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蚕食”反“封锁”斗争

1941年以来在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部领导下,山西抗日根据地军民针对日军疯狂的进攻和屠杀政策,开展卓有成效的政治攻势和反“蚕食”、反“封锁”斗争,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充分显示了中共领导的人民战争的伟力。     

反“左”与反右的辩证法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受到“左”与右两方面的干扰．邓小平同志由此提出了反“左”与反右相结合的辩证法思想．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同时在反“左”时警惕右,在反右时警惕“左”,坚持反“左”与反右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投降斗争

抗战期间,随着日军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国内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形形色色的投降活动,分裂抗战阵营,加剧了抗战的艰巨性。针对各种投降卖国活动,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有力地维护了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挫败了投降主义的阴谋,为赢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新时期党内的反倾向斗争

正确开展党内反倾向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要求 ,本文初步总结我党在新时期反倾向斗争的历史与经验后认为 ,开展反倾向斗争 ,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坚持“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 ,坚持正确的原则和方法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论邓小平反倾向斗争的重要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是极不平凡的八十年。八十年辉煌而曲折的历程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也遭受了令人痛心的损失 ,其中来自党内的“左”右倾错误思想曾一次又一次使中国革命和建设陷入绝境 ,付出沉重的代价。历史是一部教科书。认真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 ,深入学习和领会邓小平关于反倾向斗争的重要思想 ,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日机对重庆的“战略轰炸”和重庆的反空袭斗争

日机对重庆的“战略轰炸”和重庆的反空袭斗争温贤美一、日机对重庆“战略轰炸”计划的出笼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军攻占武汉后，中日战争开始了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已无力对华开辟新战线涸内既无兵力增援，在华的陆军又不能从武汉向酉，越过险要的大巴山和巫山山脉去攻打...     

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探讨——兼论“左”的反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根源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殊的经济构成和阶级构成 ,决定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可能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这个特点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历史新阶段的主要矛盾。民主革命胜利以后 ,社会生产力落后 ,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 ,就成了主要矛盾。弱小而又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 ,不可能成为主要矛盾的一方。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 ,阶级斗争思维的惯性作用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规模和消极面估计过头 ,以非民主的心态看待政治生活中的不同意见 ,导致“左”的反资阶级斗争扩大化。     

论自然主义文学中的“反英雄”形象

自然主义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基本表现形态已经不再是在"典型环境"中产生的"性格典型",而是源于生命本体的"气质类型"。在传统西方文学叙事所带来的卡通式的人物世界,里面满是傀儡、木偶般的"英雄"、"巨人";在自然主义文学叙事中,"英雄"陨落了,"巨人"坍塌了。西方文学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现代演进,显然是从自然主义文学这里开始的。     

论邓小平反倾向的理论与实践

本文阐明“左”右两种倾向的涵义 ,集中论述了邓小平的反倾向思想的内容 ,重点分析了我国目前重点防“左”反“左”的原因 ,并总结了我国在反倾向尤其是反“右”防“左”实践中的经验     

建立反“和平演变”的工作机制

对我国“西化”、“分化” ,实行“和平演变” ,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始终奉行并长期实施的既定战略。在反对“西化”、“分化”问题上 ,我们党做过大量的工作 ,也积累了不少斗争经验 ,维护了党的执政地位 ,确保了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来观察、思考问题 ,也不能否认 ,在反对“西化”、“分化”问题上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时紧时松的一面。每当国家出现重大事件或危机时 ,对这个问题就抓得很紧 ;而当形势好转时 ,就仅把这个问题当成一句口号 ,有时连口号也不提。可以说 ,缺少一个战略规划 ,缺乏一贯性。我们要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高度 ,充分认识“西化”、“分化”与反“西化”、反“分化”斗争的严重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建立反“和平演变”的工作机制。     

任弼时对纠正解放战争时期土改“左”倾错误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领导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时曾出现过严重的“左”倾错误。任弼时从划分阶级标准、保护中农利益、保护私营工商业、区别对待地富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正确的理论和政策,努力纠正“左”倾错误,为土改的胜利完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任弼时百年诞辰到来之际,深入研究任弼时纠正土改中“左”倾错误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期反倾向斗争的内在逻辑

新时期反倾向斗争的重点从纠"左"开始,经过一次主要反"左"--拨乱反正,一次主要反右--平息政治风波两大中介之后,回到原来的逻辑出发点,得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逻辑结论.本文试图对这一逻辑发展作一历史考察.     

华北敌后战场的小学“伪化”与“反伪化”斗争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伪在华北敌后战场持续发动政治攻势,并加大对小学学生与教员的思想洗脑与政治控制,妄图使其服从日伪领导,是为小学“伪化”活动。部分学童受到蒙骗,沦为日本侵略者的马前卒。中共有针对性地完善教育系统、开展灵活教学,并加强对日伪小学学童与教员的政治争取,是为“反伪化”斗争。在中共的努力下,多数学童政治觉悟提高,广泛参与社会动员、社会教育、抗敌宣传工作,有的还投身抗日一线。“反伪化”取得重大成果,为中共日后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左”倾思想论析

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大革命时期在中共党内不仅有严重的右倾思想，而且也存在着“左”倾思想。其突出表现为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混淆；其核心内容是以反对资产阶级为基本特征的阶级斗争思想。“左”倾思想起始于中共“四大”，强化于五卅运动，后经近一年的沉寂，全面回潮子1927年大革命的后期。在中共党内，瞿秋白是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究其产生的思想原因，除了受共产国际决议、指示影响外，主要是中共对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主力军、阶级斗争等问题的理解有误或不够准确。     

论中共党内的“左”倾民粹主义

中共党内的＂左＂倾民粹主义,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对象,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抱有高度恐惧和敌视;二是对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革命性的过分强调,忽视了他们在革命高潮中体现出来的激进性、狂热性和绝对平均主义倾向;三是对土地平均问题的过分强调,在土地革命中表现出严重的绝对平均主义,在土改运动中体现出农业社会主义色彩。中共党内的＂左＂倾民粹主义,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它没有系统的组织化的民粹派,也没有系统的民粹主义政治思想,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不自觉的民粹主义思想倾向和情绪;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主流来说,民粹主义居于思想的次要地位,只是表现为一种思想潜流,这种潜流往往是在革命的高潮中,尤其是在＂左＂倾思想泛滥时集中呈现出来。在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参加革命的过程中,民粹主义主要体现出正面的积极作用;当革命处于激进的高潮时,民粹主义便展现出负面的消极影响,严重地危害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左”的深层本质与思想根源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功绩在于纠“左”,但防“左”的任务仍然摆在我们面前。深刻认识“左”是有效防止“左”的前提。本文认为：“左”的深层本质是否认差别的一元主义,是排斥自由选择的权威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狂热相比,“左”更接近封建专制;与其说它是理论脱离实际,不如说它是渗透于实际生活的所有领域以求打翻一切异己的理论。从这样的认识出发,防止“左”的真正有效的途径,就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所内涵的自由创造的思想旗帜,弘扬多样统一的基本价值,保护社会成员表达和选择的平等权利     

论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的四重意涵

历史和现实中的斗争样态繁杂,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有着自身独特的意涵。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是一种精神,无私无畏者才能斗争;是一种责任,敢于负责才叫真斗争;是一种格局,是局部服从大局的斗争;也是一种手段,是维护团结发展的斗争。正是因为我们党的斗争具有这样的特质,敢于斗争才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和政治优势,成为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     

重评陈独秀大革命中的纠“左”问题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三次纠“左”皆是无可厚非的。国共两党关系过早的破裂,主要是由于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激化了两党矛盾。而大革命的失败,关键在于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军队。陈独秀的右倾,不在于对“左”倾现象的纠正,而是不敢组建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中。只有以军队领导权、统一战线、群众运动为序处理好三者的关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学习邓小平反右防“左”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本文从分析“左”和右的思想表现及危害谈起,肯定了邓小平“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重点是防止“左”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指出了保证我们党实现正确思想政治领导的途径。     

论牛顿的反形而上学斗争

17- 18世纪 ,欧洲哲学史上经历过一场持续的反形而上学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一场反形而上学斗争是由牛顿开启的。其直接动因虽然在于满足当时科学发展的需要 ,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满足这种需要。这一场反形而上学斗争是从中世纪神学到西方当代哲学的转折环节 ,它代表了当时的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但是 ,牛顿的反形而上学斗争的意义由于黑格尔的贬斥和恩格斯继黑格尔之后对牛顿的批评 ,以及对恩格斯的这一批评的不适当的强化和延伸而被低估甚至抹杀了 ,这无论是在哲学理论上还是在社会实践上 ,都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今天 ,重新回顾这一场反形而上学斗争 ,无论对我们的哲学理论研究还是社会实践探索 ,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