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研究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食品安全涉及人类最基本权利的保障。食品安全是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国民福祉和社会和谐。我国2009年颁布实施的《食品安全法》,从法律层面为食品安全监管提供了依据,但我国食品监管模式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广大民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必须切实加强对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研究。     

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社会共治体系的多维建构

网络食品安全问题对当前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提出了全新的防控命题，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提倡社会共治监管体系，这一监管体系对网络食品安全监管同样适用，但该监管体系应在理念维度、制度维度和主体维度作出相应调整。在理念维度，应该贯彻预防为主的防控理念，采取常态式、全程式、及时性监管形态，将网络食品安全危机及时化解。在制度层面，应当构建动态式社会共治监管体系，在监管模式上应以政府监管为主导，其他监管主体予以协助，在监管的运行方式上，应用“交互式”监管替代“单线式”监管。在主体层面，应引入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监管主体定位，发挥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社会共治体系中的联动性主体地位。     

整体性治理——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新走向

整体性治理是西方国家后公共管理时期行政改革的最新实践成果,其针对政府管理的碎片化和服务的裂解性,提出构建协同、合作、整合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和政府运行模式.这一理论为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低效运行提供了改革思路.首先,在组织形式上,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变革应该在横向和纵向上打破功能分化的组织壁垒,形成统筹协调、密切合作的服务机制;其次在社会参与方面,应该打破政府垄断性监管的局面,将部分监管权力让渡给公民,非政府组织及社会中介,实现食品安全监管“公私合作”的网络监管状态;最后,在供给方式上提倡监管的“一站式”服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域下食品安全监管探析

食品安全不仅是重大的公共安全和民生问题,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为提高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水平,需充分认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面临的新形势,系统梳理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根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从加强监管基础建设、明晰监管责任主体、强化监管技术支撑和完善监管法规与标准体系等方面探寻食品安全监管的基本路径,推进我国食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食品安全战略的实施。     

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的法治逻辑与路径

单一政府监管模式是产生食品安全风险的体制障碍,从单一的政府监管模式走向社会共治模式,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改革的必然选择。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主要由主体体系、行为体系、责任体系以及制度体系构成。推进我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基本思路就是简政放权,强化执法责任,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当务之急就是培育第三方食品安全社会监理主体以及第三方独立检测机构,减轻政府食品安全的监管压力,逐步实现食品安全检测的社会化。同时,建立与完善企业食品安全控制制度、食品安全奖励制度、黑名单制度、信息公开制度以及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媒体监管的法律责任等制度,为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提供制度保障。     

农村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模式及其演变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总体经历了封建时期"无机构、无资金"、民国时期"有机构、无资金"和新中国时期"有机构、有资金"三个阶段,目前,"农民自我供给"的状态基本结束,政府开始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主要存在"政府出资、政府生产"、"政府出资、社会生产"、"政府社会合作投资"、"政府出制度、社会投资"等四种模式。从提高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效率的角度,需要采取措施完善"一事一议"制度,建立"自下而上"的供给决策机制;科学界定政府事权,实现事权与财权的统一;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基于生态系统的电商监管模式研究

对电商加强监管至关重要。电商具有交易场所虚拟化、交易主体和交易活动数字化等特征。这些特征加剧了电商风险，离散化了虚拟社会组织结构，还改变了现实社会的权力版图。针对以往研究的不足，本文基于扎根理论对国内三家典型电商平台进行探索性研究分析，从电商生态系统的视角出发，归纳提炼出由四种可识别的监管行为组合（强制监管、从属监管、平行监管、自主监管）所构成的电商监管模式，并进一步揭示平台企业监管的权力基础、电商监管模式的层次结构、电商监管的全面性及综合性。     

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复合供给模式

在农村文化建设中,政府要积极引导和协调社会各方共同参与农村文化建设,从而逐步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社会联动,市场运作＂的新型模式。政府供给、社会供给、市场供给这三种模式之间是一种互相补充、互相合作、互相竞争的关系。不同的公共文化服务或产品可采取不同的供给主体和供给模式,要充分发挥政府权威供给、市场商业供给、社会自主供给和志愿供给相结合的优势。面对＂政府失灵＂、＂市场失灵＂、＂非政府组织失灵＂,公共文化服务提供需要集三者之长、避三者之短,它们之间的协作和配合可以使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更有效率。     

西方保险监管模式的新发展及其启示

西方国家保险监管模式有两种:英国型的偿付能力监管和日德型的经营行为监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述两种模式出现新的发展趋势:对偿付能力监管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费率监管有放松的趋势。现阶段我国应构建一种适合我国国情并与国际接轨的保险监管模式。     

协同治理视域下国家食品安全监管路径研究

食品安全是民生之本、社会稳定的根基,也是社会和谐、善治的重要标志。在国内食品安全领域,存在监管执行力差、协同监管程度不高、过程监管欠缺、信息共享与披露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其原因体现在监管环境、监管主体的认知和行为、制度等诸多方面。鉴于此,必须从加强法治环境建设、构建监管主体之间的链式关系、组建食品供应链、引导消费者认知的公共性回归、建立食品领域信用系统、推动监管压力传递和推进社会善治等多个方面入手,建构"政府+关联多主体"的协同监管路径,以期实现国家对食品安全的全过程监管。     

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因由政府、市场与农民

政府主导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是为了实现社会产出最大化,市场参与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政府投资与市场投资具有资产专用性特征,双方有合作的动机与行为。而有效合作是通过第三方来实现的。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管机制的建立,应该是以政府主导主体、市场参与主体为主导力量,同时接纳农民受益主体,三者共同参与,以公共事业监管机构为有效治理的组织载体,通过制度内和制度外的监管机制实施对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过程和供给行为实施有效监管,实现约束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动机以及规范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的供给行为。     

关于大庆市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研究

食品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重构在大庆市法治政府建设的现今至关重要.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应当审视大庆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主体、内容与方向,研究其重构的模式与机制,从而摸索出适合大庆法治政府建设的食品安全监管的路径与措施.     

我国食品安全事故的成因分析及监管举措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到严重损害。引起我国食品安全事故的关键所在是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食品生产的垄断性、负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食品安全仅靠市场机制无法得以根本解决。为此,有必要从构建独立监管机构、公共治理模式和行政问责机制等方面采取措施,加强监管。     

行政监管模式变革

传统行政监管模式过份强调通过政府的管制形成有序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这一模式日益遭遇危机,出现了"令行禁止"的治理理想与"禁而不止"的监管现实的矛盾、公众呼唤行政监管与不信任行政监管并存的困境。变革行政监管模式,需要治理主体从一元向多元转化,变外控式的守法模式为内生式的守法模式,监管手段要做到刚柔相济、张弛有度,开发和运用新型管理手段,根据监管领域的特点安排具体的监管手段和方式。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及其监管方略--基于6σ模式及管理工具的综合应用

我国初级农产品生产、食品加工、流通、消费等主要环节都存在安全隐患。其主要原因在于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缺失：部门之间未能做到无缝衔接、相关监管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实践操作层面上监管难度大、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通过6σ模式及管理工具管理工具的综合运用，可以持续改进食品安全监管，提高其针对性和有效性。其主要流程包括定义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的问题、测量相关指标、分析可能的原因并予以改进、总结经验教训、控制整改成果，促进高水平良性循环。     

青海藏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多元化模式探讨

文章在阐述青海藏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价值目标的基础上,提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多元化模式设想:一是政府主导下的"主体共治"型模式,主要讲不同层级责任主体在体现政府"主导"时,通盘考虑利益与成本公平分配以及权责边界;二是市场主导下的"合作共治"型模式,"政府并不保证提供公共产品,政府只能保证公共产品被提供";三是民间主导下的"契约化共治"型模式,在社会治理框架下,生产方、供给方、消费方形成公共文化从生产到分配、到消费的一种契约交易体系。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法律优化研究

随着代表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的大规模发展孕育,而对于这一新兴力量的监管模式必然是要进行改革和创新的。论文在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理论考察的基础上,针对当前我国分业监管模式存在的一些法律问题,提出要制定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主体和强化央行在监管体系的作用等建议,优化完善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进而防控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     

美国《吹哨人保护法案》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启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破解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难题指明了方向,即“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美国《吹哨人保护法案》用“放权于民”的方式,鼓励食品企业员工揭露企业违法内幕以及政府工作人员揭露政府主管人员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的腐败行为,激励消费者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督中去,形成全社会监督食品安全的合力,实现全方位合理监管,这与“小政府、大社会”社会管理模式完全契合。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吹哨人保护法案》来完善食品安全举报人保护制度,以解决当前食品安全监管难题。     

小额贷款公司监管制度及其完善

对于尚处在尝试阶段的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目前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尚不成熟、不科学。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国家层面采取非审慎监管的模式,但因各地发展程度不一,各地方监管规则过于具体,实际上是审慎监管模式,影响了自主性。需要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主体地位,健全监管的法律机制,建立政府、行业、企业、社会多层次的监管体系。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转变的对策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由集体组织提供,农民以集体组织成员身份来获得生活保障和各种公共福利。但农村集体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带来诸多局限,现代农村农民所需的公共服务也远超出了集体组织所能涵盖的范畴。在政府能力日益强大的情况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应采取以政府供给为主导、其他主体为辅助的供给模式。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顺利转变,必须要进行配套制度联动改革,以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