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研究:动因、模式和路径选择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创新是对自治地方政府行政环境的能动反应.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环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外部环境.对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模式的选择应该是在继续坚持"行政-控制型"模式的情况下,采取"行政-控制型"模式和"规制-服务型"模式相结合,并最终过渡到"规制-服务型"地方政府管理模式.通过体制创新,创建与自治权利相衔接的政府管理体制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基本任务.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突破口,就是需要中央政府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职责和权限进行双向调整.     

厦门市思明区政府管理创新的实践

随着"新公共管理"或"再造政府"运动的展开,改善和提高政府绩效作为政府再造的重要内容和根本性措施在各国政府部门中得到广泛研究和运用.厦门市思明区政府就秉持了这一理念,积极探索创新.思明区政府着力于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模式创新、管理手段创新、成本管理创新和政绩评价创新,来打造具有城区特色的公共管理新体制和运作模式的绩效型政府.     

地方政府土地管理模式更新——农民参与的视角

土地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与土地有着最为直接利益关系的农民,其参与土地管理决策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对于维护自身利益和土地可持续发展具有双重意义.然而,当前地方政府土地管理模式中却存在着农民参与有效性不高的问题,这既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也对土地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地方政府进行土地管理模式的更新,即通过制度创新吸纳农民参与到土地管理决策中来.     

县级政府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实证研究——以云南省开远市为例

县域社会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的加速发展,使以往县级政府的社会管理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加快县级政府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迫在眉睫。本文以云南省开远市为个案,试图对该市政府的社会管理模式创新实践进行深入剖析,从理论上概括和总结出对边疆县域社会管理改革具有一般性指导意义的经验。     

试论社会管理创新和公民参与的作用及实现

当前形势下加强社会管理已经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任务,要求实现社会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创新。其中,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到政府的社会管理之中,是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和解决诸多社会问题不可忽视的方式。     

政府微博与公共能量场契合析论

公共能量场是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核心,其主旨是关心公共事务的公众和政府在这里平等对话,达成一致的公共政策.中国政府微博与公共能量场理论恰相契合,为公众利益的表达和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在网络信息化时代,以公共能量场理论为参考完善政府微博,从而使政府微博更有效地发挥公共能量场的效用,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实现民主行政.     

整体政府:分割模式的一场管理革命

以分工为基础、以各司其职和层级节制为特征的传统官僚制.日益导致了行政业务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各地方政府之间、垂直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各行政层级之间的分割.形成了"碎片化"的分割管理模式.随着网络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这种管理模式的缺陷日益凸显,既妨碍了政府整体效能的实现、加大了部门间协调的成本,又妨碍了服务政府的建设、给公众办事带来了极大不便.整体政府就是针对分割和"碎片化"问题产生的一种新型的政府管理模式和运作机制.整体政府以元素服从集合、部分服从整体的系统论为核心理念,以业务协同和资源共享为特征,以目标、机构、资源、业务、服务及其提供途径等要素的整合为内容,以网络信息技术为支撑.整体政府是当代行政改革的新理念,是变革分割管理模式、实现"跨部门协作"的一场革命,是21世纪公共服务改革最迫切的需求,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     

论"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及其改革路径——"整体型政府"的分析视角

"碎片化"指向的是政府部门内部各类业务间分割、一级政府各部门间分割以及各地方政府间分割的状况."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并有其独特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以专业分工、功能分割、层级节制为特征的"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在工业化时代体现了效率和理性,但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遍应用以及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提出和践行,该管理模式日益暴露出其固有的弊端. "整体型政府"正是针对政府管理模式中日益严重的"碎片化"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构建整体型政府需要从机构、信息资源、业务流程、服务与沟通渠道等方面加以整合.     

构建治理型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机制的基本途径

构建治理型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机制是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模式创新的内在要求,其实现的基本途径在于改善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责任配置机制、健全地方政府公共事业发展经费保障机制和完善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内部成本控制机制。     

经济社团的自组织与创新发展——兼议福建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的革新

经济社团既是经济主体的利益共同体,又是联结政府和单个市场主体的中介.我国经济社团的发展是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主要承接了政府部分经济管理职能的转移.在“三会合一”基础上新组建福建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其宗旨是服务企业实现发展梦想,推动政府创新管理模式,以八个专业服务委员会为载体,在服务职能、形式和手段上的革新发展,符合我国经济社团发展的客观需要,未来需进一步完善其作为省级经济类社会团体业务主管的职能.     

英汉语中“色彩词”的理解与翻译

在英汉两种语言里 ,都有很多表示色彩的有趣词汇 ,它们在文学作品里以及人们的生活中都起着很大作用。本文试图对英语中几个最常见的表示色彩的词 :red ,black ,white ,blue,yellow ,green加以探讨 ,指出它们在不同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环境下所包含的不同含义以及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它们。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Horizon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的Ho-rizon是狭隘的、“平面”的。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运动进展的一个维度,就是这种Horizon不断被扩展: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因素补充进去,提出了“视域交融”理论;海德格尔则对Horizon作了一种立体的扩展,Horizon成了人们存在的境域;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指出厚度、身体、他者等不可见者都是我们存在的Horizon,丰富了存在的理论;德里达则批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将不在场纳入Horizon之中。Horizon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现象学的特质。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中国哲学"和"Philosophy"

随着众多学者对中国哲学研究现状不满足感的日益增长 ,试图改善它的期望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了。这也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在通常情况下往往不会去考虑的问题 ,即重新认识我们所从事的中国哲学研究这项工作“自身”的性质 ,反省和检讨我们对它所采取的各种研究方式及其有效性。我们之所以愿意参与到这项反思工作之中 ,是因为我们也感到困惑和不安 ,并渴望找到一种新的重大途径和方式。不管问题是以什么尖锐的形式提出 ,甚至是让中国哲学经受一次被审问的严峻考验 ,但我们确实需要触及问题的要害 ,并最终使中国哲学获得新生。正是基于这种意图和目的 ,在姜广辉等先生的筹划下 ,2 0 0 3年 11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西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江西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等单位协办 ,在北京召开了“纪念侯外庐百年诞辰暨中国思想史学术研讨会” ,学者们围绕作为会议主题之一的中国哲学的困境和正当性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设性意见和见解。这里发表的一组文章 ,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希望能引起大家进一步的关注 ,并参与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