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给事中”一条史料辨误

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一句之后,颜师古有一个注: 应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晋灼曰:“《汉仪注》:‘诸吏:给事中,日上朝谒,平尚书奏事,分为左右曹’”。魏文帝合散骑、中常侍为散骑常侍也。 这一段注文,引应劭的话解释“侍中”,据晋灼引《汉仪注》解释“诸吏”,又说明“散骑、中常侍”的     

论魏晋时期的“散骑常侍”

"散骑常侍"是发端于秦汉,形成于魏晋时期的一个重要官职。最早是作为内侍官而出现的,其职权经历了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可以说,对"散骑常侍"的研究是很重要的,然而有关这个官职的几个问题目前并不是很明晰,比如"散骑常侍"的设置及其选任和职权,"散骑常侍"成为加官,员外"散骑常侍"和"通直散骑常侍"的设置等问题,仍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梳理。     

西晋加官制度之研究

西晋时期,特进、光禄大夫、侍中、散骑常侍等作为加官具有特别的意义,其中特进、光禄大夫作为加官可以提高官员的地位,往往是官员升迁中的重要步骤,而侍中、散骑常侍作为加官一般是对官员的格外优宠,作为加官时,侍中优于散骑常侍,在官员官职变迁时,加官亦随本官的迁转而由散骑常侍变为侍中。     

『员外』的来历

员外是员外郎的简称，是一种官职．有“正额之外”增设之意。三国时期魏末最早设置了员外散骑常侍，晋朝初年又设置员外散骑侍郎．都是皇帝的侍从官。南北朝时，又新设了殿中员外将军、员外司马等。到了隋朝，员外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尚书省二十四司内各司次官。唐、宋、辽、金、元、明、清沿隋制，以郎中、员外郎为六部各司正副主官，员外已身居显赫之位了．虽名为“员外”．其实在编制定员之内。     

庾信

<正> 庾信(公元513——581年)字子山,小字兰成,南阳新野县人。出身于一个有深厚文化教养的世族家庭。父亲庾肩吾是梁代著名宫庭文人,曾作散骑常侍,中书令。庾信自幼天资聪颖,博览群书。15岁作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讲读,19岁做萧纲的东宫抄撰学士。他们父子和当时也在东宫任职的徐摛、徐陵父子都深得萧纲的宠信,并且是萧纲所倡导的宫体诗的重要作家,当时号称“徐庚体”。     

晋宋之际散骑常侍一职的闲散化

东晋安帝前期,散骑常侍一职并没有因部分北府集团军功将领的取得而发展到滥授的程度,但到了后期,刘裕"造宋"事业接近尾声,他大举收缩北府军功将领阵线(迫使他们退居二线,以刘氏宗室、外戚代为出镇地方),出于对这些老将的优抚,刘裕大量加赠散骑常侍一职,这成为一种策略性举措。同时,在事实层面上,刘裕强势的控制使得这些老将散骑常侍一职"顾问、拾遗补阙及平尚书奏事"的作用发挥有限。这样,在主观和客观上,刘裕这种策略性举措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散骑常侍职任的闲散化以及地位的卑轻。     

荣贵一世 萧瑟平生——庾信生平及思想述评

庾信,字子山,南阳新野人。他出生在一个既有政治地位又确文化素养的世族家庭之中。庾信的远祖本鄢陵人,西晋时邑居南阳新野①。八世祖庾滔,随晋元帝过江,官至散骑常侍,领大著作,封遂昌侯。因此,徙家于南郡江陵,居城北三里宋玉之故宅②。高祖庾玫为巴郡太守,曾祖为安西参军。祖父庾易,“志性恬静,不交外物”,“以文义自乐”③。“高尚其道,肥遁居贞”④,一生不慕荣华富贵,不图高官显位,以此擅清名于宋齐之世。     

《魏律》篇目考

《魏律》早已亡失,其内容已不可详考。《晋书·刑法志》记载:魏明帝“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劭”,“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三国志·刘劭传》也说:“明帝即位,(刘劭)出为陈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称之。征拜骑都尉,与议郎庾嶷、荀诜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又《唐律·名例律》疏议曰:“魏因《汉律》为一十八篇。”《魏律》共有一     

“清远有礼”是傅玄树立的德目

本文认为“清远有礼”作为臣节是晋朝散骑常侍傅玄上疏朝廷要求树立的德目。清浊之争自东汉以来成为政权上斗争的焦点,社会公认“清”是正直官僚、士子的形象特征,“浊”是宦官佞臣的标识,“清远有礼”是对直臣全面的道德要求。傅玄认为,“举清远有礼之臣”不仅有利于朝廷做到“教化隆于上,清仪行于下”,而且也有助于改变曹魏政权以来朝野盛行的“虚无放诞”之风,有助于巩固仁义道德之礼防     

苏颋年谱(五)

开元八年庚申(720)五十一岁除礼部尚书,罢政事。正月三日丙辰,褚无量卒,頲作《故右散骑常侍舒国公褚公挽词》。(见《通鉴》、两《褚无量传》、苏頲《赠礼部尚书褚公神道碑》)二十八日辛巳,除礼部尚书,罢相。《通鉴》:“时(宋)璟与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苏頲建议严禁恶钱,江淮间恶钱尤甚,     

刘邵的个性心理学思想举隅

刘邵、字孔才,三国时魏邯郸人,明帝任之为散骑常侍,奉诏作都官考课之法.正始中,执经讲学,赐爵关内侯.所著《人物志》是一部鉴别人物、研究个性的著作.它原为适应魏制“九品中正”察举人材、衡量才德以授适当官职之需.十六国时西凉刘昞为之作注.宋代阮逸评价此书时说:“王者得之为知人之龟鉴,士君子得之为治性修身之檠栝,其效不为小矣.”本文就是就此书(参考刘注)抽绎其中个性心理学思想.     

傅玄小传

傅玄(公元217-278年)西晋哲学家、文学家.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省耀县东南,一说铜川市东南)人.封鹑觚子.魏晋两代他都做过官,曾任教骑常侍,司隶校尉等职.他政治思想较为开明,多有针对时弊的谏议.史载他“性刚劲亮直”,“谔谔当朝”,“使台阁生风”,“贵戚敛手”.他主张“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他博学善属文,精通音律、工篆隶、擅长乐府诗.     

江原常氏家族与家学渊源探微

东汉后期至东晋初期,江原常氏为一方大族,并世英挺,代不乏人,又特以散骑常侍常璩及其《华阳国志》知名于世。本文就江原常氏家族人物进行考定,勾勒出常员一支的谱系,并在此基础上对常璩的家学渊源进行探讨,阐明常宽等家族先贤在治学、思想、著述理念等方面对常璩的深刻影响。     

污淖中的一股清风

世族制度统治下的西晋王朝,是一个贪欲横流,奢风盛行的时代。士族官员聚敛无度,竟相奢华。丞相何曾“日食万钱”,其子散骑常侍何劭“一日之供,以钱二万”,比乃父翻了一番,而且“食必四方珍异”。尚书任恺不甘落后,“一食万钱”,又大大超过了何家父子。至于富商巨贾石崇与皇亲王恺创记录的争豪斗富,更令人瞠目咋舌。在“奢汰之害,甚于天灾”的世风之下,胡质胡威父子洁己克勤,清廉为政,不啻污淖中的一股清风。 《晋书·良吏传》载:胡质青年时代已“以忠清著称”于江淮之间。胡威受廉父的教育熏陶,“早厉志尚”,志存高洁。胡质在荆州任刺史时,     

《华阳国志》简论

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地方志。它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一部重要的史籍。 (一) 《华阳国志》在中国方志编纂史上的地位常璩,字道将,出生于蜀郡江原县(治今四川崇庆县)的一个世家大族。灌县旧志谓常道将废宅在治南三十里,即今灌县太平公社一带,或有所本。其生卒年代无可考,生平事迹史书记载也很少。只知他少好学,后在成汉李势时曾任散骑常侍,掌著作,孙盛称之为“蜀史”。这个职务给了他接触大量文献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的方便,为完成《华阳国志》等著     

东晋王兴之墓志跋兼论及兰亭序问题

一、关于东晋王兴之墓志的补充墓志起数句云:“君讳兴之,宇稚陋,琅玡临沂都乡南仁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琅玡王氏云:“王离二子元、威,元避秦乱,迁于琅玡,后徙临沂,四世孙吉字子阳,汉谏大夫,始家皋虞,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云云。北魏《王诵妻元贵妃墓志》首行云:“魏徐州琅玡郡临沂县都乡南仁里,通直散骑常侍王诵妻元氏志铭。”又北魏《王绍墓志》亦云:“徐州琅玡郡临沂县都乡南仁里人也。”三处所书琅玡王氏居临沂县乡里之名称,皆与《王兴之墓志》相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虽多舛错,此条确属可信。东晋初南迁,     

我国古代朴素的人才心理学——《人物志·九征》心理思想初探

人才心理议题作为现代心理科学的新分支,近几年方见于我国学术论坛。然稽诸我国古籍,朴素的人才心理思想,已见于三国时刘劭所若《人物志》。刘劭字孔才,建安中为吏,魏文帝、明帝时官至散骑常侍,是当时著名学者(其著作大多亡佚)。文帝时,行九品官人法,选择人才,考核名实。刘劭善辨识人才,其《人物志》即为向曹魏统治者提供鉴别人才的原则与方法,以便“劳聪明于求人,获安逸于任使。”故《人物志》实为一部品评、鉴别人才的专著。全书三卷十二篇,著作     

秦汉加官研究综述

加官，即在本官之外另加其他官职。其最早出现时间很难确定，不过，据《秦会要&#183;职官上》：“侍中，……诸吏……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候、将军、卿、大夫……至郎中，无员。多至数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诸吏得举不法……给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皆秦制。”     

魏晋南北朝之集书省述略——以“六散骑”的变迁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时期“六散骑”的出现,改变了秦汉以来谏官不成系统和谏职不明确的局面,在中国谏官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六散骑”的发展,秦汉为萌芽时期、魏晋为发展完备时期、刘宋以后为没落时期。刘宋朝集书省的出现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     

新旧《唐书？地理志》各州领县户口系年考--从州县建置的角度

《旧唐书？地理志》多数州府均有两组领县和户口数字,分别记为“旧领”“天宝领”,个别府州另有记为“天宝后”“领县”“元和领”“今领”的领县情况。根据州县建置及变动情况,可将这些不同时期的领县及所领户口的年份大致推定为：“旧领”为贞观十三年,“天宝领”为天宝十三年,“天宝后”为天宝十四年至乾元年间,“元和领”为元和十四、五年,“今领”为大中后至光启三年,“领县”多为天宝末至宝应年间。《新唐书？地理志》各州只有一组领县和户口数字,除京兆府下有“天宝元年领县”字样外,其余州府均直接记为“领县”。《新志》所记户口与《旧志》“天宝领”所载户口数大同小异,应是同时期户口数据,但是领县年份却与户口年份不同,《新志》各州领县时间当为天祐三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