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就"国民性"问题与摩罗先生商榷

摩罗先生一直以来都是笔者由衷崇敬并喜爱的作家.但本文却是从反面对他的一篇文章提出一点商榷意见.不久前,摩罗在柏杨逝世之际发表<但愿柏杨的时代就此结束>一文,对鲁迅和柏杨的"国民性批判"思想提出质疑和批评.……     

老舍创作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老舍创作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思考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提出了现代性的国民人格建设理想 ;二是对敷衍、自甘堕落等国民“劣根性”作了揭露和批判 ;三是揭示了传统国民性“家国一致”的理想人格的悲剧内涵。老舍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关注不仅在于批判国民性 ,而且在于建设国民性     

关于国民性之"在"的追问

20世纪西方国民性研究的根本缺陷,是缺失对国民性之“在”的形而上追问。国民性之“在”是本体论问题,它关注国民性的存在一般,而不是某种特殊的国民性之有无。这个问题的内涵有两个方面:其一,国民性是否存在?其二,如何确证国民性的存在?国民性是民族文化的主体存在方式,它表征着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客观性和特殊性,就是国民性之“在”的本体根据。国民性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或者是“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而是由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正是民族文化特殊性的人格表征,赋予了国民性以普遍性的规定。国民性(或民族性),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共同创造民族文化中被一同创造出来的,是世代积淀和不断内化、传承、嬗变的产物。因此,国民性不是类概念,而是集合概念;不是量的概念,而是质的概念,尽管它通常总是与多数人联系在一起。决定一种人格是否代表国民性,从根本上讲,不取决于它被多少人拥有,而取决于这种人格能否满足既定文化对人的内在要求,取决于这种人格是否表征了文化的特殊性。     

论郭嵩焘的“人心风俗“思想

郭嵩焘在办理洋务、出使西洋的过程中,初步分析、引介了“开放”、“求实”、“重商求利”等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并以此为参照标准,批判了“闭目塞听、妄自尊大”、“粉饰作伪”、“虚文”、“浮躁”等中国传统的落后社会心理,为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李大钊的农民国民性改造思想

面对中华民族的危亡,李大钊不断思索救国道路。大多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反思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现实时,都将国家的积弱归结于国民素质的低下,因此一股国民性改造思潮随即涌起。李大钊也根据中国本土实际,与外来先进思想碰撞得出自己的中国农民国民性改造思想。当很多人在对比西方民主科学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都倒向西方文明,而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明,竭尽全力去挖掘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时,李大钊却以“民彝”思想、调和思想来构建自己本国国民性改造思想。李大钊认为改造的主要对象是占国家人口多数的农民,改造的主体是青年知识分子,并提出了有中国特色国民性的改造目标及由渐进到彻底的改造方式。当今对李大钊农民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思考有其积极意义。     

说《说“面子”》

本次笔谈组织了一批论述鲁迅国民性批判现实意义的文章。文章或从我国客观的社会环境入手，分析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之当代影响的原因；或从理性和宗教的视角出发，指出理性精神和宗教信仰的缺乏是造成国民性弱点的重要因素；文章还就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具体内容，紧密结合当今社会道德滑坡等现象，从不同方面对不良现象进行针砭，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意义。     

历史不了情:阿Q精神话题的“当代性”

在百年中国新文学的行进途中 ,阿Q作为被改造的“国民性”的一种文化原型 ,被不断地读解、模仿、再创造 ,透发着延绵不断的“当代性”信息。第一个十年中以文学研究会乡土作家群的作品为代表 ,其阿Q相多系对阿Q原型的不断补充和反复昭示。 3 0年代的老舍、巴金、张天翼等塑造的多系市民阿Q ,为阿Q精神话题开拓了新的疆域。抗战时期在姚雪垠、老舍、路翎笔下出现的阿Q多有觉醒的契机 ,但深入骨髓的文化惰性仍然扼住了他们的新的人格的形成。高晓声、林礼明、刘震云等新时期作家笔下的阿Q则多带有“阔起来”和“爬上去”的特点 ,为国民性改造提出了新的课题     

说,还是不说?——也谈鲁迅的“国民性”思想

本次笔谈组织了一批论述鲁迅国民性批判现实意义的文章。文章或从我国客观的社会环境入手,分析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之当代影响的原因;或从理性和宗教的视角出发,指出理性精神和宗教信仰的缺乏是造成国民性弱点的重要因素;文章还就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具体内容,紧密结合当今社会道德滑坡等现象,从不同方面对不良现象进行针砭,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意义。     

论理想人格与教育目的的“国民性”之维——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伦理学省察

转型期的中国正面临着理想人格失落的危机,而理想人格的形塑对一个民族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本文通过对“理想人格的近代裂变”和“教育目的现代转换”的研究,探究蕴含其后的伦理精神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变迁,力图从伦理学的视角省察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考量理想人格与教育目的的国民性之维.     

说，还是不说?——也谈鲁讯的“国民性”思想

本次笔谈组织了一批论述鲁迅国民性批判现实意义的文章。文章或从我国客观的社会环境入手，分析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之当代影响的原因；或从理性和宗教的视角出发，指出理性精神和宗教信仰的缺乏是造成国民性弱点的重要因素；文章还就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具体内容，紧密结合当今社会道德滑坡等现象，从不同方面对不良现象进行针砭，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意义。     

如何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兼论近代中国教育现代性遗存的问题

遭遇天崩地裂的近代中国,同时迎接着西方现代性的全面入侵,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迅速转化为更为具体的两种措施:改造中国和改造国民性.“如何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正是在近代中国人遭遇严重的人生问题与意义危机时萌生;在救亡图存的出路探寻中并轨于以“革命”为核心的改造中国的历史潮流;并在先进的中国人对时代新人的设计中完成思想发动和理论准备;却又终止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因而,“国民性改造”的近代任务直接延续为当代使命,并遗存在现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创新的历史重任中.     

论严复对国民“恶根性”的批判与改造思想

在清末改造国民性思潮中 ,严复首次提出了国民“恶根性”问题 ,本文从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及改造方法等方面对戊戌时期严复关于国民“恶根性”的批判与改造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文章认为 ,严复站在中西对比的高度对国民“恶根性”表现的分析只是对国人中某些阶层、群体存在的“恶根性”的批判 ,对其形成原因所作的探讨则是比较深刻的。他主张改造国民“恶根性”从改造传统教育着手的思想虽然只是站在传统经济结构、政治文化基础上的反传统 ,具有片面性和不彻底性 ,但仍然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     

"国民性":一个持久性话题

自近现代以来 ,“国民性”已是一个百年话题。尤其是“改造国民性”痼弊与“立人”理想是鲁迅先生执着一生的核心思想。话题持续到今天 ,在商品经济社会 ,“人性———国民性”更是国家发展的关键要素 ,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另辟道路,另造环境”——兼论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范式之转换

1918年前后,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早年毛泽东实现了国民性改造范式的转换,表现为:国民性改造思想的理论基础的转变;批判理性的成长;立无产阶级新人目标的确立;“取阶级斗争”的国民性改造方法选择。     

“爱国主义”没有错，“学理疏漏”方为错——评析摩罗《中国站起来》

2010年初,摩罗先生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他的新书《中国站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摩罗在此前创作的《耻辱者手记》等著作中,曾坚定主张继承五四传统和鲁迅精神,对“耻辱”的奴性主义中国文化极尽批判,对具有尊严感的西方文化不吝颂赞。而在《中国站起来》这本书里,摩罗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世代相续的系统工程——由“现代化与人的素质”重提文学与“改造国民性”问题

中国近代以来 ,从龚自珍、梁启超到鲁迅 ,不少文学先驱者普遍认识到了中国现代化的出路主要是人之觉醒的程度和人的素质的优劣。以鲁迅为代表 ,作家们企图通过文学启蒙和“改造国民性”而实现提高国人素质的追求 ,确实不遗余力。鲁迅不仅调动了最得心应手的文学形式 ,而且始终抓住了心理的层次 ,在传统文化对现实中国人的精神养成的历史底蕴上深入开掘 ,发现了包括“自我”在内的国民中的一系列劣根性。这一“未竟事业”在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中 ,仍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     

战国策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严酷的国际竞争局势,战国策派学人提出了其改造国民性思想:把官僚化、文人化、乡愿化、阿Q化的“柔道的人格型”改造为具有柯伯尼宇宙观、战士式人生观、“忠为第一”、文武并重的“刚道的人格型”。战国策派还试图往文学艺术中灌注“悲剧精神”和“民族意识”来促进国民性的改造。战国策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重庆抗战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     

近代来华西方人对中国国民性的评析

近代来华西方人对中国民族性格发表了各种各样的看法 ,既赞扬和肯定了中国人的一些优秀品德、特性 ,又剖析了中国国民劣根性 ,指出了中国民族性格的多面性、矛盾性 ,并对中西国民性进行了比较。“西方视野里的中国人形象”总体基调是不高的 ,但它是我们必须照察的历史镜子 ,可“借别人的眼光加深自知之明”。     

精神创伤的升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的心理因素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与其少年时代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少年时代的家庭变故使鲁迅的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他过早地承受着疾病、死亡的沉重压力 ,他对于人生的第一感觉就是人性的冷酷与残忍。在当铺与药铺之间 ,鲁迅成为“示众”的材料 ,并形成“示众 /吃人”情结。这一心理情结影响了鲁迅人生道路的选择 ,并促成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论现代化转型中的国民性观念:以林语堂为个案

从近代到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中国寻求现代化道路,国民性问题的探讨持续不断。随着西方现代文明价值体系下的国民性观念的逐步深化,诸多"五四"知识分子将国民性改造的目标指向了国家民族的现代化。而"五四"的激进时期之后,林语堂反思过于倾斜的中西文化关系,在30年代对国民性问题的看法发生变化。林语堂将国民性问题的领域由政治转向文化,将关注的对象由群体转向个体,参照的体系标准由西方转向了中国。林语堂所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国民性观念的转变,显示出传统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步认识自身,主体意识逐步觉醒,在构想现代国家中开始塑造中国的文化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