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变———兼论“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

"抗战大后方"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支持和支援对日作战的后方战略基地。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演变与日本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密不可分,也与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中国抗战实力与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有密切关系。为准备对日作战,国民政府经历了由经营西北后方根据地向以西南为重点的战略大后方的转变,并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正式确立了以四川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的战略地位。此后,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伴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动,又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宣告结束。并在此基础上,从"价值"、"空间"、"时间"三个维度初步探讨了"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     

抗战初期日本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政策的演变

抗战初期,日本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政策基本上受战况、国际形势及国民政府和战态度的左右,从而出现了几次重大转变。但日本不论是采取和谈的方式还是扶持傀儡政权,或后来在一些和谈条件上的让步,其全面灭亡中国的意图始终未变。由于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终未投降日本,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企图未能得逞。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对日外交研究

国民政府北伐期间,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但在实力未足的情况下,对帝国主义主要采取分而击之的原则。而国民政府联络的首要对缘便是日本。日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对国民政府表示了友好之意。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后,与日本积极接触,协调中日关系,通过一系列交涉谈判,在满蒙等重要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双方都较为满意的协议,从而保证了国民政府对英行动的成功实行。     

从中东路事件看九一八事变

1929年7月,中苏之间由于中东铁路的路权归属问题,爆发了中东路事件,引起武装冲突。直接导致了国民政府对苏俄宣战,两国断绝外交关系的,战斗主要在中国的满洲里和扎赉诺尔地区展开。最终以中国东北当局与苏俄签订《伯力协定》,中方接受苏方提出的恢复中东铁路中苏共管的原状、双方释放被俘人员,苏俄占据中国黑瞎子岛而结束。而中东路战争对于国民政府不啻于外争国权的运动一个重大打击,而且对中国东北当局对外交涉带来难以抹去的阴影,正是中东路上处理的失败使得两年后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当局举止的失措。     

红军长征对西北国统区的影响

红军长征到达西北，一方面促使人们更加关注西北边疆问题和吏治问题；另一方面则促使国民政府与西北回族军阀的关系更加密切，从而加强了回族军阀对宁青两省的统治，同时也使国民政府在西北的统治更加稳固。     

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政策取向

抗战前十年的西北开发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国民政府的开发政策有以下取向 :一方面 ,重视西北开发 ,并确定了整体性的开发原则。另一方面 ,鉴于国家面临的安全形势和西北的实际状况 ,又确立了以国防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和水利建设为起点的开发重点。这一取向 ,兼顾整体和局部 ,基本符合战前中国和西北的实际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日宣传组织机构和队伍建设

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七七事变以后国民政府不断完善对日宣传组织机构。本文试图探讨国民政府在1937年到1945年对日本的宣传组织机构和队伍建设。为了应对抗战的特殊局面,国民政府设置了针对日本的专门的宣传机构,这些机构在抗战期间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中国自由派基督徒视域中的苏俄国际形象（1918—1949）

从十月革命到新中国成立30年间,苏俄一直是中外基督徒关注的焦点。在基督徒的话语中,苏俄的国际形象在红色帝国主义、反帝斗士、弱小民族代言人、和平的敌人或柱石等各种相互矛盾的形象中重叠上演。基督徒在苏俄形象描画上的差异,不仅预示着他们的分化,也隐藏着他们的政治认同,成为他们靠近或疏离共产主义的一个特殊变量,以致最终影响到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迎拒,并成为他们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参考资源。     

抗战时期孔祥熙与日本字垣一成间的秘密和谈

1938年,日本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不久,日本和蒋介石便从各自国内各方面的因素考虑出发,决定重开和谈的大门。当宇垣一成出任日本外相后,遂再次向中国伸出诱降之手,国民政府也不失时机地表示响应。于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派其秘书乔辅三与宇垣的代表、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在香港开始了初步交涉。双方讨价还价多次,但终因在蒋介石下野问题上相持不下而告失败。     

王世杰与二战后索赔问题之浅析

在战后对日本索赔问题上民国政府也曾经进行过一定程度的努力,作为军事参事室主任及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对战后索赔问题更是积极建言献策参与其中;诚然最终国民政府所获赔偿与所受到的破坏、为战争付出的代价相比简直就是凤毛麟角,但我们却不能就此抹煞王世杰所作出的努力。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西北开发

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开发分抗战前和抗战时两个阶段,战前的开发是战时开发的基础,战时的开发是战前开发的继续.国民政府战前的西北开发固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有资金、人才不足的客观因素,也有建设经验不足、急功近利的主观原因.而国民政府战时再掀的西北开发热潮,则是在总结了前期开发教训基础上,将抗战与建国并举,以抗战促进开发,以开发支持抗战,贯彻因地制宜、合理开发原则,取得的实绩充分证明了西北建设必须坚持科学指导、理性开发的重要性.     

南京国民政府上层人士与“西北开发”

国民政府在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到溃逃台湾这20多年的时间里,迫于国内的形势和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先后两度提出了＂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口号,掀起了两次＂西北开发＂的热潮。促成开发西北热潮的形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这中间,国民政府上层人士对西北开发也提出了很多切合西北实际的看法和主张,并且多次赴西北各省进行实地考察,在西北开发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诸如戴季陶、宋子文、蒋介石、朱家骅等一些显要人物起到了非同一般的作用。本文在分析其相关言论的基础上,对其关注西北开发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剖析,同时也对个人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中肯的评价,认为由于国民政府上层人士所处的特殊位置,其个人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西北工业建设政策与绩效

抗战时期,中国战场前方战备和后方供给都有待于西部经济建设予以支持,但抗战前西北乃至整个西部的工业是极其微弱的,经济十分落后,难以支撑抗战。为支援抗战,国民政府加大了西北工业建设力度,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考察活动与西北开发

国民政府时期,由于国家政策导向、西北战略地位和西北边防形势日益严峻等原因,国人对西北的考察活动日益增多,前后持续十几年,其中既有国民政府组织的以政府行为为主的考察、视察活动,也有各种社会团体、个人自发组织的考察活动。这些大大小小的考察活动,一方面是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对明确西北自然和矿产资源,推动西北开发热潮的兴起,政府开发西北政策及措施的制定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国民党政府对“九·一八”及“一·二八”事变之反应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仅用5个多月时间就占领了东北3省,紧接着又发动“一·二八”事变,威胁远东金融中心上海和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国民政府乃至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机.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内各派系开始重新聚合,无所作为的国民政府逐步对日采取积极的内政外交措施.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人口政策研究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应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促进国内社会发展采取了较为积极的人口政策。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并未形成一套系统的、及时有效的人口政策,更大程度上是对现实的被动反应。分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人口政策,有助于了解抗战时期社会发展状况,也能为建国后中国人口政策的制定寻找一定的历史渊源和背景。     

玉门油矿的开发与国共合作

抗日战争开始后,日本侵略者在加紧对我国进行疯狂战略进攻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和石油禁运,企图动摇中国人民反对侵略的决心.为了打破敌人的石油禁运,确保我国抗日军民的用油需要,一向不重视国内石油勘探开发的国民政府,在翁文灏、孙健初等石油地质界爱国志士的积极建议下,决定开发甘肃玉门一带的石油资源.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全民族的整体利益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出发,从人力、物力、技术等方面大力支持国民政府开发玉门油矿.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在日寇封锁的艰苦条件下,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终于成功地建成了玉门油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21-1925年中国共产党对凯末尔革命的观察与反应

中国与土耳其的同病相怜,以及凯末尔在苏俄援助下的成功,促使中共高度关注凯末尔革命。但中共对凯末尔革命的评说,又反映了苏俄在中国寻求盟友,与孙中山合作的战略意图。这就决定了中共的论说是有选择性的,对凯末尔的转向和反共,有意无意地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遮蔽。对凯末尔革命的观察和反应,从—个侧面体现了共产国际、苏俄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      

威尔逊政府对苏俄政策的演变

苏俄是与资本主义“自由世界”在意识形态上完全对立的新生国家。威尔逊领导的美国政府对苏俄的政策先后经历了不干涉、反对日本独自从东方干涉、联合干涉、单独撤出干涉四个阶段。通过分析威尔逊政府对苏俄政策演变的深层原因可以看出，这种变化并不是完全由某个历史人物的意志决定的，而是根源于不同时期美国国家利益的需求。     

也谈中国抗战损失调查

半个世纪前,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口的伤亡和公私财产的损失,虽间有地区性的调查和统计,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为调查抗战损失而设置的专管机构和颁制的各种查报办法和须知。因该机构设在国民政府内,又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