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与人口老龄化

本文提出中国人口老龄化本身并不一定就是问题，伴随着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而出现的人口老龄化在初期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在１９５０～１９９０年的人口年龄构成变动中，生育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远远大于死亡率下降的影响；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这一时期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低生育率条件下，由于不同队列人口规模的差异和人口惯性的存在，仍然会使中国人口向老龄化发展。     

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影响的国际比较及启示——兼析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1970-2020年欧盟27国及新家坡、日本、韩国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差异,儒家文化传统地区与欧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差异显著。欧盟国家的生育政策显著促进了地区生育率的提升,且当生育率回升至1.5附近,生育政策的效果更加稳定;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与生育率变动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其背后反映的是不同地区家庭隐性代际责任的差异,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家庭隐性代际责任较弱,这使得生育支持政策可以更好的对接家庭生育需求,进而推动地区生育率回升;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强家庭代际责任使得这一地区的隐性家庭生育成本更高,导致该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不显著。同时,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长期性与连续性,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转变产生了长期且显著的影响。不同地区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的差异,凸显出儒家文化传统地区在提升低生育率方面面临的特殊困境,这一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需要社会支持体系的辅助,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措施,有助于系统性降低长期家庭生育成本,促进低生育率回升。     

去婚龄影响后的中国生育率转变形势

总和生育率隐含着妇女初婚年龄分布的变动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不能充分揭示中国生育率转变的真实情景。本文以寇尔（ＡｎｓｅｌｅｙＪＣｏａｌｅ）关于生育率的研究方法，从城乡、孩次、地区类型等方面切入，采用婚后年数生育率法，得出消去婚龄影响后中国生育率转变的态势，由此反映近２０年中国生育率下降的规律，并定量地说明婚龄对控制生育的重要作用，从而论证了晚婚、晚育在中国人口控制中的料学性及其深远价值。     

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分析理论框架

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西方主流的人口经济学理论，都把经济发展作为生育率下降的决定因素，尽管双方对“经济”的理解不同；还有不少西方学者否认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因为许多国家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一论点。本文同意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但又是间接的，而且影响的路径和中介环节是复杂多样的，它决定了生育率与经济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也是复杂多样的，而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但并不能依此否认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本文总结了有关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分析理论，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说明了这一框架的基本内容，并运用这一框架对中国生育率的下降作一简要说明     

中国生育率下降中的扩散效应:基于省级时序数据的研究

本文使用1950～2000年中国28个省的时序数据,分析了中国省级空间和时间生育率下降的扩散效应。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生育率下降中存在着扩散效应。空间扩散分析显示,持续的下降始于少数大城市和一些东部省份,随之是北部省份,而广大的西北和一些南部地区生育率转变较晚;时间扩散分析结果表明,省内生育率下降显示出比省间生育率变化更为明显的扩散效应,并且不同时期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因素不同。扩散因素独立于社会经济因素,其促进和加强了社会经济和计划生育因素对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影响。     

社会经济发展的生育率效应研究

本文运用相关、回归和路径分析方法，从时序与截面数据相结合的角度，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生育率效应作了系统实证分析。研究指出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生育率水平的终极性因素，但其直接影响力较小，更多地是通过中介变量间接影响生育率的变动。经济发展是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基础和实现人口控制的长期条件，文化水平在生育率转变中起特殊重要的作用。作者还分析了造成生育率时序、地区和城乡差异的原因及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水平的对策建议。     

东北地区长期低生育水平形成原因探析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东北地区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目前东北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与上海、北京持平,成为全国范围内人口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以往人们主要从思想观念方面解释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本文主要从城镇化对人口生育率的一般影响与特殊影响、农村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效、低人口生育率的跨期影响和人口结构变化、受教育程度与人口生育率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结论认为尽管不能完全否定生育观、生育意愿对实际人口生育率的影响,但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情况是影响生育水平的最主要因素,生育观和生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养老方式社会化辨析

种种迹象显示，为亿万中国老百姓固守了数千年的“养儿防老”观念，正伴随着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社会经济根基的松动而趋于淡化。究其缘由，至少可归结为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历经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实践，国人的平均寿命不断提高，老年人口群日愈壮大，“人生七十古来稀”之说已经过时。与此同时，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又形成了整整一代独生子女，这使得当代中国家庭的代际结构越来越显现出所谓“四、二、一”的典型代际结构特征，其结果迫使以居家养老与子女赡养相结合为特点的传统家庭养老方式变得越来越可望而不可及；二是面对市场…     

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世纪末回顾

本文对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生育率的下降进行了简要总结和分析。通过与发展中地区,尤其是亚洲国家的对比,说明了中国生育率下降的特点;通过不同的生育率指标来刻画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的独特性;最后简要阐述了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因素。     

经济因素与生育率关系新探——来自西安市长安区农村的实地调查

经济因素对生育率具有重要的影响，但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是通过中间变量来实现的．笔者对西安市长安区农村调查所得数据做了分析，得出经济发展引发的宏观结构变化为生育率的下降提供了基本条件．而生养成本上升和农民的相对贫困既是抑制生育率上升的因素，也是生育率不能进一步下降的原因的结论。     

中国生育率下降及其宏观经济后果研究

生育率下降有两种类型、四条道路。缓降型：法国道路，欧洲北美道路；速降型：日本、德国道路，中国、新加坡道路。生育率下降过程与经济发展过程有三种对应关系：滞后、超前、同步。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宏观经济后果：缓解了人口高速增长造成的各种危机；经济走出了“人口陷阱”，宏观人口经济关系进入协调状态；创造了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黄金结构”，同时也界定经济起飞的时间；造就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格局。     

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世纪末的回顾

对世纪人类人口变化最重要和引人注目的内容是战后亚洲的人口转变。而中国的生育率下降所受到的关注可能超过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本文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生育率下降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一、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对比中国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表1展示了1950－1995年中国与发展中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在五、六十年代,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地区相似,生育率水平都很高,而自70年代开始,中国生育率出现迅速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65－1970年的接近6下降到1980－1985年的2．5和1990一1995年的2以下。其他发展中地…     

"发展-计划生育-生育率"的动态关系:中国省级数据再考察

顾宝昌在1987年利用省级数据考察了中国的生育率,通过路径分析得出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对中国生育率都有重要的直接影响的结论.李建民在2004年分析了我国低生育率的经济环境,提出1990年代我国生育率的下降应该主要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基于这些结论或假设,本文利用中国省级数据,再次考察"发展-计划生育-生育率"关系,结果表明在过去30年里,计划生育的作用在下降,而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增强.1970年代计划生育的作用是主导,1980年代计划生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二者的作用基本达到了平衡,而1990年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成为主导."发展-计划生育-生育率"关系呈献出一种动态平衡.     

人口年龄结构对养老保险的影响

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是一种“同期人平衡”方式,同时也是一种“与工作相关联的养老保险”制度.这些特性决定了养老保险与人口年龄结构具有密切关系.本文分析了生育率,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以及退休人口与就业人口之比例对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育率对劳动年龄人口作用的时滞性的存在,使得用提高生育率来缓解养老保险压力的效果具有不确定性;提高劳动参与率只在短期内有利于增加代际转移支付能力;我国近期养老费用总额增加的原因是退休人口与在职人口比例上升,退休金平均水平有下降的趋势.     

人口密度和生育率:一项探索性分析

20世纪是世界人口前所未有的增长期。文章利用世界187个国家1960～2000年(间隔5年)的时间序列资料,结合中国、印度和瑞典的个案分析,着重研究人口密度与人口增长率、生育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密度是除影响人口增长率和生育率下降的社会、经济、文化变量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它直接影响生育率的水平和趋势,在未来人口预测中有必要考虑人口密度变量。中国、印度和瑞典的案例也反映出人口密度与生育率之间的显著相关关系。     

影响中国妇女生育率下降的社会经济因素与对策建议

影响中国妇女生育率下降的社会经济因素与对策建议李宏规，杨恂人们的生育行为是由生育愿望决定的，而生育愿望取决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降低生育率并不是仅仅依靠计划生育工作，从根本上来说，它的下降还是要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要创造...     

中国生育率转变研究综评

中国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实现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转变的事实,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由于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时期正是政府大力提倡和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时期,在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中都存在将这一下降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结果的倾向,而忽视了这一现象背后更加广泛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这既不利于深入的理论探讨,也无助于人口政策的顺利实施。这个问题已引起人口理论界的注意,表现在对中国生育率下降原因的探讨,特别是对生育率下降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文章逐渐增多。本文试图对这类文章作一综述,以期引起人口学界的进一步注意和讨论。     

再论“四二一”结构:定义与研究方法

"四二一"结构是中国低生育率背景下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的一种特殊表达,既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广泛推行对中国家庭的深刻影响,又揭示了中国现阶段婚姻家庭乃至未来人口发展的特点与趋势。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一系列的进展,但在概念界定与使用的方法上仍缺乏共识,导致研究结论的分歧和研究拓展的迟滞。在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形势下,"四二一"结构是研究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问题,以及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变动的一个良好的载体和切入点。     

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完善是我国农村生育率下降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苏南农村人口转变的启示

众所周知,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接近或达到更替水平,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在这方面,城市走在农村的前面,不少城市生育率已达到并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农村生育率虽高于城市,但从70年代起已开始明显下降。我国农村生育率为什么能下降,能否持续稳定下降?农村生育率下降是靠政策威力,强迫命令,“超经济控制”,还是“计划生育超前”,众说纷     

中国90年代的生育水平分析──多测量指标的比较

本文将1997年中国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生育率统计结果与1992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的统计结果进行了一致性比较检验,应用三个不同生育指标对90年代生育水平及其变化原因进行了分析。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指标显示,终身生育水平的下降其实是一个相对均匀变化的过程,常规生育率指标在90年代初的急骤下降及后来所达到的极低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由生育年龄变化影响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