系化、完备化的今天，更需要加强对现实中的而不是理想中的国际经济法的研究。     

论国际运输法统一下的海商法“上岸”——以《UNCITRAL运输法草案》为起点

多式联运的兴起使各国对于国际运输法统一的呼声愈加高涨，海商法中的运输法律将成为国际多式联运公约的制订基础，在国际运输法统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UNCITRAL运输法草案》虽以海运制度为主体，但已从适用范围和调整主体两方面突破了原有海运公约的性质，在体现国际立法新趋势的同时，也使海商法“上岸”从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国际运输法下的海商法上岸方式对我国海商法上岸将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为我国海商法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契机。     

透视我国外资法的修改

自1979年颁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至今,我国已颁布200多项鼓励、引导、管理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形成了相对健全的国际投资法制环境。但有些规定不符合《TRIMs协议》的要求,为了适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形势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我国根据《TRIMs协议》和对外承诺,对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法规作了大幅度的修改,从中可以预测我国外资法的发展方向。     

论非政府组织(NGOs)的国际法主体资格

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的勃兴,给传统的国际法律秩序带来重要影响和挑战,它的活动与国际法诸项环节都发生关联,但其法律人格尚处于不确定状态.鉴于其在全球性国际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应从国际法角度对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加以探析.     

从国内法与国际法的比较看国际法的等级性

当今世界各国在客观上存在着地位和实力的差异,主观上都在尽力利用国际规则维护自身利益,甚至表现出强国对弱国的强制。在等级性(或阶级性)视角下,国际法是参与国反复强调本国意志和利益,经过较量、博弈等过程最终妥协的结果,也因而致使国际法对各国意志和利益的表现程度有所不同。较之于国内法,国际法以国家利益为主要内容,自我舍弃性更强,更易于被忽视等。     

人际法律冲突中的法律选择方法

人际法律冲突是因属于不同种族、宗教、团体或阶层的人适用不同的法律而产生的法律冲突。苏丹是非洲大陆上一个典型的多种族国家,人际法律冲突非常普遍。以苏丹国内的人际法律冲突为例,将人际法律冲突总结为两种,即属人法在各自的国籍国法院、宗教或种族团体的法院实施的情况以及在一个法院内同时实施两种或两种以上属人法的情况。在两种情况下,解决法律选择问题的方法各异。在属人法律制度中,沙里阿法院或地方法院总是适用法院地法审理案件,因此,法律选择问题转化为管辖权问题。而在实施两种或多种属人法的民事法院内,法院对法律选择问题采用了与国际私法中法律选择方法相似的方法。     

从金砖国家国际合作的视角看气候变化时代的中国能源法

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以及密集型农业模式使得金砖国家对于全球变暖表现得更为脆弱。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金砖国家的行动会对世界范围内温室气体减排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时代,中国承受着国内能源短缺与国际温室气体减排要求的双重压力。中国已经制定了若干关于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的法律、法规,并正在制定中国能源法。这些法律法规在节能降耗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仍然存在一些缺陷,不能很好地解决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问题。将金砖国家能源方面的法律法规汇总进行研究将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时代开展国际合作、重建能源法律体系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指引。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将其能源部门的相关政策与其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立场相协调。     

浅议法律全球化——兼论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互动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潮流。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对国际法和国内法产生巨大的影响,亦即法律的全球化。在适应和调整由于经济全球化各国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国际法不断地国内化,反过来国内法也不断地国际化,正是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这种互动,使得国际法和国内法的界限不再清晰,全球范围内的法律规范不断朝着日益趋同甚至统一的方向前进。     

论涉外动产物权的法律适用问题——以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视角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对于涉外动产物权的法律适用问题,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优先原则,再依照“物之所在地法”的原则进行法律适用。将债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引入物权领域的规定融合了物权债权化的发展趋势,但是也冲击了传统的物权的法理领域,可能不利于国际商事交往中的交易安全。纵观世界,现在大部分国家对动产和不动产统一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则,“动产随人”的“属人法”原则逐渐在各国的立法中淡化。但是,涉外动产的法律适用问题要远远比不动产复杂,在适用法律的实践过程中又会因为动产的构成因素复杂性与不同动产处所的不可确定性等问题在运用冲突法原则上产生问题,于是,许多国家又为此规定了例外的情形。     

香港与内地区际法律冲突及其协调

香港与内地分离长达一个半世纪，在英国殖民统治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体系。回归后，原有法律基本不变，使得香港与内地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域，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即区际法律冲突。切合实际的协调办法是在近期内适用冲突法中的冲突规范来协调，然后制定统一的区际冲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